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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平:执行救济制度的体系化

更新时间:2019-09-12 00:01:40
作者: 张卫平  

   引    言

  

   在义务人不主动履行执行根据所确定的义务时,法律规定,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旦符合强制执行的条件,人民法院便可以通过实施相应的执行措施强制实现其权利。但如果存在着不当或不合法的执行,包括不存在执行请求权、执行行为违法、执行标的错误等,就有可能导致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受损。因此,为了维护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强制执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作为执行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执行救济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强制执行法的价值追求有二,一是执行的效率,从而高效且充分地实现权利;二是执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从而维护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但此两项价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紧张。为了保障执行的合法性、正当性,维护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设置相应的程序保障措施,而这些程序保障措施客观上必然会影响执行的效率。因此,如何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执行救济制度及体系,使其能够很好地平衡上述两种价值追求的冲突,最大限度地缓解其紧张关系,是立法论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执行救济制度的建构还不能仅仅考虑这种外部关系,所谓科学、合理的执行救济制度还包括遵循执行救济制度本身的内在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执行法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相应的,执行救济制度也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但也应当看到,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事执行法制建构的时间尚短,执行实践活动尚不够丰富,理论研究亦不够深入和细致,因此,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还存在诸多不足。其中,执行救济制度的体系化尤为明显。

   执行救济制度体系由若干具体的执行救济制度构成。每一个具体的执行救济制度都是根据不同的救济事项和要求设置的。这些具体的执行救济制度就构成了执行救济制度群。然而,有这样由各个具体的执行救济制度构成的制度群,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是自然有机整合的。如果在最初建构时,没有对各制度间的关系进行整体考量和设计,仅仅是为应对当时现实问题的需要而为,就很容易孤立地考虑其应对措施和形成规范制度。由于没有从体系化的角度思考,也就不可能在制度建构中进行体系化的调整,制度之间不整合、不协调、不统一,碎片化、补丁化的情形也就在所难免。

   执行救济制度体系化的研究是民事执行制度体系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一个子系统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执行救济制度体系化的研究是一种宏观的审视,首先是对现行执行救济各制度以及体系构成进行“扫描”与分析,从执行救济制度的目的、功能以及整合的角度指出存在的问题。体系化研究需要提出执行救济体系化型构的基本考量因素(原理或原则)、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体系化要对原有具体制度进行调整以及根据体系化的要求设置缺失的具体制度,并最终搭建成为有机统一的、合理的体系化结构。在这一体系化作业的过程中,执行救济体系与民事执行法的整合关系以及执行救济制度和体系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必须注意的事项。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和基本思路而展开的,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抛转引玉推动对执行救济乃至民事执行法更深入的研究。

  

   一、现行执行救济制度的演进

  

   制度的形成都有一个历史演化过程,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也是如此。通过对执行救济制度演化过程的观察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现行制度成型以及型构的原因。

   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虽为试行法,但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这部法典也奠定了现今《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框架,因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过《民事诉讼法(试行)》并没有规定执行救济制度。这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体系、财产制度和民事纠纷的规模直接关联。[1]在《民事诉讼法(试行)》制定之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关系简单,尤其是民营经济。私人拥有的财产数量很少,民事争议中涉及的财产数额也不大。建国初期,民事诉讼案件数量较少,人民法院可以对个案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说服教育”,当事人对前端程序的接受程度普遍较高。社会风气较为淳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等自然正义观对当事人形成较大的道德压力,促使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2]这种情形几乎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调解结案的比例较高,义务的自动履行率也相应比较高。因此社会对民事强制执行的需求不高,相应地对执行救济及其制度的需求也不高。作为《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基础文本——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主要是关于审理程序的规范文件,其中仅有三条规定涉及执行。虽然从民事诉讼法的整体结构考虑,《民事诉讼法(试行)》对执行作出了规定,[3]但也只是最基本的、粗疏的规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执行救济制度作为从属性制度,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即使有对执行异议的规定,也十分粗略。《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62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进行审查。无理由的,予以驳回;有理由的,报院长批准中止执行,由合议庭审查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至于是什么样决定、如何处置则没有进一步明确。

   改革开放带来的最直接的变化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败诉被告拖延履行生效法律确定给付义务的情形也日趋严重,[4]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债务人规避逃避执行的手段也层出不穷,执行难问题已经显现。在制度方面,强制执行程序缺失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为了应对社会需要,在1991年制定正式的《民事诉讼法》时,执行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但由于执行制度在当时主要着眼于执行措施的强化,而非执行保障措施,在这一价值取向之下,执行救济自然不会为人们所重点关注。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在执行救济规范的制度化方面贡献主要有二,一是第208条明确规定了案外人提出执行标的异议后,可能引发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相比,在案外人执行救济上有了更明确的规则。二是第214条设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执行救济制度——执行回转。[5]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强制执行法中均没有执行回转制度。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执行难问题就已经显现,法院对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也采取了大量的应对措施,尤其是在1999年之后。[6]但执行难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执行难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法院的最大问题,而且已经不再限于法律领域,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为了回应解决执行难的社会政治要求,2007年立法机关通过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执行制度的完善,目的在于在法律制度的安排上更有利于解决执行难。在完善有利于解决执行难的诸多制度措施之外,也相应地充实和细化了执行救济措施,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设置了对违法执行行为的救济措施——执行异议制度;其二完善了针对案外人的执行救济——案外人执行异议以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在案外人认为执行标的错误,且该错误又与原判决、裁定无关,即执行标的的错误不是由于执行根据(判决或裁定)的错误所导致,案外人可以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实现对自己实体权利的救济。这就是所谓的“案外人异议之诉”。民事诉讼法对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的设置首次将执行中部分实体问题的争议交由诉讼程序解决,而非通过执行异议的非讼程序,这一规定具有阶段性意义。

   虽然2007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案外人异议之诉,但在程序上却设置了非讼的前置程序——执行异议。在这一前置程序中,无论是执行标的的错误还是执行行为的错误都必须经过这一程序。对这一程序的裁决不服的,再根据情况分流处理——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即通过申请再审寻求法律救济;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就形成了一个“先统后分”的程序安排。这种程序安排在当时是基于争议解决的效率考量。只要能够尽快解决执行中的争议,实现有效率的执行,立法者并不关注争议究竟是执行程序上的问题,还是实体上的问题。但在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的次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执行解释》”)。《执行解释》第25条和第26条建立了特殊的参与分配及其救济制度,明确将执行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交由民事诉讼程序加以解决,[7]而不是按照过去的传统首先按照异议程序处理,然后再走民事诉讼程序的路径,已经有了执行程序中当事人的实体争议与程序争议分别处理的理念。

   通过梳理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发展史,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种脉络,即通过执行实践的发展,不断摸索并逐步建立执行救济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执行实践的丰富性程度也就决定了执行制度的成熟和完善的程度。基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对执行的需求程度、制度借鉴认识上的障碍,制度构建者尚未考虑以域外执行救济制度和理论为参照,构建一个体系化的执行救济制度,而是从解决实际问题,考虑执行效率的观念出发,探求执行救济制度的建立。因此,在制度建构中并不在意实体争议和执行行为异议及其对处理程序设置的影响。尽管之后的法律规范为案外人和债权人在执行标的错误时设置了异议之诉,注意到实体争议的解决需要通过诉讼程序,但基于对执行效率的考量,依然保留了非讼性质的异议前置程序。在执行救济制度发展的后期,某些制度的建立已经注意到对域外经验的借鉴,明确了执行中的实体争议需要通过诉讼程序而不是通过执行异议程序处理。

   回顾我国执行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执行难始终是执行中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在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追求之下,执行制度的完善主要在于强化和提高执行的有效性。以后,在强化执行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执行乱也是执行中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执行乱是执行问题的另一面而已)。尽管其还没有上升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对执行乱问题的重视和解决更直接促使了执行救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8]而正是由于人们对执行难与执行乱问题的社会影响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也就必然导致执行制度发展过程中,执行救济部分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各执行救济制度的细化和体系化。

  

   二、现行执行救济制度的基本结构、特征及原因分析

  

   (一)现行执行救济制度的基本结构

   通过对我国现行执行救济制度基本结构的考察,我们可以将执行救济制度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执行救济异议制度。这类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异议的提出、审查、裁决的程序属于非讼程序。异议的对象是违法执行行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以物抵债、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等执行措施时违反法律的规定;②在执行中,违反法律关于执行期间、顺序等应当遵守的法定程序;③人民法院作出的侵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其他执行行为。

   第二类,执行救济诉讼制度。此类制度包括:①案外人或第三人异议之诉;②债权人(申请人)异议之诉;③分配异议之诉。它们的基本特点是,执行中争议的解决是通过诉讼的方式,争议的内容涉及实体权利义务。

第三类,执行回转制度。执行回转制度是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一个特色。在没有执行回转制度的情形下,即使原执行根据已经被撤销,如果没有新的执行根据,执行机构也不能通过强制执行恢复原执行前的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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