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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结构及其演变(1967-1973)

更新时间:2018-10-16 22:15:09
作者: 陈明明  

  

   摘要: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群众组织的代表、原党政领导干部的代表和驻地军队的代表。革命委员会的筹建以及是否得到中央的承认和支持,从而作为一个享有权威进行地方治理的国家机构,理论上取决于它能否落实“三结合”的方针,能否维持这三种力量在权力结构中的平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表明,这三种力量的平衡是相当脆弱的,“造反者”的代表从来没有真正在这种“三结合”体制中取得自己的地位,在经过“军管政府”主导的阶段后,权力回到了这个“大革命”原来力图排斥和整肃的前党政官员手中。革命委员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为“大革命”的失败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

  

   引言

   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地方国家机关重组的产物,革命委员会起于1967年“一月风暴”为肇端的夺权运动,终于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若干规定的议案,在这个议案中,革命委员会更名为地方人民政府,而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初才撤消。本文对革命委员会考察的时间下限所以到1973年,是因为这一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反映了自林彪事件后党内健康力量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干部政策的落实,试图恢复政治生活常态的一个趋势,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受到打击和排斥的一批党政官员相继回到了领导岗位,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革命委员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一年多以后,这个一度被视为“临时权力机构”的地方政权设置,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载入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七五宪法),确立了它的正式的法理的身份,但在“大革命”所余不多的岁月里,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及其实践其实并没有比它兴起时期的制度表达提供更多的东西。

   革命委员会是在“大革命”摧毁“旧制度”的过程中面世的。所谓“旧制度”泛指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形成的权力秩序,包括社会政治规范、行政组织、管理机构和思想观念,这些东西被认为已经严重束缚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成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革除的对象。其中,官僚制度被视为“旧制度”的核心支柱。在毛泽东看来,“旧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民主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党内逐步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或集团,他们革命意志消退,养尊处优,在思想感情上和群众格格不入,严重脱离群众;第二,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或集团构成官僚制度的主体,他们在经济和管理方面倾向于“专家治国论”,排斥基层群众的参与,精英流动、政策制定和评价体系方面形成了封闭的内循环;第三,他们最终蜕变为党内政府内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和工人农民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之中。文革前数次政治运动(如“四清”、“五反”)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找到一个根本的方法,因此有必要自下而上发动一场“大革命”,以重建符合革命理想的新的国家机器。

   在毛泽东的构想中,这个新的国家机器应可最大限度容纳和发挥群众的主动参与,其日常管理废除繁文缛节而实行精兵简政,其制度精神体现内部的民主决策和外部的民主监督的结合,其组成直接来源于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而不能是一个纯粹由职业官僚——即便是革命化的官僚阶层——构成的国家机构,否则不能有效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因此它的权力结构一开始就被设想为一种能够保证满足“克服官僚主义”和“密切联系群众”的目标要求的混合性的体制结构。毛泽东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所谓“三结合”是指这个地方国家机关“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表明,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结构在“大革命”逻辑的作用下不久便趋于解体:首先是革命委员会早期过分呈现的群众派系激进色彩不适合高度集权管理的需要,导致“群众组织负责人”(造反派)的出局,“缺一不可”的“三结合”由此变为“二结合”;接着是革命委员会的“军管政府”特征和党国政治的一元化逻辑发生尖锐的矛盾,结果随着林彪事件的出现和“三支两军”的检讨,掌控地方大政的军人终被陆续召回军营,从而使“三结合”的权力结构又缺了一角;最后是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逐渐转移到文革初被视为“旧制度”的维护者和受益者而备受冲击、文革中表示俯首臣服“回到正确路线”因而得到解脱的“革命领导干部”手中。至此,“三结合”蜕变为“一结合”,权力走完了一个轮回,革命委员会权力结构向“旧制度”的某种回归,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个“大革命”的乌托邦想象和实践的困局。

  

一、“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政治、组织保证”

  

   毛泽东的“三结合”方针,就思想来源看,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可以追溯到毛早年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在1919年7月至8月间先后三次发表于《湘江评论》的以《民众的大联合》为同一标题的文章中,毛泽东就指出,在争取民权和社会组织的斗争中,学生、商人和工人必须统一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改造力量。这个观点在193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而给延安的报纸撰写的文章中被表述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有赖于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工农大众的结合是五四运动的方向,也是中国革命的方向。这种各个革命阶级、阶层相结合的观点落实在政权构成上就是延安时期实行的抗日民主政权“三三制”原则,直到1940年代后期,因战争动员而突出农民地位的解放区政权仍然强调“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共产党开国建政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央与地方政权可以说延续了各革命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相结合的传统,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权。1957年以后,政权的统一战线色彩已经所剩无几,原来的阶级结构简化为工农两大劳动阶级,但是,不同社会力量和职业成分的相互结合以保持权力结构的代表性和活力的思想仍被延续下来,只是它们已经被作为劳动人民内部的不同部分的交汇融合,不再具有原先的统一战线的性质。例如在著名的“鞍钢宪法”中把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模式,在学校中倡导发挥学生、教师和教学管理辅助人员共同开展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在各级领导机构中推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年龄和经验结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强调“工农兵”三足鼎立的主体地位,等等。“三结合”在这里已经成为一种管理活动中贯彻“群众路线”的思想、工作方法。

   在革命的语境中,只要需要,这样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工作方法很很容易重新激活为政治夺权斗争的行动策略。作为地方新政权的革命委员会“必须实行”“三结合”的构权原则,无疑反映了中共革命史上的政权建设以及建政后的日常管理实践的传统,但更主要的是,它是以传统的话语形式试图合法地表达新的条件下权力结构变动的欲求,是和文化大革命展开夺权斗争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直接相关的。这两者间的联系在1967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中有一个颇为理论化的表述:“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作为我国现代革命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是这样,使我国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这样。1967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

   按照当时的运动指导理论,196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全面夺权,“不是自上而下的撤职和改组,而是由毛主席亲自号召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夺权运动为什么不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主导下的权力的和平更替(采取组织方式)?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认为大多数的单位和部门的权力已经“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官僚体制相当一部分已经发生“变质”,成为压制劳动群众的对立物,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组织手段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打击的重点对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主资产阶级,而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走资派”赖以产生并力图维护的基础则是这个所谓“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制度。在庆贺他73岁生日召集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部署1967年的“全面阶级斗争”时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要搞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国家机关——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因此,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和意图,《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提出: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既然被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盘踞的一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作为毛泽东经验和想象中的一个最广大群众参与其中的“阶级革命”,它不能是某一个组织、某一支力量的单枪匹马、“唯我独革”的行动,也不能是由某一个组织、某一支力量对“革命果实”统揽专有、独享其成的结局。从前者出发,必然要求“联合行动”,从后者着眼,必然强调“团结多数”。在这篇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夺权方法论的社论里,“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被归结为“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夺权斗争的阶段,革命群众团体必须实行大联合。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就不可能胜利地完成夺权斗争,就是夺回了一些权,也还会丧失。

   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整顿思想,整顿队伍,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中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

   社论告诫这些夺权者要能容纳不同的组织和意见:

   革命群众组织夺回了某些部门的权力,本身的地位就随着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候,一些同志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发作。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夺了权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负责人,对待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应当采取团结的方针,争取大多数,而不能排斥大多数。这样做,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新秩序。

   社论还不同寻常地专辟一节谈到领导干部问题:

   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要相信他们。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是拥护和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拥护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

可以说,2月3日的《红旗》杂志这篇社论已经给出了新政权建设的基本架构,到第二个月底,3月30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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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党史研究资料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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