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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放春等: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六)

更新时间:2018-04-07 18:33:38
作者: 李放春   章永乐   欧树军   谭同学  

六、综合讨论

  

   李放春:革命需要文明来“救场”吗?

   “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这个题目出来以后,不少人在问到底是什么意思。下面我沿着自己的想法做一些简单的说明,大家可以讨论批评。

   我们要处理的基本问题,当然就是共和国的历史经验。怎么来理解这段历史经验?我们要问的是它的特点是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新中国到底“新”在什么地方,这都是我们要去回答的问题。共和国史研究,有它的特殊性。像张华老师原来是研究民国的,现在转到共和国上,他就有深切感受,很不一样。民国史研究基本是在处理一个他者,当然也不排除有把民国作为自我认同的学者。但是共和国经验很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当下处境。你实际上是要去理解我们自己当下的处境,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提的基本理路就是所谓文明史的视野。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有一种比较贯通的长线视野,像古人讲,研究历史应该有一个通古今之变的境界。吴重庆老师有个新说法,过去常说救亡压倒启蒙,他说还有一个启蒙压倒文明的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界有一个“新启蒙运动”,与之相关的是断裂和连续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连续并不是文明史视野的特点,新启蒙就是讲连续性的。问题在于那个连续性是指革命有一套启蒙的叙事,“反封建”是吧,而新启蒙认为革命仍是“封建”的一部分,其实就是讲连续性。而文明史这样一种视野,寻求的是重新理解断裂和延续。

   从研究者本身来讲,也有一个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我自己很受费孝通先生的影响。因为我最早是学社会学出身,读费先生的书,就觉得自己在文化上差一个档次。费先生提“文化自觉”,我到国外以后才越发意识到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真是有很大的短板,后来花了很大的精力补文化的课。费先生晚年评价自己的学识,觉得在文化上比老一代——如梁漱溟、顾颉刚——差一个档次。梁漱溟先生呢,他说自己是受新式教育开蒙的,在文化上也是有欠缺的。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这几代人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处境,即在遭遇某种文化断裂。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重新定位就含有一种找回这种连续的欲求与努力。丁耘老师说我们的共和国研究就是文明自觉意识加革命历史经验。至于说文明自觉意识,它到底是消解了革命还是在粉饰革命,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

   我所谓的文明视野,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今日中国和历史中国的关系问题。我们共和国的历史经验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元素,无论是观念、价值、思想,还是关系、制度、结构。我举几个例子:“百代犹行秦政法”,这是毛泽东讲的;“霸王道杂之”,即革命的霸道与王道;“寓封建于郡县”,即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最后只能是落到队上;“民主和睦”“人民调解”诸如此类的观念与实践。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在讲共和国是一个“新中国”?它不应该是一种和过去彻底断裂的“新”,而是一种在历史文化遗产基础上的转化和创设。这里边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主观的线索,以毛泽东为代表,他说我们要承继遗产加以转化。陈寅恪也表达过类似观点,就是在吸收外来东西的同时,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另一条是客观的线索,如费孝通讲社会结构的延续,不是说革命者主观上宣称和历史决裂,就断裂了,客观上人、地方、文化、历史、社会结构,有一个演进的逻辑和过程。

   最后,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共和国史,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学术和政治两方面都有。那么,从学术的角度讲,请大家考虑的就是这样一种文明视野,到底能不能在实然的意义上增进对于共和国历史经验的理解。从政治的角度讲,关于文明和革命的关系,原来我们高研院的张旭东院长认为文明就像一座老宅子,其价值是随着革命水涨船高,没有革命奠定的基础,文明无从谈起。但是,问题还有另一方面,时移势易,现在我们对革命的理解很难再抱持老观点了,要重新定位。比如说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尴尬。在“后院起火”的情况下,革命需要文明来“救场”吗?抑或,中国革命的意义是内在自足的吗?

  

   章永乐:“文明”中就包含了“革命”

   我回应一下李放春老师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念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的开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个开头包含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间观,强调了文明传统的延续,但又强调,这个传统,又是一个“光荣的革命传统”。所以“革命”与“文明”并不是分离的,“文明”中就包含了“革命”。20世纪80年代的立宪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非常有高度了,是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很好回应。

  

   欧树军:把如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篇大文章写好

   我觉得革命与文明的关系需要一个全新的理解,在很大意义上,文明是革命的产物,这种关系是普遍的。我们看到欧洲的经验就是这样。19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文明是全面的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产物,所以现在他们的政治理论家把国家理论、民主理论、代表理论都追溯到现代革命的谱系中去。在中国当下理解革命与文明的关系,也需要这种历史视野,需要把如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篇大文章写好。同时,还需要比较视野。如果仅仅关注当下,反倒可能无法理解当下,也许需要去跟英国经验、法国经验、印度经验、拉美经验和非洲经验比较,去跟我们过去的经验比较,这样大家才会更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当下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谭同学:中国革命史研究确有必要扩宽和拉长历史视野

   文明当然会因为革命附上新色彩,但文明本身具有延续性,不会因为革命而彻底改变。而且,中国革命有它自己的特点。虽然与法国、苏俄革命一样都是革命,但若将之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很有必要理清它区别于其他革命的特点。从另一个侧面,这也涉及如何在革命的断裂中追踪文明的延续。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革命史的研究,确实有必要扩宽和拉长历史视野。例如,陈寅恪的研究虽非聚焦中国革命,却多有理通之处。他在梳理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转承,以及明清政治剧烈更迭的过程中,文明延续以及何为中国,始终是其追踪的核心问题。纵使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唐皇室也有非汉血脉,清朝更是满族当权,但中国之所以仍被认为是一个延续的整体,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即是文明的延续。这种追踪和梳理,与某些狭隘民族主义相比,显得视角周全、理性而弥足珍贵。后者视角偏差,甚至认为元蒙乃从唐继承大统,之后与满人合作统治至清末,宋、明只是元蒙统治下的地方割据政权。这些纵向延续与断裂辩证统一的因素,在当代横向的国际视野中,依然具有鲜活的意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传统中国是帝国(但其实只是帝制),而所有帝国在转向现代国家过程中,无一不四分五裂,凭什么当代中国大致继承了晚清的版图?所以,文明的延续与革命形成的新传统辩证统一,如何在(当代)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得到充分尊重,是个重要问题。一方面,这可能要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去寻找答案,另一方面,文明与革命既有平行也有交叉的地方,其相互作用机制理应也是我们亟需弄清的答案之一。

  

   李放春: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文明

   刚才介绍思路,我没有提到艾森斯塔特,他讲轴心性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我很大程度受到他的启发。艾森斯塔特也讲过现代性文明的问题,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文明,我对中国革命也是这样来理解的。就中国革命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文明,但这里面有另一种含义的文明成分在。我自己是非常赞同蔡翔老师的一个看法,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才能把我们共和国的特点讲出来。当然这只是个原则,还要具体到各个领域中去研究。

   章永乐刚才提到“八二宪法”,他做法律的说这个宪法写得已经很好了,当然我也同意,但是我们做史学会问有多少人看“八二宪法”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无论这个宪法写得多好,我们面对的很真实的问题是,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张艺谋在奥运会开幕式怎么来呈现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得淋漓尽致,一到中国革命就卡壳了。今天我们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重提文化自信。这里面都有一些很深的考虑,恐怕不是“八二宪法”说这么一句话,就能够遮蔽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问题。

   (录音整理:别样红、左一曼、朱镭博、马宗吕、唐静、马艾琳)

   【作者简介】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Zhang Zhiqia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李放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Li Fangchu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Pan W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Ou Shuju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潘妮妮: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Pan Nin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老田:三农问题研究者(Lao Tian, Researcher of issues of agriculture, farmer and rural area)

   谢茂松: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Xie Maosong, China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Zhang Yongle, Law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陈颀: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Chen Q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丁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Ding Yun,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徐俊忠:中山大学哲学系(Xu Junzh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Song Shaop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He Zhaoti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董丽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Dong Lim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张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Zhang Hu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谭同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Tan Tongxu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肖文明:中山大学博雅学院(Xiao Wenming, Boya [Liberal Arts]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何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He Hao,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郭春林: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Guo Chunl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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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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