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洋上来的野蛮人与从陆地上来的野蛮人有着根本的不同。
美国是全然例外的，首要体现就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例外，“世界的第四部分”或“第四世界”是大自然的天赐身份，这是美国国家的第一自然法，也是美国的国家建构及其外交思路的起点和原教旨，它决定了这个国家进入旧世界恩怨史的方式。
欧亚大陆恩怨交缠的宿命是被简单明晰的自然地理状况所注定的，没有人能改变这一事实。从上古时期荷马—希罗多德—维吉尔的诗史叙事、中古的圣战狂潮，到近代奥斯曼帝国对地中海的封闭，直至今天“伊斯兰国”（ISIS）在欧陆边缘的异军突起，欧亚大陆一直被机运与暴力的轮回所困扰。
一、罗斯主编的思路
美国《外交事务》（2015年9/10月）杂志以“奥巴马的世界”为专题，刊发九篇主题文章，针对奥巴马外交政策得失进行总结和评价，评价结果是得大于失，主编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亲自操刀，率先给出这一评价，为本期主题定了基调（“奥巴马做对了什么”）。
封面
该期封面设计很有意思。主标题是“奥巴马的世界”，副标题是“评断他的外交政策记录”，背景配图是奥巴马弯腰曲腿扛着巨大的地球。这是在戏仿希腊神话里的阿特拉斯举天的典故，意味深长。阿特拉斯（Atlas）是泰坦神族的重要成员（他有个弟弟就是大名鼎鼎的普罗米修斯），宙斯分配他去把天空扛在肩上，天与地就分开了，这给宇宙万物秩序提供了生长空间。希腊神话权威文本对阿特拉斯有一处重要刻画：他矗立在“大地边缘”（peirasin en gaies）。——他创造了一个秩序，其本人却不在秩序中，可这个秩序还需要他日夜守护。（赫西俄德（Hesiod）《神谱》，第518行，中译可参考吴雅凌编撰的《神谱笺释》，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94页）这可能是“美国例外论”的最佳隐喻。施米特说美国的海权存在样态是“无迹可求，但又无处不在”（nowhere and everywhere），令人费解地糅合了“缺席”（absence）与“在场”（presence）（Carl Schmitt, The Nomos of theEa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Jus Publicum Europaeum, trans., by G.L. Ulman, Telos, 2006, p. 281-301）
的确，从华盛顿总统在其告别演讲发出告诫以降，美国外交思想史贯穿着一个清晰可辨的精神传统，我权且戏称之为 “圣灵”外交，它敦促美国不要轻易进入别国领土（肉身化），而是像圣经中记载的“圣灵”一样，“运行在水上”，姿态灵动飘忽，富有高度弹性与机动性。
独立宣言、联邦党人对“联盟”的犹疑、门罗主义的保守态势、马汉的海权愿景（建立高度机动性的海上力量体系）以及威尔逊主义的攻击性都可以在“圣灵外交”中得到解释。水上的圣灵和美国的海权伸张似乎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拒绝依附土地。在其理想型态上，美国的外交不是土地性的，在其历史层面，当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和扭曲。
罗斯主编的文章认为，小布什的外交把美国人的命运与海外土地过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是对“圣灵外交”的偏离和扭曲，奥巴马则使美国抽身而出，这不是示弱，而是矫正前任失误，回归美国外交的传统思路：
“奥巴马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对大局的把握：他激赏那种美国在过去七十年中一直加以培育的自由国际秩序，并且认识到，有必要从全球边缘地带中那种被误导的冒险和积怨中抽身而退，才能拯救那一秩序的核心……他是一名带有保守主义性格的观念上的自由派。”
这段话是罗斯主编的点睛之笔，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自由国际秩序”是什么东西。
第二，怎么界定“边缘”与“核心”。
第一，“自由国际秩序”是什么东西。
罗斯声称，奥巴马激赏并力图回归的“自由国际秩序”是诞生在“二战”中并发展至今的全球体系，这一秩序的核心成员是拥有混合经济的各个民主国家，他们彼此和平共处并贸易往来，同时偎依在美国的保护伞下。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到北约组织和欧洲联盟，再到数不胜数的双边与多边区域性组织，这一秩序中的核心部分牢牢根植于多重交叠的制度性架构中。罗斯看到，这一秩序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无法基于地理、种族、血缘、宗教或带有其他被给定的自然归属性特征得到辨识，它是一个纯粹人造的契约性自由共同体联盟。
“任何想要加入并准备依规则行事的国家都会被允许加入，这令其成为一种具有潜在普遍意义且正持续扩展中的联盟。并且，因为这一秩序包含方方面面相当多的领域以及进入点，未准备好的立即签署全部协议的国家可以从边缘地带起步，依照他们各自的步调向核心地带前进，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加入。”
总之，自由秩序的大门始终敞开着，要想进来，需要自己努力争取，美国则应该保持去留自便的弹性姿态，尊重潜在会员国的自由意愿，不宜强制他人入会。
罗斯认为，小布什致力于进攻性姿态，致力于“铲除这个世界的邪恶”，其实只是斤斤计较于边缘性的积怨和冒险，置美国外交的核心任务——自由国际秩序——于危险境地。罗斯赞同奥巴马的撤离政策。
以乌克兰政策为例，他说：奥巴马看到乌克兰并非北约成员国，它只是欧洲战略边缘的一部分而非核心，它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但对于西方来说仅仅是边缘地带，因此，让俄罗斯为其侵略付出代价固然是必要的，但是美国自身却没有必要为这一事态大动干戈。
“美国并未介入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或者1981年在波兰发生的类似事件，何以人们期待美国介入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呢？就像其他国家经历过的那样，当形势允许，乌克兰大概最终加入自由秩序，但在那之前，出兵将其引入自由秩序却并非美国的责任。”
罗斯这段分析包含两层含义：
其一，对自由秩序的高度自信，就像他在文章最后宣称的，“时代潮流总的来说是站在自由秩序这一边的而非其少数剩余的敌人一边。”
其二，对与他国发生身体性（土地性）关系的怀疑和冷漠。这两层含义综合了美国外交固有的理想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质素，二者的融合催生了罗斯眼中的奥巴马式审慎——
“假如中东执意要在代价高昂的灾难中折磨自己——不幸的是，现在看来这似乎正是事实——那么，从侧面着手竭力发挥建设性作用而非直接卷入，就代表着审慎而非软弱。”
第二，怎么界定“边缘”与“核心”。
罗斯认为奥巴马的收缩政策并非全面撤退，更没有抛弃美国传统的自由秩序大战略，而是试图从小布什手中拯救这一战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甘于牺牲“功能和区域意义上的边缘地带”。
罗斯在文章中花费很大篇幅试图辨认被奥巴马牺牲掉的“边缘地带”，其中就包括阿富汗、ISIS、利比亚、埃及以及前文提到的乌克兰和中东问题等等。也许是受罗斯主编的授意或者启发，本期《外交事务》专题的另外几篇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罗斯命题提出辅证。
华盛顿大学中东政治研究项目主管马克·林奇（Mark Lynch）以
“奥巴马的中东：优化美国的地位”为题，为奥巴马的中东政策提出全面辩护和赞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巴以冲突已经耗费多到令人惊骇的外交时间和注意力。同样的，与伊朗达成核协议或将令美国非但不需要借助战争就能瓦解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而且最终得以将外交重心转移到中东地区以外的其他问题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那些问题一直处于次要地位。”
美国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ibaum）的文章甚至试图把欧洲视为美国的边缘地带——
“欧洲大陆被认为安全而又乏味，是个适合当着媒体合影留念而不是进行真正辩论的地方。”
随着布什政府的外交着力点（中东、非洲、欧洲）被奥巴马政府边缘化，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外交的核心——尤其是区域意义上的核心——在哪里？会不会是毗邻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区域？
二、马汉的亚洲问题
海战学院院长、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阿尔弗雷德·马汉以倡导集中攻击力于一个主要方向而著称。他不仅在海战战术方面贯彻这一原则，而且还以此针对美国外交思路提出建议。
在关于亚洲问题的系列文章中，他直言不讳地阐发了他的西太平洋视野。马汉认为，毗邻西太平洋的亚洲东方区域通过太平洋与美国大陆联接，这是天定的自然亲缘，美国对此应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换言之，如果美国具有一脉相承的扩张逻辑，那么，亚洲问题——尤其是东部亚洲，其中又以中国为主——则是一节重要链条，位居终端，相比之下，其他问题都是次要问题。这是马汉针对美国外交走向提出的思路，时间是1900年。
马汉对美国的海权命运及其扩张本性洞若观火，他认为，扩张欲主宰着这个国家的幼年时代，并逐渐被强调成一种民族未来的自我意识。美国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历史，扩张是美国史的主线，但是这条主线常常被偶发事件打断，这些事件是紧迫的，但却是次要的。
马汉认为，南北战争就是这种紧迫的、次要的偶发事件，它打断了美国扩张的主要进程。内战刚一结束，美国就立即重启扩张进程——坚持要求法国滚出墨西哥。马汉捕捉到了美国人的一个有趣特性：他们时刻准备
“让长远的目标让位于短期目标的迫切要求，但是，迫在眉睫之事一旦结束，全国再度放眼远望，展望未来。”
——马汉：《亚洲问题》，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6页
在辨别主次问题上，《外交事务》罗斯主编似乎也沿袭了马汉大刀阔斧的独断风格，以至于把美苏冷战指为美国历史上次要的边缘性内容——
“正因为冷战和苏联从来不是那段历史的核心内容，所以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改变世界的程度弱于很多人的预料。”
马汉对美国扩张进程的观察很难不让人想起美国史学界“边疆理论”创始人弗里德里克·特纳。特纳对美国边疆的研究与马汉的扩张理论多有呼应。
在撰写于1893年的一份奠基文献“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的重要性”中，特纳指出，迄今对美国历史的研究都局限于美国的欧洲根源及其在新大陆上的发展，美国的日耳曼起源角度尤其左右着对美国的认识，而美国自身的因素没有得到关注，这就是美国的边疆。
特纳敏锐地看到，美国的发展不单单是一条线性的、不断进步、不断文明化的轨迹，更是
“在不断推进的边境线上向原始状态的回归和在该地区的重新发展。”
从大西洋沿岸的垦殖园到纵贯着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新英格兰森林，再到宽广肥沃的密西西比河谷，最后穿越大草原直到太平洋东岸，美国的社会发展不断在简单原始的边疆地带反复进行，这种不断回到起点、不断的重生、不断的定居与扩张、堪比中亚草原游牧民族普遍的流动生存习性培育了美国的性格和力量，使其免遭定居民族过渡文明化之后所可能导致的安逸腐化。
从东往西的边疆推进使美国人逐步改造了荒野，但改造所得的产品“既不是传统欧洲的模式，也不是简单的日耳曼模式的再现……事实上，这是一个美国式的新产品。”
——特纳：《美国边疆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董敏、胡晓凯译，2012，第1-4页
新英格兰地区是美国最早的边疆，这片区域可以看做是欧洲的边疆，其中的欧洲痕迹非常浓重，但是，越往西，欧洲的影响就越微弱，而美国特征就越明显。
因此，朝向西部边疆的推进既是一个“去欧洲化”的过程，更是美国身份获得的过程。这是自东向西由垦殖、战争、征服与扩张构成的大历史。从这一宏观视角来看，南北战争似乎的确是一个突发的偶然事件插入呈东西方向行进的国家进程——美国历史的主干是东西问题，而不是南北问题。（特纳在一个脚注里指出，废奴运动以及南北战争之所以在美国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因为它与西进拓殖运动有关。换言之，南北「内战」问题，其实是东西「西进」问题 ）
特纳文章问世不到十年功夫，“海权之父”马汉就撰文开始考虑把美国人的视野朝更西的方向——太平洋及其彼岸——指引。他认为，边疆推进工作并没有随着太平洋横亘在眼前就终止了，“海洋是海权国家的家园和领地”马汉这样说，同时他对海洋的“非领土性”特性也了如指掌，
“海洋本身是一个不毛之地，只有作为巨大的公共领地，作为商业贸易的高速公路，作为交通的场所，它才具有独一无二的属性和价值。”
——马汉：《亚洲问题》，前揭，第29页
——马汉视野中的海洋和特纳笔下的边疆几乎没有实质性差别。作为海权国家的美国，守护海洋的这一独特属性和价值似乎是它其天然使命。随着边疆向太平洋进一步推进，美国的身份特征将发生天翻地覆的革命，“去欧洲化”不仅在精神意义上，而且更在地理意义上得到巨大强化。
——美国离老迈的欧洲越来越远了，与此同时，离东部亚洲则越来越近。马汉认为，向太平洋西岸的边疆推进工作刻不容缓，这是美国的核心问题，与之相比，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他的措辞与我们正在讨论的《外交事务》主编罗斯非常相似：
“我们继续信誓旦旦地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护那些对我们毫无爱意的国家，这是否会削弱我们在那里‘东部亚洲’实施高效行动的力量。全神贯注于一点——目的的排他性——是国家政策中实施成功行动的一个条件，在军事计划中也是如此。如果得到正确的理解，那么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南端暂时必须搁置一边，将其视为对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更伟大的运动只具有次要意义。”
——马汉：《亚洲问题》，同上，第47-48页
从1900年的3月到11月间，马汉撰写四篇杰出论文，从民族个性、历史地理、政治军事、战略战术等方面针对亚洲问题（尤其中国问题）的展开讨论。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在此逐一检阅，只需记住他的中心思想——即亚洲问题是美国的主要问题——就够了。
马汉去世当年，“一战”爆发，“二战”接踵而来，一晃半个多世纪，亚洲问题始终提不到美国外交的主要问题日程上，它长时间地遭到遮蔽与干扰，以至于当今人们（包括美国人自己）都很难辨认出这条被马汉勘定为必将构成美国历史主脉络的战略思路。
三、世界的第四部分
图1：Martin Waldseemueller，UniversalisCosmographia, 1570
这（图1）是德国地图绘制家Martin Waldseemüller（1470-1520）在1507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全称“Universaliscosmographia secundum Ptholomaei traditionem et Americi Vespucii aliorumquelustrationes”，即“根据托勒密的制图传统与阿美利哥·维斯普奇等探险家的发现所绘制的世界全图”。
这幅地图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第一次使用了“AMERICA”这个词，意在对弗洛伦萨探险家Amerigo Vespucci表示敬意，后者纠正了哥伦布把美洲大陆当做亚洲东海岸的误判。这幅地图依据十二块半米见方的木刻绘制而成，最左侧的三副版块构成了美洲新大陆。
地理大发现之前，人们对陆地分布的构想始终受制于古代希腊罗马与希伯来圣经地理学传统，把世界分为亚细亚、欧罗巴和利比亚（即阿非利加）三块板块（见图2），从古代到中世纪晚期的世界地图绘制史对此有生动反映。
粗略地看，这些地图有如下特点：亚欧非三大板块组成已知世界；三大陆地板块仅限于环地中海区域，有时候个别地图延伸到了印度，但仍然十分有限（如图3），中世纪制图师们则引入了“T-O”格式，把耶路撒冷置于中心地带，亚欧非依旧环绕排列（图4、5、6）；三块陆地犬牙交错，以复杂态势紧密联接扭抱在一起，形成人类史上最大的“命运（恩怨）共同体”（图7），这一点自希罗多德开始就被认识到，它构成了世界万国历史进程的基础平台和政治想象边界。
图2：Hartman Schedel, Secunda Etas Mundi, 1491.
这幅地图再现了《圣经·创世纪》第10章诺亚的后代三分天下的故事，制图灵感则来源于古罗马地理学家Pomponius Mela的天文学名著Cosmographia。
图3：Oikemene，即有人居住的地方，或人间，这是近代绘图学家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所绘制的古代世界地图。
图4：这是从中世纪神学家Isidore of Serville的《词源》中发现的T-O格式的世界地图，天下被三分为亚洲、非洲和非洲，分别被诺亚的儿子闪、含、雅弗占有。
图5：这也是一幅T-O格式的地图，耶路撒冷居中，并朝上，三大陆呈拱卫之势罗列在圣城墙下。
图6：Mappa Mundi, Psalter world Map, 1260
图7：BuentingClover Leaf Map，1581
这幅叶状地图是对T-O格式的微调，耶路撒冷依然位居中央，三大陆环卫在侧，值得注意的是孤悬海外的英格兰开始出现了。
“地理大发现”以后，诺亚后裔三分世界的基督教圣经图景发生了革命性改变，有一块被命名为“阿美利加”的巨大陆地出现在扭打成一团的亚非欧面前，世界的“第四部分”进入历史。
从Waldseemüller的新世界地图可以看到，“AMERICA”这个名称被用在这片陆地的南部，即西班牙卡斯蒂尔王朝统辖领域，而北部的广袤区域被审慎地标识为“遥远的未知之地”（terra ulteri incognita）。地图绘制者的把“世界的第四部分”形象化地呈现出来，它纵贯南北，隔着辽阔的大海，远远地横在匍匐在地中海周边的三块旧大陆面前。（关于美洲大陆的地图绘制与命名，Toby Lest-er贡献了一份博学的研究：The Fourth Part of theWorld: The Race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Map That GaveAmerica Its Name, Free Press, 2009 ）
大约三百年后，亚历山大·汉米尔顿阐释了新大陆的道德—政治意义：
“全世界可以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划分为四部分，各部分都有独特的利益。不幸的是，欧洲借助于自己的军队和谈判，借助于武力和欺骗，已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他三部分施展统治。非洲、亚洲和美洲相继感到欧洲的霸权。欧洲长期保持的优势，诱使它想自诩为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认为其余的人类都是为它的利益而创造的……维护人类的荣誉，教育那个傲慢的弟兄谦虚一点，就是我们的事情了。联邦会使我们做到这一点……但愿美国人不屑于做大欧洲的工具！但愿十三州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同心协力建立起伟大的美国制度，不受大西洋彼岸的一切势力或影响的支配，并且还能提出新旧世界交往的条件！”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57-58页
汉米尔顿“四个世界”的理论修正了以往“三个世界”的陈旧格局，人类的政治想象与实践以及世界史的运行从此进入新时代。
“世界的第四部分”或者“第四世界”是美国最原始、最自然的身份认同，相对于旧世界的三座大山（亚欧非），它既保持超脱，也构成莫大压制力，这是美国性格和力量的源泉，很可能也是美国建国以来重大政治决策的隐蔽（自明）前提，前文提到的所谓“圣灵外交”可以毫不费力地追溯到“第四世界”这种飘忽灵动、若即若离的存在方式上。
在理解和把握美国政治实践与原则这一问题上，之前的理论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效了。
从亚里士多德以降的欧洲政治哲学观念史和问题史始终是连贯的，甚至在漫长的基督教中世纪都没有发生毁灭性的断裂，但是，在美国大陆面前，这条观念巨链似乎中断了，以至于托克维尔在解释美国体制的时候不得不抛弃那些恢弘的理论，深入美国乡镇基层，在鲜活的生活中重新归纳美国原则。同样，特纳则在荒野边疆中发现美国原则，马汉也认为，美国的力量和未来被命运安排在大海里。
洛克所谓“太初有美洲”并非简单的模仿圣经修辞，而是指出了一个人类世界新开端的事实。也不能忘了卢梭，他为西洋政治哲学史贡献了一个伟大的观念——“自然状态”，象征着回归起点，以及一切重新开始，他是在美洲大陆的野蛮人身上找到最初灵感的。
【作者旁注】
法国浪漫派文学领袖、出任过外交部长和欧洲各国大使的夏多布里昂（托克维尔的叔叔）曾游历过旧世界和新世界，并分别撰文记述游历过程，两部游记展示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旧世界的旅行被奥斯曼帝国的阴影所折磨，充满艰辛和恐惧，所到之处都是废墟、坟墓、断垣、碑林，所表露的则是类似于吉本在罗马遗址前的怀旧与伤感，老气横秋。
与之相比，夏多布里昂在新世界的游历则宛如爱丽丝闯入幻境，1791年也正值他青春年少，他甚至为美洲游记添加了长篇序言，饶有兴味地把自己比拟于陆上的摩西和海上的奥德修斯，一切都是新鲜和富有生气的。
如果为这两部游记配上插图，没有比柯尔（Thomas Cole, 1801-1848）的《帝国历程五联画》中的第一幅“野蛮时代”（The Savage State）和最后一幅“凋零”（Desolation）更合适的了。对这两部出自旧世界老贵族在两个大陆的游记的比较研究将对我们的论题具有生动的启示意义。
参夏多布里昂：《从巴黎到耶路撒冷》（曹德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和《美洲游记》（郎伟忠译，花城出版社，2004）
四、结语：自由的边疆，自由的海洋
1904年，伦敦政经学院创始人、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一篇“地缘政治”的奠基文献“历史的地理枢纽”，重申了上文提及的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基本的自然—政治事实：旧世界的三大陆在漫长的恩怨史中结成的命运共同体。麦金德的观察和主张异常犀利：
“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52页
欧亚大陆恩怨交缠的宿命是被简单明晰的自然地理状况所注定的，没有人能改变这一事实。从上古时期荷马—希罗多德—维吉尔的诗史叙事、中古的圣战狂潮，到近代奥斯曼帝国对地中海的封闭，直至今天“伊斯兰国”（ISIS）在欧陆边缘的异军突起，欧亚大陆一直被机运与暴力的轮回所困扰。
【作者旁注】关于穆斯林势力封闭地中海及其对近代基督教欧洲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参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的史学名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王晋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在其中作者提出了著名的“皮朗命题”。
——这种惨况不应该是美国大陆的未来。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问题：
“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运与暴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有理由认为，在汉密尔顿提问的那一刻，答案已经在胸，因为，对美国作为“第四世界”或者“世界的第四部分”的独特地位，他具有清醒的认识。——“去欧洲化”是美国两百年不曾改变的基本国策。
马汉在评论“门罗主义”时说，这是对人所共知的基本原理的认识和遵从，即地理上的过度接近必然导致战争。辽阔的大海使美国大陆与世隔绝，这是神赐良缘，不可罔顾，因此，下定决心不去染指欧洲内部问题就成了美国的首要选择。（见马汉《亚洲问题》，前揭，第10页。）
“去欧洲化”将带来众多福利，其中之一就是大幅度免除来自亚洲西部的直接压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必须在战略上抛弃亚洲，正如美国的自我隔离与其主动干预的外交政策并不矛盾一样。
【作者旁注】参Carl Schmitt，The Nomos of the Earth，前揭，第240-295页，关于美国部分的讨论。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袁胜育、郭学堂、袁腾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4、8、10、11章。
——上帝为美国保留着另一条与亚洲接触的通道，这条通道不需要穿越邦国林立的危险陆地，而是坦露在自由的太平洋上。
弗里德里克·特纳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边疆与欧洲边疆的不同：
“美国边疆与欧洲边疆截然不同，后者是一条设防的边界线，从稠密的人口中间穿过。美国边疆最显著的特色却是，它位于一片自由区域的这一侧的边缘上。”
——特纳：《美国边疆论》，前揭，第2-3页
简言之，美国的边疆是自由的。特纳不无遗憾地指出，随着西进运动的推进，无人定居的区域逐渐被定居点占据，自由的边疆越来越狭窄，直到1890年，边疆区域被定居者消耗殆尽。
然而，仅仅过了十年，海军学院院长马汉就开始告诉美国人，在太平洋上，我们还有另一片边疆，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它是彻底自由的。海洋与陆地的差异要求人类以不同的手段分别对待这两种原始元素，美国深明这其中的关键。
如果陆地上的边疆用来垦殖、定居、建城、立国，那么作为边疆的海洋则永远是自由的。
【作者旁注】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曾撰写檄文为海洋的自由特性辩护，在此可资参考。格劳秀斯：《海洋自由论》，宇川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守护并利用太平洋上这片新边疆的自由，可能是美国未来长期与核心的国策。这项国策根植于美国特有的“圣灵外交”传统，它顺应美国国民的意愿和性格，并符合自然法则及其背后的神意。
【作者旁注】林国基博士贡献了一篇富有想象力的论文“比希莫特与利维坦：美国建国的生死问题”，试图从陆地与海洋古老的神学—政治对抗的角度解释美国的天命，对本文论题具有启发意义，参《法意学刊》，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7，第73-99页。
这项国策最终将致力于使美国从太平洋西岸接触亚洲大陆。在美国新一轮的边疆推进运动中，中国则是首当其冲的遭遇国。在前文展示的古代与中世纪世界地图中，我们看不到中国的影子。
和美国一样，中国在古典与基督教时期的欧洲视野里是长期缺席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成一统，构成了世界的另一部分，不妨称之为“世界的第五部分”或者“第五世界”，这是中国的例外论，它与“第四世界”的最大共同点是共享一片海洋。
在分析美国与亚洲接触可能产生的问题时，马汉为找不到一种双方可以共享的“共同精神”而苦恼。亚洲的力量逐渐消耗在维持一种冥顽不化的静态发展中，因而注定要经受来自外部的冲击才能出现进步与变革。马汉非常忧心“外部冲击”的来源，如果冲击来自北方斯拉夫民族，亚洲就会形成一种性格，如果来自日耳曼民族，则产生另一种性格。
马汉不希望看到亚洲遭受剧烈的、天翻地覆的突发事件的冲击。外部冲击的过程将是渐进和漫长的，而且其目的不应该是消除亚洲种族的特性，而是
“要将它们作为构成性要素引介到我们现存的文明之中，而它们在很多时代以来一直孤立于整体之外。”
——马汉：《亚洲问题》，前揭，第49页
亚洲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终将在觉醒后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并借助于欧洲的方法而组织起来，这样它们就能够产生一种与其领土范围成比例的影响，在世界整体利益中要求得到属于自己的份额。”这被马汉指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伟大未来”。
——马汉：《亚洲问题》，同上，第51页
马汉在蒙森的罗马史研究中，感到拉丁人与日耳曼人的完美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堪称美国与亚洲未来走向的典范。马汉用专业史学家的眼睛看到，拉丁人与日耳曼人的融合可粗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由于凯撒大帝的远见卓识，罗马城的边疆得以向北方日耳曼区域推进，拉丁区域的外围得到巩固，这属于防御部署阶段；
第二，拉丁人和日耳曼人由于长期的接触而互相影响，双方各自保存着自己的特性，并且在罗马法律和帝国观念中表达了双方充满活力的对抗，并最终统一在中世纪基督教共同体的神圣传统中。
马汉：《亚洲问题》，同上，第50-51页。
如果拉丁与日耳曼融合史的两个阶段能够适用于美国和亚洲未来的接触图景，那么，可以确定的是，如今双方的格局正处在马汉所说的第一阶段：美国通过缓慢的边疆推进，巩固其势力范围的外围区域。
第二阶段何时才能出现？这是个未知数。
也许明天，也许永远不会来。目前看来，有一个关键问题急需得到明确，那就是当事民族与国家都需要对以下定理有清晰的认识：从海洋上来的野蛮人与从陆地上来的野蛮人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最终意味着，“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Veni,vidi,vici）的“凯撒模式”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在西太平洋上。
在很大程度上，以上论述或许勾勒出了美国外交的主要脉络。《外交事务》主编罗斯先生认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记录显示，美国正在朝着这条脉络靠近。
用欧陆式的“民族国家”思路来辨识美国及其外交思想是不靠谱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激励的“主权国家”模式同样也无助于理解美国，罗马—马基雅维利式的陆地帝国—文艺复兴僭主小国的地主加小农意识与美国原则也有天壤之别，唯有新约福音书—温斯洛普式的“山巅之城”似乎把握到了某种本质。
美国是全然例外的，首要体现就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例外，“世界的第四部分”或“第四世界”是大自然的天赐身份，这是美国国家的第一自然法，也是美国的国家建构及其外交思路的起点和原教旨，它决定了这个国家进入旧世界恩怨史的方式。
【作者按】：2015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举办的美国外交思想研讨会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很多灵感，在此向参与讨论的研究中心同事致以特别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