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夏晓虹:问题与方法:我的晚清女性研究

更新时间:2019-08-10 22:56:13
作者: 夏晓虹  


一、研究缘起与经历


   我做晚清女性研究并不是自觉的选择。《晚清文人妇女观》是我在这个方向上出版的第一本书,1995年由作家出版社刊行。在“后记”中,我讲到过此书的写作是缘于孙郁的约稿。当时他在《北京日报》做编辑,和社科院文研所的王绯合作主编了一套“莱曼女性文化书系”,二人分头约稿,最后一共出了十本书。

  

   1994年7月接受约稿时,我对于这本书要怎么写和写什么,完全没有通盘的打算。孙郁虽然给了我最大的自由度,说可以写成随笔,但我觉得对于自己完全生疏的领域,要写出十几万字的随笔还确实不容易。不如集中在几个人物身上,可以缩小范围,做得深入一些。所以,这本书不是按照现在大家看到的章节顺序写出来的,而完全是倒着来。就是因为最初我只准备写几个自己感兴趣、也比较了解的人物,考察一下他们在婚姻、家庭与著述中呈现出的女性观念。恰好几年前,由于参加文研所的项目《中国文学通史·近代卷》的写作,我分配到“林纾”一章,对他的资料读得很熟。因此,这本书一上手,我就先写了“林纾”这个个案。完成以后,自我感觉还不错。尤其是带入了林纾自著的文言小说,对他的“茶花女”情结有所揭示,即他把自己遇到的一个平常的妓女诱客套路,通过他的想象和反复叙述,如何不断发酵放大,由此透露出林纾受他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影响而发生的特殊心态。所以要说治学经验,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首先应该从比较有把握的题目开始做起,以建立信心。

  

   林纾之后,我又翻看了七卷本的《蔡元培全集》(后来浙江教育版是十八卷),写了蔡元培一章。这样就到了1995年的2月,新学期开始。为了配合写作,我报了个选修课,就叫“近代文人妇女观”。但上课和写书不一样,要有系统,不能上来就讲林纾。于是,为了供讲课之需,我又转而写“晚清女性生活中的新因素”;而且也不能只讲放足、女学堂、女报与妇女团体这些有形的变化,还得说明女性观念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于是又有了“晚清女性思想中的新因素”一章。这样下来也就到了交稿时间。

  

   这套书本来是为当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组织的,5月上旬,我的书稿虽然不能说完成,但也必须交出了。算起来,从上一年7月下旬由日本回国,开始进入这个课题,中间还穿插编了一本《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在总共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写了十六万字,这样的写作速度,对我来说也是空前的。中间的换用电脑当然是一个原因,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此前我在晚清研究方面的积累发挥了作用。毕竟,从1982年读研究生起,我在这里已经浸泡了十多年。课题虽然生疏,但人物,尤其是氛围是熟悉的,我也知道应该如何搜集史料,这样我才能够很快进入状态。

  

   接下来完成的是《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相对于《晚清文人妇女观》,这本书更加没有事先的规划。从《后记》排列的发表情况可以看出,这差不多是一本个人的会议论文集。不知道别人的情况如何,我自己大概只有第一本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的结构是有意安排的,其他即使作为专著出版,其实都是由主题相近的论文结集而成。这也比较适合我们这些无法集中时间写一本书的高校教师的工作状态。而从大的方面说,这本书的角度已经从《晚清文人妇女观》的以人物为主,转向以事件为主。由于我把全书的十篇论文分为“女性社会”“女性典范”与“女性之死”三部分,看上去结构还算完整。

  

   最后一本是北大出版社2016年印行的《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同时一起出来的还有《晚清文人妇女观》的增订本,这两本书可以算是我从北大退休的自我纪念。后书已将论述的人物增加到七位,特别是有了吴孟班、吕碧城、秋瑾、何震四位女性,改变了初版本下编只有两个男性当家的尴尬局面。前书照样是由六篇主题接近的论文和一篇附录构成,只是,这一回讨论的对象已换成了启蒙读物。不过,应该承认,这本书中一半的章节是在讨论中外女杰,显得论述比例不均衡。并且,在我的构想中,此书还不算真正完成,有些内容仍有待纳入。其实,包括已经增订了的《晚清文人妇女观》,都还有未写出的部分。暂时了断,有出版社申报的选题已经到期的时限;而且,即便再多两年,我也未必会集中精力,做到完满。所以,现在这种开放的状态,或许有利于召唤自己不断归来。


二、透视晚清社会


   从上述缘起可以看到,我不是从理论预设出发,进入晚清女性研究的。实际上,最初我也希望对西方女权理论,特别是国内已在运用的成果有所了解,但一是时间不够,再就是兴奋点不在这里。所以,我基本上是直面晚清现实,从基础的史料读起。而晚清社会的变动不居、方生方死,中外、古今、新旧各种冲突在此交汇,这样一种五光十色的场景一直让我非常着迷。这也是我从1982年读研究生,开始接触近代文学即不离不弃的原因。

  

   应该说,我的晚清女性研究从起步开始,就已经把目标锁定在透视晚清社会,这一点可以说是相当明确与自觉的。其中虽然也有扬长避短的私心,即理论方面准备不足,就在史实上多用功;但因此也能够获得了不受理论预设干扰、更准确丰富的历史图景。这样一种研究趋向,我在书中已经反复做过表述。1997年为日译本《晚清文人妇女观》写的《自序》开头,我已经坦白承认,写作此书的理由不只是因为我的女性身份,也是出于历史的兴趣,并且说,“对史实的偏爱甚至胜过了女性研究者的自我意识”。到《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我干脆直接以“重构晚清图景”作为“导言”的标题,声明“本书的构想是以重新认识晚清社会为依归”,只是进入的途径选择了女性研究。由此可见这确实是我一以贯之的追求。

  

   回到研究本身。《晚清文人妇女观》的上编题为“综论”,本来就是希望对晚清女性的生活与思想现实做全景式的扫描与展示。增订本在原有的不缠足、女学堂、女报与女子团体之外,又添加了婚姻自由,以补上关涉家庭这一面向。下编所选的七个人物,也与上编相呼应,用个体的生命与思想轨迹,呈现晚清社会变迁的大趋势与内在的复杂多样。像林纾与蔡元培,从五四的立场看,一个是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一个是新文化的统帅。不过,回到晚清的语境,我们会发现,林纾当年也是个趋新人物。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中国女学堂成立时,身在福州的林纾也曾经欢欣鼓舞地写诗称赞:“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闽中新乐府·兴女学》)甚至对中国女学堂章程中规定的“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这样非常超前的设想也能接受和肯定。在翻译小说的序中,林纾也说过:“倡女权,兴女学,大纲也;轶出之事,间有也。今救国之计,亦惟急图其大者耳。”不应因“细微之数”而“力窒其开化之源”(《〈红礁画桨录〉序》)。这些都是非常开明的见解和态度。只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实在太快,林纾才会迅速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因而,林纾的表现仍然可以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是透过当时引起关注的与女性有关的各种社会事件,从多个角度来呈现晚清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比如,以秋瑾被杀所激起的反响为考察对象,我具体论述了报刊舆论的抗议中所表达的法制诉求;下令杀害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敭被迫调离、又被江苏士绅联名发电拒绝其到任,显示了士绅背后民间社团的力量;直接受命执行死刑的山阴县令李钟岳嗣后由于剧烈的内心拷问而自杀,则透露出统治阶层内部的分化;秋瑾的闺中密友吴芝瑛与徐自华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杭州为秋瑾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由此体现出侠义风气的激扬;而被指为告密者的胡道南在秋瑾就义三年后遇刺,又展示出晚清暗杀风潮的威力(《纷纭身后事——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另外一本《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更是力图从知识启蒙、思想启蒙的层面,探察晚清社会基础所发生的改变。

  

   虽然聚焦晚清社会,不过,我的研究毕竟是以女性作为观察的窗口。这样,排除了理论先行,而女权思想对我的研究仍然很有帮助。我知道,很多女性研究的同道有非常坚定的女性立场,女权主义对于她们不只是理论,也是一种人生信仰和生活原则。在这一点上,我自愧不如。不过,性别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而有效的。它确实可以照亮一些材料,让它们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比如,对何震无政府主义的“女界革命”论,以前一直评价很低,认为她爱出风头,以她署名发表在《天义》上的文字都出自刘师培之手。我虽然对现在将所有署名文章都归于何震也有不同意见,但对她过去被视为“偏激可笑”的一些论说,像“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不得以初婚之女为男子之继室”,以及她著名的《女子复仇论》中所提出的女子向男子复仇,也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我们以女性主义的理论来观照,会发现其言说的合理性。因为当时的现实处境是男尊女卑的性别不平等,所谓“复仇”,既是何震以激烈的言辞“表现了反抗强权即男性压迫者的女性自觉”,同时,“复仇”在她的语汇中又是“复权”的另一种表述,并特别强调了其中“实行”的含义(《何震:无政府主义的“女界革命”论》)。凡此,正凸显了何震对于“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的坚守,也是其思想先进性之所在。可以说,女性主义的眼光使我对这些文本能够有了一种正确的解读。当然,何震的存在,也标示了晚清思想界的活力与巨大的包容量,让我们看到激进的思考可以走多远。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其实正是因为有了晚清社会这个大视野,女性研究的题目才可以做大。


三、基本的研究路径


   研究路径的选择,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既然我们承认晚清是中外、古今、新旧多种文化汇聚、冲突剧烈的时段,那么,因应这一局面,我们的研究也应该在这几个方向上更用力。

  

   而在所有研究路径中,我觉得最需要重视的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关于近代“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巨大改变已经是学界共识,关键在于研究中如何落实。这里,由传教士一脉引进的西学,近年已成为研究热点。不过,相对于戊戌以后从日本传入的西学,后者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应该说更深入与持久。

  

对日本明治文化的关注,我大致是从1986年开始的。当时在写《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用了很多精力追索明治文学与文化对梁启超的影响,在这本书里占用了三章。这个研究路径的开发在学界算是比较早的,所以,此书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很大关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639.html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