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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晶环 韦克难:治理情境下社会组织发展理性比较分析——以“5·12”地震后的两个社会组织为例

更新时间:2020-09-17 09:01:51
作者: 陈晶环   韦克难  

   内容提要:在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其所处的宏观背景由管理型社会向治理型社会转变,治理情境的到来带来了社会组织发展的资源,也促发社会组织在实践中衍生不同的发展理性。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资源依赖性与理念自主性之间的张力,形成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不同关系:一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颠倒,即工具理性的内容成为目标,价值理性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二是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即价值理性的内容为目标,工具理性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资源获得和权威认同成为塑造社会组织理性类型的两种因素。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社会组织的发展呈现出垄断化、工具化和同质化特征。对上述现象应当警惕,在治理情境下注重社会组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联与协调,使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回归社会性、公共性和多元性的发展方向。

  

   关 键 词:治理;社会组织;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空间对彩礼的影响机制及其治理研究”(18CSH009);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视角下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研究”(SC16C049);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内外有别’——空间对灾后社会组织的影响机制及其治理策略研究”(JBK1902048)。

  

   作者简介:陈晶环,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组织、农村社会发展;韦克难,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成都 611130)。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梳理

  

   在有关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中国大陆社会组织所存在的各类问题的普遍根源在于以下两点:首先是“社会转型中基本价值与制度建构的双重缺陷”①,其次是“社会组织自身理念的缺乏和政府改革的滞后效应”②。然而这两点根源在治理情境下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一方面,社会治理进程不断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党的十九大提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些表述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政策指导。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发展的观念和理念日益明确,日渐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因社会组织在汶川地震中的优异表现,2008年更是被称为“中国NGO元年”“中国公民社会元年”③,社会组织对和谐社会建设的良性促进作用,甚至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随着政府由管理思维向治理思维过渡、社会治理程度的深化,大部分地区社会组织开始进入低门槛、快车道发展的环境中,社会组织的数量和所涉领域也迅速扩大。

  

   与过去相比,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性因素稍微有些放松,但政府对社会的管控思维并没有放松④,国家在治理单元运作过程中处于控制地位。⑤因此,治理情境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再需要获得政府的认可,反而因在开放的环境中,社会组织数量增加,与政府形成依附式合作⑥,资源成为社会组织竞争的主要内容。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多和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使得以志愿精神为指导的社会组织在追求价值理性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又陷入工具理性的追求中。因此,社会组织如何健康、有序地发展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挑战。本文引入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理论框架,在汶川地震发生十一周年的节点上,通过动态研究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演变出的特征进行描述,分析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理性偏好、形成逻辑及其社会后果,以期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

  

   梳理社会组织的研究脉络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可以细化在三个层面上: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的研究、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研究、社会组织发展的反思性研究。在初期的研究中,孙炳耀提出了社会组织的“官民二重性”⑦;高丙中建立了合法性的四个维度⑧;贾西津阐释了社会组织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合作型的三条发育及发展路径⑨;康晓光等提出“分类控制”和“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⑩;林尚立则从政党控制的角度,将迅速发展的社会组织解释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11)早期社会组织的成长路径和研究视角为社会组织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并形成了一个今后研究的基本共识: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条件就是形成鼓励发展和加大投入的新型政策思路。(12)随后,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研究成为研究重点,发展出了“非正式制度”(13)“寄居蟹艺术”(14)“共意动员”(15)“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16)等行动策略分析。在理论视角上,突破了“国家—社会”单一的理论视角,运用社会建构论(17)、组织自主性理论(18)、理性选择理论(如“利益契合”)(19)等理论以“社会组织”为中心开展,以此来弥补对社会自组织化这一现象所欠缺的“组织分析”(organization analysis)。(20)“社会组织中心论”所形成的逻辑严密的认知路线,对政策领域具有重要影响,也成为当前关于社会组织研究的主线。在社会组织的发展反思性研究上,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上呈现出依附性自主(21)、组织结构模糊(22)、公共性缺失(23)、形式与运作逻辑不符(24)、基于党群部门的“主流符号”进行生产(25)等特征。

  

   既有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亦有可拓展的研究空间。可以发现,对社会组织的研究过程有一个时间转向,即以汶川地震为临界点,前期关注社会组织所处的环境重建,后期关注组织的发展策略研究,而对社会组织的反思性研究则贯穿始终。因此,本文在顺应研究趋势的同时,对隐藏的反思性研究这一主线进行深挖。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推进:第一,当前研究关注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彰显出一定的片面性,从制度环境或者政府角度来说明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强调政府的控制性和社会组织的被动性,却忽略了政策宽松背景下社会组织转变为主动互动的可能性;第二,当前研究关注社会组织的发展策略彰显出一定的局限性,虽突破了西方社团理论的限制,但缺少对策略背后组织发展逻辑的挖掘;第三,当前研究关注的社会组织发展问题具有一定反思性,但批判性不足。本文以韦伯针对充满实证主义和价值主义张力的现实而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概念为理论框架,基于社会学批判的立场,将社会组织的实践逻辑进行呈现与抽离,从而揭示在社会治理转型阶段社会组织的发展理性。本文引入理性的概念意在强调作为行动者的组织在面对制度环境时充满能动作用的一面,以及“能动策略”背后的理性逻辑。(26)

  

   二、分析框架:韦伯的理性选择理论

  

   在韦伯看来,理性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分析框架,他将社会行动和社会现象中的目标、责任、意义、信仰等内容都纳入这一框架内进行分析,提出了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传统的行动、情感的行动、价值合理性的行动、工具合理性的行动(亦称目的合理性的行动)。(27)其中前两种行动类型是非理性的,后两种行动类型是理性的。“目的合理性行为”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为(28),也就是说为了实现最终目的,个人会考虑各种手段与方式,以最有效的途径来实现目的。“价值合理性行为”是指绝对地、不计后果地遵从某些价值信念而行事的行为,即人们关注行动本身的“绝对价值”,或是符合道德,或是符合责任的,而不论这种行动能否取得成就。由于“目的合理性行为”把实现目的的工具及其效用作为考量重心,“价值合理性行为”把行为本身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价值及其追求作为关注焦点,因而韦伯把这两种不同的行为倾向称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韦伯划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直接原因,是便于其对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并做出因果解释。而韦伯划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建构一套“西方今天‘之所以这样,而非那样’的解释模型”(29),用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发展到今天,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已成为认定社会事实的“精神眼镜”(30),是形塑经验材料的思维方式。

  

   本文借鉴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经典分析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理性进行探讨。依据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以及收集的经验材料,界定出社会组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三个维度,将组织的目标项目化、发展失范化和考核量化划定为工具理性的三个维度,将目标服务化、发展规范化和考核多元化划定为价值理性的三个维度,以此作为衡量不同社会组织的发展理性偏好。由于社会组织自身并不生产物质资源,其所需资源主要由外界主体来提供,而“组织总是容易受到控制着它们所需资源的组织的影响”(31),这也就意味着不同资源及其主体影响社会组织对资源使用的价值诉求,导致组织形成不同的发展理性偏好(如图1所示)。由此,本文在借鉴韦伯理性理论的基础上,划分出社会组织发展理性的两组标准,并以资源作为切入点,建构出“资源决定理性说”的分析框架来剖析资源获得与权威认同方式对社会组织发展理性偏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韦伯的理性框架进行实践层面上的解读与补充。

  

  

  

   图1 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传统理论往往将社会事实看作一种固态的、精致的、结构性的东西,因而,所采用的社会学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也就必须适合对这样的静态特征进行观察和描述。(32)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实践活动,静态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在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都不是潜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社会结构之中。(33)相反,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现出来。在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因素与本土因素、正式因素与非正式因素之间构成了复杂互动关系。因此,本文采用动态研究方法,通过追溯社会组织发展的事件和具体过程,分析社会组织发展理性的形成与影响因素。

  

   (二)个案选择

  

   本文以因汶川地震发生而建立的社会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应急产生的灾后社会组织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但随着灾后重建的结束,这一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公众和学者的视野中似乎也消失了,鲜有再发声。同时,恢复重建三年(34)结束后,灾后社会组织成立之初所设定的使命也结束了,导致其比其它类型的社会组织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发展和转型挑战,其所暗含的发展理性也更值得关注。

  

在个案选择上,本文选择了四川省D市的两个社会组织。D市在“5·12”地震中受到较大创伤,在重建过程中接受东部沿海发达省市的对口援建,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的理念也随之带到D市。D市在2014年提出“一核多元、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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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建设》(京)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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