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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功:核武器、美苏关系与冷战的起源

更新时间:2019-11-11 07:24:00
作者: 赵学功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两国联手研制原子弹,由此确定了双方对核武器的垄断。虽然美国政府主要出于减少美军伤亡和加速战争进程的双重需要对日本实施了核打击,但此举对美苏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围绕着核武器垄断与反垄断,美苏之间展开了激烈较量。美国将原子弹视为实现政治和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对苏政策愈发强硬;而苏联则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加紧核武器研制。尽管出于政治和宣传需要,双方都表示赞成对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但实际上双方立场迥异,且互不让步,最终导致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以失败告终。核武器虽然并非冷战的产物,但在促使战时美英苏同盟瓦解、冷战发生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关 键 词:核武器  原子外交  冷战起源  原子能国际控制  美苏关系

  

   对于冷战的起源,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意识形态、地缘对抗等方面,从核武器这一视角来揭示这一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且限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论述不够深入,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①国外相关研究集中在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这一问题上。在冷战研究的传统学派看来,核武器与冷战的起源并无关联,美国对日使用核武器旨在减少美军伤亡,缩短战争进程,完全出于军事需要,冷战起源的根本在于苏联的对外扩张和对西方深深的敌意,不论美国采取何种政策,包括就原子能事宜尽早与苏联磋商,都不能阻止冷战的发生。②修正派则认为,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实际上对准的是苏联,在军事上是“完全不必要的”,更多地是出于政治考虑,旨在通过核威胁来促使苏联在东欧问题上作出让步,冷战由此肇始。在修正派代表性人物阿尔普罗维茨看来,是杜鲁门改变了其前任政策,转而对苏采取强硬态度,才使得美苏同盟关系瓦解。伯恩斯等学者甚至称,罗斯福在原子能问题上并没有采取完全排斥苏联的政策,之所以在美英垄断和国际控制两种方案间举棋不定,为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持行动的灵活性,并增加与苏联谈判的筹码。③长期以来,两派各持己见,争论不休。④应当说,双方的观点和看法都有失偏颇,值得进一步商榷。对于战后初期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不少西方学者都给予很高评价,认为美国对这一问题采取了“现实主义政策”,“巴鲁克计划”是基于威尔逊国际主义观念而提出的构建战后新世界秩序的思想。这些学者将双方谈判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苏联,指责苏联一方面加紧核武器研制,一方面为了避免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并为扭转因原子弹而造成的美苏军事力量失衡赢得时间,因而在联合国与美国展开了一场外交游戏和宣传战,由此导致冷战的发生及双方核军备竞赛的开始。⑤《原子弹与冷战起源》是西方学者近年出版的研究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著作,使用了美、苏双方的一些新材料。该书批评苏联的外交政策和一些做法,认为核武器在美苏冷战起源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指出苏联领导人采取一切手段不遗余力地研制核武器,是美苏关系出现紧张并恶化的重要原因。该书否认罗斯福政府或杜鲁门政府对苏实施“原子外交”,认为冷战起源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应由苏联承担。⑥这些观点和看法同样有失公允,对冷战起源的解释过于简单和片面,忽视了美苏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和分歧,并过分强调了在原子能问题上苏联政策的“僵化”。本文力图使用有关各方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探讨核武器在美国对外政策、美苏关系以及冷战起源中所起的作用。

  

   一、美英核垄断政策

  

   核武器的研制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军事和技术问题,而是与大国关系息息相关,原子能问题与美国对外关系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美国总统罗斯福而言,原子弹是美国塑造战后世界一个非常有价值甚至是具有潜在决定性意义的工具。美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在与英国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时,不仅将同为战时盟友的苏联完全排除在外,甚至将核武器作为日后应对苏联的重要手段。尽管此时苏联是美国的盟友,但这是出于对付共同敌人的需要,罗斯福从来没有真正信任斯大林,双方根深蒂固的猜忌和怀疑并没有随着战争的进行而消除。在罗斯福的战后世界构想中,虽然苏联和中国也占有相当的地位,但他显然更重视与英国的关系。他曾多次明确表示,要大力扶植英国,使之成为美国战后一个可靠盟友,并在欧洲遏制苏联影响的扩大;英国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在战后世界秩序安排以及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英合作甚至要比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更为有效。因而,保持英国的强大至关重要,美国不仅要向其提供经济援助,而且也要在原子能研究方面保持全面合作。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也强调,美国必须现实地认识到,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英国都将支持美国,美国也必须与英国并肩携手,一个软弱的盟友毫无用处。⑦

   同样,在英国领导人看来,原子能合作研究不仅有助于维护与加强美英关系,更关键的是可以确保英国在战后拥有对抗苏联的重要外交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英国在原子能研究领域谋求与美国全面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苏联的担忧。丘吉尔及其科学顾问安德森多次向美方明确表示,英国政府是从战后军事角度来全面考虑原子能问题的,拥有核武器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付“来自东方的威胁”,苏联将在战后成为欧洲一支最为重要的力量,并且也是英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原子弹对英国来说不仅可以确保其在欧洲的地位,而且也是用来抵御苏联强大军事力量、维护自身安全的唯一有效工具。丘吉尔宣称,除非美英携手合作,否则苏联很可能会率先研制出这一武器,并对西方国家进行“讹诈”。⑧

   毫无疑问,苏联因素在促成战时美英原子能合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8月19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魁北克签署双方在原子能研究领域进行全面合作的协议,其中明确规定没有双方同意,不得与第三方交流任何有关原子能的情报。很显然,这里的所谓“第三方”指的就是苏联。根据这一协定,双方还在华盛顿设立“联合政策委员会”,由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担任主席,具体协调双方原子能研究的合作事宜。⑨

   既然美英领导人都将原子弹视为实现军事和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是今后对付苏联的“制胜武器”,毫无疑问,他们都竭力维护对这一武器的共同垄断,并将任何与苏联分享原子秘密或谋求实行国际控制的建议束之高阁。美英政府的这一做法引起一些科学家的忧虑和不安。在他们看来,美国和英国幻想长期垄断核秘密是“极为危险的”。

   被英国政府派往美国参加曼哈顿工程的丹麦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尔斯·玻尔,是较早认识到核武器将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的科学家之一,他率先劝说美英领导人将原子能的研究和应用置于国际控制之下。作为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学者,玻尔非常关注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原子弹对世界各国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除非做出无与伦比的努力在西方和苏联之间达成谅解和信任”,否则西方国家和苏联结成的同盟在战争结束后不可能持续下去。他呼吁美国和英国尽早与苏联展开谈判,以实现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因为“一个安全的世界必然是开放的世界”,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就原子能控制达成协议,这是确保战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1944年初,玻尔多次致函英国负责原子能事务的安德森爵士等人,强调最好是由美英首先提出倡议,通过在联合国组织内部加强信任,以阻止将来的竞争,使原子能研究符合各国共同的长远利益。⑩

   玻尔的这一想法得到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斯福总统密友费力克斯·法兰克福特的支持。1944年2月初,玻尔在与法兰克福特会面时阐述了对原子弹给国际关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的看法,认为原子能研究可能给人类带来诸多福利,也可能造成极大的灾难。因而,美国在战后面临两种可能的选择:核军备竞赛或者实行某种形式的国际控制,而美国曼哈顿工程的完成将为推进各国之间关系的友好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法兰克福特显然被玻尔的观点打动了,随即将这一谈话内容转告罗斯福,并阐述了自己对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看法。法兰克福特认为,极为重要的是,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应采取主动,努力寻求与苏联就原子能控制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如果苏联通过自己的渠道知晓了美英的原子弹研究计划,这将造成灾难性后果。他向罗斯福表示,玻尔对苏联科学界的研究情况非常了解,认为苏联完全有能力研制出原子弹;如果盟国在战争时期不能就原子能的国际控制问题进行讨论,战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核军备竞赛。因而,罗斯福应及早与斯大林接触,提出一项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这是避免战后美苏关系恶化和核军备竞赛的唯一办法。他还向罗斯福强调,解决这一问题要比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任何计划都更为重要。罗斯福表示对他所谈论的问题“担心得要死”,渴望获得任何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并表示将就此与丘吉尔商谈。(11)

   罗斯福的积极回应无疑令玻尔非常兴奋。他随后向英国方面提交了数份备忘录,重申美英不可能长久保持对核武器的垄断;战争结束后,苏联势必全力研制这一武器;呼吁美英采取行动,并建议美英两国科学家首先与苏联科学家加强交流与合作。玻尔还把自己的想法写成备忘录交给了负责原子弹研制的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强调各国科学家间的交流能够带来进步、理性,乃至和平。在他看来,如果美英主动将曼哈顿工程告诉苏联领导人,并使后者确信这一项目不会危及苏联,那么战后的核军备竞赛才能得以避免。恰在此时,玻尔收到苏联物理学家卡皮察的来信,邀请他前往苏联。玻尔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希望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他接受这一邀请。

   丘吉尔对有关原子能国际控制的任何建议都缺乏兴趣。实际上,在丘吉尔与玻尔会面之前,安德森等人已经多次提请他对战后原子能的控制问题加以关注,认为在筹划战后世界的安全问题时,如果没有考虑到原子能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那么一切都将是幻想,因为世界的未来实际上有赖于原子能是用来造福于人类还是要毁灭人类。安德森认为,对美英来说,在原子能领域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处理好与苏联的关系,美英应将曼哈顿工程的相关情况告知苏联领导人,并与之合作,共同就原子能的国际控制拟定一项方案,建议由外交大臣立即就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安德森还为丘吉尔草拟了一份致罗斯福的电报,要求就此与美国政府磋商。丘吉尔的回答则是“我不同意”,认为发送任何这样的电报都毫无必要,表示坚决反对就此与苏联接触。(12)

   丘吉尔在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上的消极立场,注定了他与玻尔在5月中旬的会谈无果而终。事实上,在不到半个小时的会谈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丘吉尔与其原子能事务顾问彻韦尔谈论其他事情。最后,玻尔只得表示希望向丘吉尔提交一份备忘录,以便全面阐述自己的想法。对此,丘吉尔回答说,只要不涉及政治,他很乐意听取玻尔的意见。丘吉尔的态度令玻尔十分懊丧,称他和丘吉尔说的“完全不是一种语言”。(13)虽然如此,玻尔还是在5月下旬致函丘吉尔,再次强调对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说服丘吉尔做了最后努力,但丘吉尔不为所动,只是将来函封存了事。(14)丘吉尔对原子能的立场在其写给艾登的一封信中阐述得很清楚,“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只要我们能控制住局面,就要尽力将这一问题掌握在美国和英国人手中”,并强调目前他反对任何将原子能秘密泄露给第三方或第四方的做法。(15)

鉴于丘吉尔对原子能国际控制态度极为冷淡,玻尔便将希望寄托在罗斯福身上。他通过法兰克福特向罗斯福递交一份7页长的备忘录,强调原子弹具有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将彻底改变未来的战争条件,必须对此予以最迫切的关注。他认为,除非在适当的时候切实达成控制使用这种新武器的协议,否则任何暂时的优势,即使是非常明显,都会因对人类安全构成的长久威胁而抵消。他重申,在原子能问题上各国应建立起相互信任,作为取得谅解的第一步,美国和英国应首先公开原子弹秘密,并对其实施国际控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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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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