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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晚清“新小说”辨义

更新时间:2019-02-15 17:27:40
作者: 夏晓虹  

  

   内容提要:晚清出现的“新小说”,其在雅俗文学中的归属一直比较模糊,或视为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合流,或纳入“通俗文学史”中叙述。而“新小说”的提倡者与创作者如何自我界定这一文类,实为辨析其性质的关键。如回到晚清的语境,可以确认,“新小说”并非通俗小说。它所追求的书写形式与启蒙宗旨尽管有“通于俚俗”的外表,但无论是从读者设定、文学观念与文体探索,还是从小说的文学等级、小说家的社会身份、小说的知识构成等诸多面向考察,“新小说”都有非常高雅的理想。作为具有巨大包容量与弹性的文类,“新小说”也切实引领了“小说时代”的到来。

   关键词:新小说/日本《新小说》/章回体/新理想

  

   晚清出现的“新小说”,在雅俗文学中的归属一直比较模糊。按照学界通常的理解,自古代传衍而来的四大重要文类,其中诗、文大抵属于雅文学,小说、戏曲则被归入俗文学①。置于这一脉络中,“前现代”的“新小说”似乎不言而喻地带有俗文学的胎记。不过,“小说”而曰“新”,情况已多少有所不同。反映在文学史的撰写中,表述便不无出入。如由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乃是集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两所研究人员之力而成。其第五卷专论“近代文学”,并特设了“新小说”章,认为“中国古代的‘雅文学’与‘俗文学’在小说中出现了合流的趋势”②,实为最稳妥的说法。而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③虽未专门讨论“新小说”,其各编各章却几乎均从晚清的“新小说”开始叙述。如第一编“社会言情编”,讲到“谴责小说”(只认可《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等;第三编“侦探推理编”更有“清末民初侦探小说之翻译以及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一章;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新小说》连同随后出现的《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也跻身其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小说”中最重要的类型,如政治小说、科学小说都没有专门的论述。显然,“新小说”在此书中并非全部被认定为通俗小说,从而割裂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小说”。

   本文则希望回到历史现场,主要依据晚清提倡者与创作者的自我论述,还原诸人对于“新小说”的构想。而在辨析其性质、确认“新小说”并非通俗小说的过程中,揭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也可为观察晚清到五四的小说流变趋向提供一个内部的视角。

  

   “新小说”考原

   “新小说”之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产物,代表了其成就与缺失,已为学界常识,需要稍加梳理的是其发生史。

   在1944年译介到中国的《日本文化给中国的影响》一书中,实藤惠秀述及梁启超1902年于横滨创办文学杂志《新小说》时,提到“日本春阳堂的《新小说》,已于七年前发刊”④。虽然只是一笔带过,其说却不免引人联想。

   由东京春阳堂印行的《新小说》当年也算是一代名刊。这本明治二十二年(1889)1月面世的杂志,一年半后即暂时休刊,明治二十九年(1896)又重出江湖,绵延至昭和二年(1927)结束⑤,历史堪称长久。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梁启超阅读此刊的记录,不过,杂志的出版既与其在日流亡时段完全重合,则横滨《新小说》的命名便不会是梁氏的妙手偶得,而更大的可能性是移花接木。何况作为刊物出版方的春阳堂,自明治十一年(1878)开业以来,初期曾着力推出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与探险小说,其中多种见于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梁启超对此也相当熟悉⑥。因此,若就取向而言,梁氏与早期的春阳堂《新小说》无疑契合度更高。

   不同于续出的《新小说》作者新旧混杂,早期以森田文藏(思轩)、饗庭与三郎(篁村)及须藤光晖(南翠)为编辑主任的杂志,本为文学同好会的同人刊物,确系集合新小说家而成。发刊词出自时年28岁、最年轻的会员朝比奈知泉(碌堂)之手⑦,已可见其新气象。文中述诸人结社之义与一般政治团体不同,只因同好小说,故以“会聚新小说家、发行《新小说》”为目的。虽则如此,《新小说》却非单纯的文学刊物。这在《<新小说>发刊趣旨》对于“新小说”的界定中已有明白宣示:

   然则新小说者何也?新小说家者又何人欤?彼新小说者,非妇人女子之玩物,亦非媚世人以求自售之具,乃自哲学家之理论、政治家之事业、宗教家之说法、慈善家之施与、忧世家之慷慨等种种之外,另辟蹊径而突进。

   虽然论者强调的是小说的虚构性与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将自家胸臆寓于外界之想象”,“于空中架楼阁、现人物、作遭逢、拟死活”,但其反复称说“以此新小说风动天下,黼黻经纶”,“弥缝彼哲学、政治、宗教等等力所不能及之间隙,充以温润丰腴之软膏,转滑社会之活机”,又证明《新小说》同人实有意借助小说,促进社会的进步。以此,其人也自觉地与旧小说作者划清界限,宣称:“新小说乃士君子之事,十九世纪文人之本业,决非文政、天保年间所谓戏作者流之事业也。”⑧可见,弃绝游戏笔墨的“新小说”不但是文人光明正大的本业,更有望真正成为“经国之大业”。如此,日本“新小说”所具有的新质与设定的目标,便与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的期待相当吻合了。

   晚清“新小说”的得名与流行,无疑源自1902年11月14日创刊的《新小说》。而其刊名随该报登载的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更早出现在8月18日发行的《新民丛报》第14号。只是,真正对“新小说”之义加以阐发,仍有待梁启超所撰发刊词《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发表。此文开篇即断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结尾又称:“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⑨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处位于“小说”之前的“新”字都作动词使用。原因在于,“新民”乃是梁启超其时的中心关怀,为此创办的《新民丛报》,即有意“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⑩。“新小说”本是作为“新民”之道的辅翼而登场,因此一并言说时,便采取了同样的动宾结构。

   不过,“新小说”对于梁启超,也并非只有“革新小说”一解。为推介新刊,与《新小说》发刊同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0号,曾特意刊出过《<新小说>第一号》专评。此篇未署作者名,但从行文口气猜度,很可能为梁氏执笔。文中提出小说创作的“五难”,实即新小说创作的五种难处。其一为“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往往不能相容”(11)。而此处之“新”显然已为形容词,所谓“新小说”于是与本文所要讨论的主体同义。

   论“新小说”之发生,域外文学的刺激实为第一推动力。1897年,最早见诸报章的小说专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尽管是因天津《国闻报》欲开设小说专栏而作,却已纵论古今中外,表达了有意效仿“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的成功经验,实现借途小说、“使民开化”的主旨(12)。康有为戊戌以前编《日本书目志》,在理学(哲学)、宗教、图史、政治、教育、文学等门类之外,也专列“小说门”,用目录的形式向中国学界介绍了日本小说,并提出了编“幼学小说”的计划。受其影响,加之赴日后接触明治小说的亲身体验,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发刊《新小说》时,也必首言“小说之道感人深矣,泰西论文学者必以小说首屈一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近世学于域外者,多能言之”(13)。于是,此后的“新小说”论者、作者追溯起源,也遵循同一思路:

   顾其始也,以吾国人士,游历外洋,见夫各国学堂,多以小说为教科书,因之究其原,知其故,活然知小说之功用。于是择其著名小说,足为社会进化之导师者,译以行世。渐而新闻社会,踵然效之,报界由是发达,民智由是增开。成效既呈,继而思东西洋大小说家,如柴四郎(按: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作者)、福禄特尔(按:即法国作家伏尔泰)者,吾中国未必遂无其人,与其乞灵于译本,诚不如归而求之,而小说之风大盛。(14)

   此说措辞不免夸张,却大体符合“新小说”生成的历史轨迹。可想而知,汲取域外文学的荣养而诞生的“新小说”,必定会发育成为与传统小说不同的品类。同样不言自明的是,“新小说”不仅指向国人的自著,也包含了翻译作品。

   而《新小说》于1902年行世后引发的连锁反响,确实带来了“新小说”翻译与创作的极大繁荣。其影响之深,从其刊名被一再复制上可见一斑:1904年有《新新小说》发刊,1906年《新世界小说社报》开张,1907年甚至出现了《广东戒烟新小说》。由此可见,“新小说”已然成为一个值得夸耀的名号。正是在众多新小说杂志与书局的合力推动下,数以千计的“新小说”结队而来,中国文学史上新的篇章就此展开。

  

   “旧小说之体裁”

   梁启超对于“新小说”文体的设定,是所谓“旧小说之体裁”。这与他提倡“诗界革命”的保留“古风格”(亦称“旧风格”)貌似一致,实则仍有差异,根源即在诗与小说在传统的文类等级中因雅俗之别而地位悬殊。因此,在“新派诗”中执着于“古风格”可视为守旧,但在“新小说”中坚持旧体裁则未必尽可如是观。

   依照梁启超的文意,“旧小说之体裁”乃指向章回体。不像后来的继起者如《小说林》标明“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15),各种文体均平等看待;创办《新小说》时,梁启超的钟情所在唯有章回:“至其风格笔调,却又与《水浒》《红楼》不相上下。”不过,章回体只是形式,真正的要义实在白话。故此,在编辑《新小说》第一号时,梁氏已在检讨“惟中有文言、俗语互杂处,是其所短”(16),可见对文白掺杂是不满意的,这也是他所认为的《新小说》杂志仅有的缺憾。

   其实,从最初看中小说的启蒙功效,维新人士所青睐者便只是白话小说。康有为称其“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17);《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以向路人提问的方式开头,所问小说人物无不出自《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而路人也皆以小说而非史书中的人物形象对答;作者又认定说部“入人之心,行世之远,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很重要的原因即在小说“出于口之语言”(18)即白话,故易于流播、接受。据此,对“新小说”文体的设定也自然偏向白话。梁启超即断言:“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19)到1912年管达如发表《说小说》,更直言“白话体”“可谓小说之正宗”(20)。

   “新小说”应采用白话体,无可否认,首先是出于启蒙的需要。康有为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到小说的销量远高于四书五经与八股选本,从而得出“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的结论,由此形成以小说代替“六经”“正史”“语录”“律例”,进行道德教化、知识教育与社会治理的思路。这里存在的内在关联是,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体为它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群,它也因此有资格成为最得力的启蒙利器。不过,康有为并未对小说的读者细加区分,而统言之为“愚人”“粗识之无之人”(21),明显是以阅读能力的高下为分界。

到“新小说”出世,“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22)已形成共识,而对读者的想象在变得具体的同时,也出现分化。延续康有为的说法,将下层民众设定为主要读者,还是更为普遍的认知。1903年出刊的《绣像小说》自白:“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已排除了高人雅士,专“对下等人说法”(23)。撰写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夏曾佑,同年在《绣像小说》发表《小说原理》,也直截了当地宣称:“今值学界展宽(注:西学流入),士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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