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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略论作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

更新时间:2019-07-12 21:58:48
作者: 乔耀章 (进入专栏)  

  

   我国政治学界常把“政治发展”分为两个类别:其一是资本主义政治发展,其二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并认为后者高于前者。这不仅有利于我们防止受“西化”或“欧化”的政治思潮的影响,而且还有利于我们对政治发展进行科学的比较和深入的研究,以加快我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但是,把我国的政治发展,尤其是21世纪初期我国的政治发展笼统地定格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认为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直接就是或等于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它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也高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这种提法本身可能在事实上还仍然没有摆脱过高估计我国社会主义和政治发展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成熟程度的思维定势,并且还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导,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

  

   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我认为我国的政治发展只能是“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或者说我国的政治发展具有社会主义的定向性(这是由人类史、世界史、中国史发展的社会主义定向性决定的),它类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一方面,若从意识形态的、宏观的、应然的、定性(质)的分析角度看 ,我国的政治发展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另一方面,若从社会现实的、微观的、实然的、定量的分析角度看,我国的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逐步获得的而不是一次性获得的。在我国,社会主义绝不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政治发展都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果,而不是人们意识的或道德情感作用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政治发展的现状及其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再认识的程度如何。不解决这个问题,便不能很好地探究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2](注:李景鹏教授在他的专著《 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中说:通过对建国以后50年的经验和教训的回顾,我认为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对理想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关 系如何认识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便不能很好地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

  

政治发展

  

   在我国,研究政治发展问题,可以从四个层面上展开,即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3]②,在每一个层面上,政治发展都不同程度地与社会主义发生着关系和联系。

  

   对于其它层次的问题来说,政治发展具有最普遍的意义。广义的政治着眼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整个过程,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它有三个大的阶段构成,即由阶级、国家产生以前的政治,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和阶级国家消亡以后的政治组成。通常可以把作为阶级国家产生和消亡前后的政治称为非阶级国家的政治。值得提出的是,作为非阶级国家的政治不仅仅历史地存在于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的前后,即使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存在时期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所有的社会政治都阶级国家化了,在这个时期,作为非阶级国家的政治和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是相互共存、相互作用的。无论是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的产生还是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的消亡,归根结蒂都是作为非阶级、国家的政治生活发展的直接结果。狭义的政治通常是指与阶级国家相联系的政治,亦即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政治与国家活动等同。在既往的政治学说史上,相对说来,人们对广义的政治提出并论及的甚少,而更多的是论及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对狭义政治的解释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给“政治”一词下过系统的完整的定义,但关于政治的基本内容都论及到了,因而成为我国学者理解政治的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政治实践,我国学者也为科学地理解政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以下两种关于政治的界定是得到许多人认同的:王浦劬先生认为:政治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现象,它本质上是人们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李景鹏先生认为:政治是特定的社会主体维护其根本利益的特定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特定关系。其中,所谓特定的社会主体是指国家和与国家相联系的各种社会实体;所谓维护根本利益的特定方式,是指一种带有强制性、斗争性、支配性的行为方式;所谓特定的关系是指与上述行为方式相适应的各种权力关系[4](注:李景鹏教授在他的专著《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中说:通过对建国以后50年的经验和教训的回顾,我认为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对理想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认识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便不能很好地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政治,是指一种关系,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同特定的社会、利益和权力相联系。按五种社会形态划分说,政治的社会类型就有原始社会的政治、奴隶社会的政治、封建社会的政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虽然这样分析和认识政治问题已经超出了狭义的政治论域。发展本是事物自我扬弃、自我否定的过程,即事物充分实现了自身的本性,就会走向自身的他物,即比自身更高的存在。发展意味着事物通过时间维度(主要的)和空间维度表现出来的一种上升的、优化的、进步的状态。使事物发展后的状态要好于、优于事物发展前的状态。

  

   发展和政治构成的“政治发展”一词当指发生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的一种上升的优化的进步的变化和运动。如同对政治有多种界定一样,目前国内外政治学界对政治发展的界定也是歧义横生,莫衷一是。下面这种关于政治发展的分析界定是得到认同的,即,政治发展是指政治关系的发展,亦即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这种变革和调整通常采取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形式。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根本性质变过程,是从根本上否定和彻底改变既存的根本政治制度或政治关系、政治体系与政治文化等等,而用一种新的根本政治制度或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模式取而代之,属于政治关系的质变;政治改革则是在保持既存的根本政治制度或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主体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针对现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的自我完善和改进,属于政治关系的量变(注:参见姚建宗:《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北京]《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78-79页。)。政治发展是政治革命和政治改 革这两种基本形式交替作用的过程。可见,从最广泛意义上说,政治发展是同人类社会发展并存的,没有哪一种社会没有政治发展问题,这是共性,只是政治发展的地域、阶段、内容、速度等存在着不平衡性和差异性罢了。研究政治发展的这种共性、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是政治学界的共同使命。

  

中国政治发展


   从政治发展的普遍性已知,政治、政治发展本是人类政治[5]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是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或学理概念的“政治发展”是直至20世纪50-70年代才由西方学者主要是美国的政治学者自觉地创造出来的新词汇、新概念。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逐渐成为政治学界探讨的一大理论热点。但是,不能说在“政治发展”这个词汇被发明使用之前就没有或不存在政治发展问题。如果从时间序列上来考虑和分析问题,就会发现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这两个问题并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我们已知,在现代化之前的各社会形态就客观地存在着政治发展,而现代化之后的政治发展一定与现代化相联系。而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多数学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从西欧开始,然后逐渐辐射和渗透到全世界,即指人类社会从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切急剧的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并使工业化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造成世界性的历史转变进程。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改革,以迅速赶上发达国家并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6](注:杨旭明:《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述评》;萧超然:《略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目标及其分期》。见《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第30-46页。),亦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型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西方学者提出“政治发展”概念,其主观的潜在的意图是想把西方政治现代化的模式(或政治模特儿)泛化到西方以外的国家和社会,把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路径视为非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未来情景。然而,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否接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和范围内接纳西方政治发展模式,这不取决于中西方学者的主观意愿,而主要取决于西方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本身所具有多大程度的普适性,取决于中国社会自身发育程度及其需要程度和吸收西方政治发展肯定成果 的能力与程度。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离不开世界政治发展(主要是资本主义政治发展) 的文明大道。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可见,中国的政治发展理应体现着政治发展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对外,表征着是中国的政治发展,而不是别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如不同于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俄国的政治发展。对内,涉及到中国政治发展从何处而来,现在何处,向何处而去等问题。从时间维度看,具体可以表征古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7](注:杨旭明:《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述评》;萧超然:《略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目标及其分期》。见《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版,第66-67页,第30-46页。),新中国的政治发展[8](注:谢庆奎:《新中国五十年的 政治发展》,王浦劬、时和兴主编《政治与行政管理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31-68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9](注:燕继荣:《权力剥离——转轨 期间的中国政治发展》,王浦劬、时和兴主编《政治与行政管理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81页;周光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郑言:《中国近20年的政治发展》、王拙、孙力《中国新时期的政治发展》,[北京]《政治学研究》 1998年第1、4期;胡永佳《试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线索》,[北京]《政治学研究 》1999年第1期。),世纪之交中国的政治发展[10](注:桑玉成、袁峰:《世纪之交的中 国政治发展》,[北京]《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此外,中国政治发展又是含混的包容性很大的提法,具有某种“中性”意义,即不问是姓“封”、姓“资”还是姓“ 社”,不谈“主义”,只讲“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也是硬道理。以上分析说明,中国 的政治发展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导向性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它取决于现实中国各种政治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和较量,最终取决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性质。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各种价值取向中,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即本文强调的社会主义定向性应占主导面。这既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无论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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