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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照田等: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四)

更新时间:2018-04-07 18:03:53
作者: 宋少鹏   贺照田   董丽敏   张华   谭同学  

四、妇女解放

  

   宋少鹏:文明的性别标准与中国的妇女解放:独特性在哪里?

   我有两种面向的努力与希望:一是希望“革命”重新回到妇女研究中来,包括妇女史中来;二是希望以男性为主的各种主流学科、各种重大问题的讨论中能有妇女的维度、性别的视角。希望纳入妇女/性别维度,这跟是不是一个女学者做报告一点关系都没有。妇女问题从来不是妇女专属的问题。不可能存在独立封闭的“妇女问题”与“性别议题”,妇女/性别议题从来都是嵌入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中的。反过来说,也鲜有可以脱离妇女/性别问题讨论社会文化议题的,但是客观上现在绝大多数与妇女/性别相关的研究确确实实是女性在做。2005年钟雪萍老师在《读书》杂志上撰文发问:“为什么现在男性知识分子不愿意谈妇女解放了?”。2017年6月底,在中国人民大学“妇女与中国革命”的会议上,钟雪萍老师又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反思‘妇女与中国革命’成了女性的专业?”所以,作为一直在引领议题的开放时代论坛纳入妇女/性别议题,特别宝贵。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宝贵的学习机会,所以要致谢。

   言归正传,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文明的性别标准与中国的妇女解放:独特性在哪里?”原本正在做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延安妇女运动的独特性。相比西方女权标准而言,延安妇女运动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曾被认为是在女权上的退步、被延迟的革命。分析延安模式时,心中预设的对话对象首先是妇女史/性别研究学界,是与从外部视角出发研究“妇女与中国革命”的研究路径和既有的一些研究结论进行的对话。讨论延安时期妇运方针向生产运动的转折到底是女权意义上的退步,还是基于农村社会条件选择的可行的发展模式,试图重新评估延安模式,以及延安模式对于后来的结构性影响。为了匹配论坛主题“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我把报告内容稍做了调整。从“文明的性别标准”谈起,谈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特性。如此关联,原也并非硬凑。“妇女”“妇女解放”作为文明的标志,近代以来确实成了中国知识阶层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已被广为接纳,经常是讨论妇女与社会问题的标准起着句,已近公理般的存在。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说法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标准”的具体内容,没有细究。我在梳理近代女权话语进入中国的历史时,才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观念原来是伴随着西方文明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而传播开来的,同样是殖民现代性的产物。初入中国时,“文明的性别标准”的基本内涵是西式的,甚至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观念。但不管如何,文明的性别标准的传入,客观上确实推动了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但是,任何观念的影响都是复杂和多面向的。在这个西式文明以及文明的性别标准的刺激下,中国妇女被双向重构。一方面,过去的妇女及其女俗,如裹脚、幽闭妇女等被建构成野蛮的标志,成为确认中国处于“半文明”状态的证据。中国传统妇女也被建构为“有问题”的一半,需要被新文明教育与启蒙;另一方面,女权成为开启新时代的钥匙,“新女性”成为未来新社会的希望。女性既是病国弱国之源,也是救国之希望。这一段女权观念的起源史,可以让我们反过来回答钟雪萍老师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百年前的“先进”知识分子,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愿意谈论“妇女问题”,因为妇女问题是中国现代性方案的组成部分。近代建构的这些新观念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包括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妇女的刻板认识,也包括把妇女的地位与处境作为象征与符号来衡量一个社会野蛮与文明程度的观念,深入人心。进入人民共和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故事是中国推翻三座大山、多重解放——殖民解放、阶级解放、性别解放的象征。市场化条件下,国家逐渐从妇女解放的议程上撤出,但是妇女解放作为国家文明的表征与符号,至今仍是强大的国家政治话语。当社会处于激烈变动的时期,妇女问题/性别议题也往往回到各类社会讨论中,好处是提升了妇女/性别议题的能见度,缺点是很多讨论还只是延续拿妇女说事的修辞方式,对文明的性别标准的具体内容却缺少必要的讨论。此其一。

   其二,女权或者说妇女解放的诉求在中国产生之后,是如何根植于中国自身的文化/文明,根据不同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转化出中国妇女解放的路径与果实? 这种中国特色是偏差还是独特?若是后者,独特性在哪里?即使承继西方文明论的自由主义女权进入中国之后,受到中国自身历史任务的限制——处于半殖民地处境的中国摆脱这一历史处境的要求,就是尽快建立西方文明论方案中所规划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任务使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女权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底色。政治权/参政权一直是女权诉求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环节,成为与男性一样的女国民是女权的首要诉求,责任先于/高于权利(权利须在国家建构完成之后才能享有),包括跟男性一样参与革命与建国。责任共担,权利共享,这是中国的自由女权不同于西方自由女权的地方。西方女权首先是在社会层面上讨论与男性相同的各项权利,与建国无关。有必要强调的是,晚清以来,支配中国女权/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思想资源有两支脉络,一支是自由主义,一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妇女运动也有两支脉络,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被视为后者的代表。中共建党后,有别于晚清以来自由主义女权以城市知识女性为社会基础,旗帜鲜明地以劳动妇女作为自己的群众基础。在苏区、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利用自己的革命政权发起当地的妇女运动、出台各类妇女政策,妇女解放也被视为检测中共革命性/现代性的体现与象征。所以,中共的妇女运动实践也成为研究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侧面。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妇女史对于延安妇女运动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件事。一个就是妇女运动的重心从权利运动转向了生产运动。1943年2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史称“四三决定”),要求把“把经济工作看为妇女最适宜的工作”,“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要求根据生产去组织妇女,尽量减少对妇女不必要的动员,减少开会,而不再强调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去参加各类政治社会组织。强调家庭统一战线和家庭和睦,不再提倡斗争恶婆婆等支持妇女反抗家庭的激进手法。近代文明的性别标准传入中国后,“幽闭妇女”被指认为是封建家庭压迫妇女的主要罪证。与之相反,妇女走出家庭、参与各类社会政治组织、进入公共领域,成为挣脱封建压迫、解放妇女的标志,也是妇女解放最重要的成就。所以,延安模式非常有别于 “娜拉出走式”的五四妇女解放模式。另一个主要证据是丁玲著名的《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所揭示的女干部的婚姻生育与革命工作之间的冲突及给革命女性带来的困境,以及这篇文章和丁玲个人的命运起伏。这两条证据用来证明延安妇女运动的实质是向保守的男性农民与党内男权制的妥协,是在女权议题上的退让,是(男人的)阶级革命遮蔽/牺牲了(女人的)性别革命。这一论断被中外学界广为接受,成为定论,甚至成为一种历史“常识”,影响流布至今。那么,如何理解延安模式对于五四模式的偏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说的是延安女干部面临的问题。尽管是供给制,但她们的吃饭问题是解决了的。“四三决定”所指的工作对象是边区的农村妇女,她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吃饭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前者是性别问题,后者是阶级问题。以前者的视角/需求去推断后者的需求,实际上存在着阶级的错位。这也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批评妇女工作机关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妇女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没有群众观点的作风”(蔡畅语),要求女干部下乡进行调查研究,去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农村妇女的真正需求。这并不是说农村妇女没有性别问题,不需要婚姻自主和离婚自由权,而是说当婚姻还是穿衣吃饭,是妇女谋生的必要手段时,脱离经济基础与物质限制去想象男女基于爱情的自主结合以及女性的离婚自由是不切实际的奢侈。这就涉及权利实现的能力与可能性的问题。即使在当时的国统区的城市,真正能够请律师打离婚官司的也是极少数有钱阶层的女子。

   现在一些妇女史、社会史的研究中,聚焦于妇女的主体性,发现根据地妇女在新式婚姻法下,出现了相对的性自由,也有女方父亲与青年女子联合起来利用新婚姻法的“结婚/离婚自由”进行嫌贫爱富的二次选择。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妇女的主体能动性、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的理解。但若只是止步于女性主体性的呈现,或秉持文化的解释路径,比如把性自由简单解释成乡村社会的性文化或是性饥渴,而看不到农村妇女所谓的性自由可能跟男性参军后家庭劳动力缺失,或是在权力与资源重构的男性社会里寻找新庇护的物质性动因有关,那么就会盲视或者说遮蔽延安模式中突显的“妇女参与生产”对于普通劳动妇女的重要性。

   根据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对晚清的研究,在革命之前,相对上层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底层社会一直存在一妻多夫的事实,比如卖妻典妻、招夫养夫,以解决家庭缺失劳动力之后的养家问题。肯定不能说这是女性的性自由,而恰恰是与贫困家庭除了女性的性之外,缺失生产资料与经济能力有关。造成女性这种处境的原因除了直接的夫权压迫,更根本的是阶级压迫。获得经济自主权是女性人格独立和自由选择的前提与保障。如果说城市知识女性的经济独立依靠就业平等权、有产阶级女性争取财产继承权以获得经济保障的话,那么农村妇女呢?延安当时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小农的家户经济,妇女参与家庭的农业生产与纺织运动给妇女提供了一个获取经济收益的机会。在延安的纺织运动,不再过度强调集体劳动的组织形式,如动员妇女进纺织工厂,主要还是以家户为基础的庭院经济,所以“家庭”成为延安模式争论的焦点。

   最近国内的妇女研究出现了新的动态,对于上面所提到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妇女史的研究提出批评与挑战。比如,有学者认为其是在冷战背景下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从西方自由主义女权的标准与外部视角出发,对中国革命中的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同”作出否定性的判断。也有学者反过来高度评价延安的妇女解放经验,认为既斗争又联合的家庭统一战线,超越性别对抗和妇女主义,达到家庭和睦,实现了在阶级革命框架中推进妇女解放,特别是底层妇女解放的可行性。我极赞成超越外部视角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对延安的妇女运动重新考察与评估,但是我觉得围绕“家庭”展开的辩论恰恰是被五四问题牵着走了。家庭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焦点问题,也是延续晚清的女权逻辑,把走出家庭理解为成为女国民的前提。延安妇运模式的独特性,或者说与五四妇女解放模式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前者是“走出家庭”、后者是“巩固家庭”,这是表象,而在于延安的妇运模式从权利运动走向了生产运动。当然不能把生产运动看成非权利运动,生产是一种权利运动。早在1921年,中共初建,创建《妇女声》(1921年12月10日),就喊出了“取得自由社会底生存权和劳动权”。延安模式中的“家庭”已然不是五四问题中的“家庭”了,而是在小农条件下组织生产的单位。延安模式创新的核心不在于巩固家庭,而在于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家庭和睦并不是延安妇女运动的最终目标,却是期冀妇女参加生产后带来的结果,这当然是中共对于消灭父权文化过于乐观了。中共在苏区也动员妇女出来参加生产,比如春耕运动,但是“四三决定”与以往动员妇女出来参加生产的不同之处在于,延安模式把妇女参加生产视为对于妇女个人的赋权。

与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几乎同时,还有一场关于家庭民主化以及新民主主义家庭定位的争论。一个主要分歧点是“巩固家庭”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目标还是手段。毛泽东认为,巩固家庭只是一个历史阶段,民主革命的目标是“解放农民、进入近代工业社会”。“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巩固家庭”的口号必须与“走出家庭”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家庭的改造,并不是因为家庭成员的主观意识的进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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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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