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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恩广 李若青:道器相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柔性逻辑

更新时间:2019-06-29 12:12:31
作者: 米恩广   李若青  

   内容提要:文章以理性为分析视角,围绕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柔性逻辑展开分析,系统剖析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性,在此基础上深度挖掘出形而上之道层面的价值理性与形而下之器的工具理性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柔性逻辑。据此,指出“道器相济”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理性选择,并提出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道器相济”的策略,以期为新时代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提供有益参考。

   关 键 词: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道器相济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bility in ethnic autonomous areas  combination of Dao and Qi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国家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报告中共5次提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新时代政府能力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涵和综合国力提升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就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是我国政府部门的有机构成,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在新时代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只有加快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才能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优越性。因此,本文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一个理性的分析框架之中,从理性的视角,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相结合,并对其逻辑机理进行深度剖析。

  

   一、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性

  

   (一)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时代要求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治理现代化在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中的重要性。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既然是我国政府的有机构成,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那么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根本方向。然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关乎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其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进而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2]。本质上而言,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转型期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重大转型,是解决新时代民族自治地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间的矛盾的关键,因此,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不可规避的环节,更是新时代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时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各项工作,加快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加紧奋斗。”[3]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发展的内涵、新思想的意蕴。这就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围绕十九大精神与指示展开,立足民族自治地方现实境遇,在社会治理中不断更新思路、创新方法,慎重考虑“治理”理论在民族自治地方的适应性和实用性,而非全盘照搬,或“新瓶装旧酒”,继而实现治理能力质的飞跃,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同时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这是新时代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理性选择

   众所周知,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了改变,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也随之面临着更新、更严峻的考验。然而,民族地区经济落后、思想保守、信息滞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地区差异不断加大、民族矛盾仍存在等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问题是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羁绊,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必须具有较高水准的治理能力。从本质上而言,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民族自治地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此乃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社会主要矛盾之根本所在。而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繁荣民族文化、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维护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等则是民族自治地方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具体内容,这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责任,所以,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逐步提升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加之党的十九大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实现分为两阶段、两步走,这就为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因此,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理性诉求与选择。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体现,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未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仍需不懈努力。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中国多元化的现实语境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难适应社会转型的多样化要求,因此,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唯有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紧抓理性的准绳,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才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的中肯之举,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则是解决民族自治地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之道。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而言,既离不开思想意识形态的引导,也离不开制度等工具、技术层面的支持。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理论等反映的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对理性价值的选择;制度等工具与技术的运用说明的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对方法论的具体应用。这就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将价值理性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引导作用与工具理性在操作层面的支撑有机结合,以促成其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成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能力建设理性选择的必然。

   (三)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重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诉求

   纵观中西政府能力建设历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并无现成的规则可供使用;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政府改良活动,而是一个完整体系,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实际上,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是民族地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供给主体,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上是地方政府满足本民族地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需求能力现代化的过程。而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在民族自治地方也正经历着“自由主义—干预主义”的供给思想的转变,供给方式也正在实现着由单一主体供给向多元主体供给的演化,“政府—市场—社会”的多主体供给模式也在探索与实践之中。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间的关系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取向和社会发展的诉求。

   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上是政府治理能力的转型,是政府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治理能力的全面现代化,旨在有效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间的矛盾,这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主旨所归,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优化与重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市场—社会”关系,打造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诚然,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间的关系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能力表现和衡量指标。就本质而言,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是对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方式的优化与重构,这是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内涵。事实上,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理顺各级关系的需要,因此,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成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理顺“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保障,是打造民族地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需要。换言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必然成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优化与重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诉求。

  

   二、理性视域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柔性逻辑

  

   自韦伯的理性主义诞生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便成政府自觉遵循的范式。价值理性是“人类对价值和价值追求的一种自觉意识,工具理性主要指向‘实然’状态的现存事实”[4]。价值理性“反映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肯定(或否定)性关系”[5],工具理性着重考虑行为目的达成的技术性和有效性,价值理性是“道”与“体”,工具理性则是“器”与“用”,因此,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中价值理性之道与工具理性之器缺一不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价值理性是体,工具理性为用”[6],价值理性以工具理性为“用”,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为“体”,实现“体用结合、道器相济”方能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因此,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形成了内在的柔性逻辑。

   (一)工具理性: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器

   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则把价值因素从政府管理中完全剔除,使行政成为一种纯技术,价值理性地位逐渐凸显。在近代科学的推动下,规范化、制度化、精确化等成为工具理性的目标追求,因此,工具理性之“器”及其“器”之效用为政府能力建设提供了范式和框架。实际上,“工具理性是西方传统文化发展之产物,但在我国文化自古就缺乏工具理性的因子,甚至与工具理性精神完全背离……以尚德、为道为主旨的中国文化崇尚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与行为取向,这使得我国缺乏工具理性得以形成的知识论框架,缺乏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的技术逻辑”[7]。这也决定了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工具理性的缺失在所难免。

从西方官僚体制的现实效用看,工具理性是一种崇尚工具、以技术主义为目标的价值理念,效率是工具理性的追求。工具理性是政府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技术工具,效率也成为工具理性的重要特性。事实上,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政府运用制度和转化制度的能力的现代化,对制度的运用和转化必然以有效的技术工具作为支撑,方法路径的选择上必然体现为高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而强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必须体现出高度的合理性。但就中国崇尚价值理性的实际而言,民族地区自古就缺乏工具理性茁壮成长的沃土和根基,导致工具理性发育不良,抑或未形成西方推崇的工具理性,进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组织与行政范式也就相应地缺乏工具理性推崇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精确化,这也使得工具理性缺失的实际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工具理性诉求不匹配,其“器”之用也难以充分发挥。诚然,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就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打造共建、共治的社会格局,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思考能为人民做什么、怎么做人民才能受益等问题,能做什么是对价值理性的思量,怎么做则是对工具理性的思索。“能为人民做什么,怎么做人民才能受益”的问题实质上反映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将工具理性的“器”之效用充分发挥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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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南宁)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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