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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同学: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大集体”农田水利建设

更新时间:2019-09-19 23:59:56
作者: 谭同学  

   【内容提要】 将“大集体”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置于包含“上下”“内外”“前后”的长时段历史视野审视,不难发现“大集体”之所以来得如此急切,主要并非个人原因或照抄苏联模式,而是“被迫赶超”所致。基于“儒式小农”特性,农民与之未有大规模公开冲突,但潜在地具有深层矛盾。“被迫赶超”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后国家放权,与“儒式小农”惯习同时发生作用,终结了“大集体”。但是,“分田到户”前后农业产出激增,既非农村经济面临“崩溃”而“一包就灵”,也非“产权明晰”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的结果,而是与“大集体”农田水利建设及良种、化肥、农药的“反哺”密切相关。

   【关键词】 被迫赶超 儒式小农 大集体 农田水利 长时段

  

   一、关于新中国两次乡村巨变的流行解释

  

   就新中国乡村社会历史而言,常被称为“大集体”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兴起与解体,无疑是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视其为新中国两次乡村巨变,应不为过。关于它的运行过程,已有诸多研究勾勒出了大体脉络。然而,从基层往上看,无论是兴起还是解体,都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加速的过程,其结果也是出人意料的彻底,至今争论甚多。以上所谓两个问题本是同一问题的前后两个面向,但在学界中,侧重于前者的主要是党史研究者,侧重于后者的则主要是农业经济研究者。两个群体尽管不乏交集,但总体上泾渭分明,从问题意识到话语表述都有重要差别。

   第一次巨变,核心环节是农业合作化。合作化比原计划加速,最流行的一种解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急于求成、冒进,进而“判断失误”。①稍周全些的说法,是薄一波在陈述毛泽东急于完成合作化过程的同时,也指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是简单的个人之间的行为……不是要去追究个人责任”。②若薄一波并非无的放矢,当可推断,在他说此话时有不少人认为,加速合作化有错,而且主要责任在毛泽东等少数领导人。还有研究认为,导致以上格局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为克服新的贫富差别而反应过激,③或是受了苏联“本本”(模式)的误导。④当然,绝大多数研究也提到了赶超战略的影响。

   关于第二次巨变,流行过几种解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期,影响最大者为“大集体”晚期农村经济已经达到“崩溃边缘”,穷则思变。⑤其后,改革开放后留美归来的经济学家带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框架,发现人民公社体制下产权不明晰,按照“产权等于效率”的逻辑,得出它导致劳动效率严重低下、不得不变的结论。⑥与此二说相对,则有人认为,农民本无变的愿望,变是自上而下政策调整和诱导的结果。⑦此说在“三农”研究界有较大影响。

   不消说,针对以上两个问题的不同观点,都有一些论据作为支撑。但是,不管这些论据可靠程度及说服力如何,以上两个问题绝非已经毫无疑义。

   农业合作化加速,简单归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少数领导人急于求成,远非令人满意的解释。它至少隐含了两个问题值得追问:第一,毛泽东对建合作社速度的看法出现过多次反复,以至于负责具体工作的邓子恢“跟不上”。⑧那么,缘何出现如此反复?第二,毛泽东能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革命成功后却为何不如其他领导人那样“将就”农民,或如梁漱溟那样维持关心农民的形象?⑨

   薄一波较公正地提到了党内生活机制不健全因素的影响,“在我们党内生活中,还常常有这么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喜欢人云亦云,你说这个事很好,就到处都是报喜的;你说这个事有问题,就到处都出问题了,而且越讲越严重”,⑩导致决策偏差。但是,这并不排除毛泽东通过不同渠道的报告,对问题多少有些了解。更为合理的解释很可能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具体问题,但为了更大的战略需要,经综合考虑,他认为宜早不宜迟。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从行政“战术性”角度考虑问题,而毛泽东等人主要是从更高层次考虑“战略性”问题,关切的焦点有别。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与各省的报告,强调的都是农业增长率、农民生活改善幅度,可毛泽东并不仅仅聚焦于农村本身,更在于是否“愿搞工业化”11。也即,农业仅改善农民生活还不够,生死攸关的还在于为工业化奠定基础。而工业化的迫切形势,恰恰不能再等农业合作化从容地慢慢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的决策中,这种“战术”与“战略”差异乃至摩擦,并非鲜见(如是否出兵抗美援朝,争议就很大,也是毛泽东等人力排众议形成决策)。

   至于说苏联模式误导中国农业合作化,则显得更缺乏说服力。自从毛泽东提出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起,至少以其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就并不盲从所谓苏联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参照苏联制度出台二十四级和八级工资制,毛泽东对这种照搬照抄的做法就明确表示不满。12就农业合作化而言,事实上,后来也未出现苏联那样靠武装力量收粮的现象。13由此,不能说它丝毫未受苏联模式影响,但很难说是照搬“本本”。

   而关于毛泽东等人对新中国农村出现贫富差别反应过激的说法,理由也不够充分。首先,对贫富分化的基本态度,经过长期艰苦卓绝战争的党内高级领导都很警惕,很难说毛泽东等人就比其他领导格外“嫉恶如仇”。其次,毛泽东等人并非对贫富分化绝对不能容忍,如对二十四级和八级工资制虽不满却未采用超常规手段推倒重来。由此,唯一说得通的解释可能是,在“战略性”判断中,农户分散经营以及农村贫富分化,对整个国家长远战略带来的危害,比一般的贫富差别问题要深刻、严峻得多;而“战术性”判断,则认为并不那么紧迫,相反,让农民自愿(自由)合作,农村管理阻力更小。

   同样的追问也适用于对第二次巨变的某些解释。

   经济濒临“崩溃”导致巨变之说,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常理逻辑。首先,它无法解释为何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而不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极其困难的“大饥荒”时期。其次,从更长时段历史看,70年代末农村经济不是接近“崩溃”,而是自清代康乾之世以来首次基本实现温饱。“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农业集体化不能成功,其必然存在内部机制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台账,力图在数据上支持合作社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尽管这个假设至今仍没有被验证,但它在当前的政策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当作分析问题的出发点”。14温铁军结合这批台账和农业部试验区调查发现,实际上合作生产效率很高,只不过“农业的产值增加并没有带来农民收入的同步增加”。15

   集体产权不清导致效率低下之说,就劳动积极性来抽象推演看似合理,但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首先,劳动者完全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才会对产权如此敏感,积极与否完全看产权。但事实上,劳动者常常不完全是理性的经济人,对且仅对产权敏感。在合作生产中,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并不完全是靠物质利益刺激才积极劳动的。16其次,黄宗智基于长江三角洲农业史料的分析,17安德森在系统研究中国食物变迁历史基础上的分析,18均曾指出,早在清代中后期,中国农业即已出现了“内卷化”特征,靠增加投入更多劳动力以获得更多产出的可能性几乎趋向为零。截至20世纪7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其农业产出不如1975年—1985年间增长得快,根本原因并非农民劳动积极性不足而导致缺少劳动投入,而是农业根本容纳不下如此多的劳动力。明晰产权即便能提高劳动积极性,但在此条件下,对提高农业产出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再次,老田通过考察1975年—1985年间的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指出了水利、杂交良种以及化肥的使用对此时期农业产出快速增长的决定性贡献,而非“一包就灵”。19最后,如上所述,温铁军通过台账发现生产队效率很高,20只是林毅夫等人选择性忽略了与其理论推导相冲突的资料。

   不过,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和诱导之说,从笔者有限的调查看,似乎也无法解释为何绝大多数农民非常欢迎家庭联产承包,21尽管最开始知道要“分田到户”时还有些惴惴不安。22而根据人民公社运行微观研究的经验,凡是多数普通农民不愿意接受的政策,即使政府雷厉风行地推动,他们也会倾向于采取“偷奸”“耍滑”“瞒产”等“反行为”,23作为“弱者的武器”予以抵制。24

   倒是多数学者都曾关注到的“赶超战略”的影响,的确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只不过在笔者看来,笼统地说“赶超战略”的影响,似乎只能解释国家有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动力,而不能解释国家究竟有多少可选择的余地(俨然新中国有很多选择,可惜选择了过于急迫的“赶超战略”),还忽略了小农的反应及其影响。

   若将以上两次巨变视作一体两面的历史事件,将这段短促的历史放置到更早及更后的长时段历史链条当中,同时适当加以国际比较框架,注重在国家与小农的互动中透视其特点,或许仍有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以下本文将尝试以“大集体”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调查为基础,对此问题略作抛砖引玉式的进一步追问。

  

   二、“大集体”农田水利建设的历史视角

  

   从长时段的历史层面看,兴修水利从来都是任何一个农业国家所重视的国家大计。对于中国这样农业经济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中国古代历朝开头一段时期,兴修水利都几乎是振兴国家经济的首要工作。但是,一般而言,即使是政治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王朝,也需要花上六七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将可灌溉耕地面积恢复到此前历史鼎盛时期的水平。

   例如,据梁方仲整理的数据,明代土地开发的鼎盛时期孝宗朝,田地面积一直徘徊在8.3亿亩左右(无灌溉面积统计数据,但参照新中国成立之初耕地灌溉比例大致推算,有参照意义),其中弘治元年(1488年)8.25亿亩,弘治十七年(1504年)8.42亿亩,25此后持续下降,徘徊在4亿亩左右,只在神宗朝万历三十年(1602年)突兀地出现过11.6亿余亩的数字。26但据何炳棣详细考证,11.6亿的数字应不可靠。27清王朝建于1644年,整个王朝前半段总体上统治稳定,注重水利开发,经济也较为繁荣。其有据可查资料自顺治八年(1651年)2.9亿余亩起,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才首次达到明孝宗时期水平,计8.5亿余亩,28耗时近80年。

   当王朝的农业经济生产得到恢复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之后,这项工作也往往随着政治制度上的缺陷等因素的影响而停止,以至于农田水利荒废,农业发展受到影响,甚至几乎在每个王朝的末年,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无法进行。清代也如此。据史料记载,其田地面积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达到最高峰9.1亿余亩。29何炳棣考察了“摊丁入地”、移民开荒等因素的影响,估算实际最高值应发生嘉庆朝(19世纪初),约为16亿亩,30但清雍正至嘉庆年间田地面积快速增加,主要不是来自于农田水利建设、扩大种植面积,而是玉米、番薯和土豆等旱作物大规模扩种,31也即旱地面积急剧增加的结果。

所以,千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并不可观。1952年全国土地改革基本结束时,每个农民平均只分得0.2公顷耕地,南方地区每个农民只有几分地。3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耕地面积靠农田水利建设有了根本性突破。从1949年至1952年,新中国只花了3年时间,就让耕地灌溉面积达到了1995.9万公顷,基本与清代鼎盛时期水平相当。331957年,全国可灌溉耕地面积达到了2738.9万公顷,1978年达到了4496.5万公顷(见表1)。34可灌溉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也逐年提高,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了1957年的24.4%,1976年又提高到了45.3%(见表2)。35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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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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