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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与现代:关于Leo Strauss政治哲学的几个小问题

——Harvey C. Mansfield, Jr. 教授访谈

更新时间:2009-04-15 18:25:40
作者: 林国华    

  

    时间:2001年3月19日,4月2日,4月16日,4月30日

  

    地点:哈佛大学Littauer中心M-31室

  

    受访者:Harvey C. Mansfield, Jr.

  

    哈佛大学William R. Keenan, Jr.,政治哲学讲座教授

  

    采访者:〔哈佛大学〕林国华、吴飞、张辉、郑文龙

  

    翻译:林国华、林国荣

  

  

  

    译者谨识

  

    对上帝与哲学的思考

  

    《理想国》问题

  

    哲学的现代命运

  

    柏拉图「爱欲」的复兴

  

    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

  

    哲学与诗的政治争吵

  

    Strauss著作《自然正当与历史》的若干问题

  

    对「创世」概念的理解

  

    《法律篇》与《理想国》的关系

  

    做为学术事业的翻译

  

    关于哈佛或大学精神

  

  

  

  译者谨识

  林国华

  

  Harvey C. Mansfield, Jr(1930-),在哈佛大学政府系求学并执教至今,曾出任系主任,在Leo Strauss的第一代学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授课及著述举凡涉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里、柏克、和托克维尔等。迄今为止,欧美学界一致承认,关于托克维尔的最好的研究是由Leo Strauss的学生作出,而这与Mansfield有直接关联。Mansfield被公认为当代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传统的首要代表;他的马基雅维里研究与Leo Strauss的名著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Chicago 1958)一起开辟了现代政治哲学的一块新大陆。和其它醉心于「哲人-王」理想的Strauss学派中人一样,Mansfield虽蜗居于哈佛红墙之内,深居简出,但对美国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却有着隐秘的影响;他培养的弟子中包括「美国总统(里根)安全助理」、「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教育部长」、「美新闻署长」、以及「美国防部资深决策」等;他们与包括「美中央情报局长」在内的其它Strauss的「政治」弟子一起直接参与了八十年代的美国高层决策,与「苏东事件」牵连至深。1992年,美国共和党不无偏颇却也不无道理地宣布Leo Strauss为该党的「思想教父」,而几与此同时,Mansfield也被冠以「保守主义王子」的称号。

  

  Strauss学派力主在政治上区分「敌人」和「朋友」。这固然与Leo Strauss早年生活中的一个大人物有至关重要的含混关联,但其最后的思想依据却在古典,尤其是修西底德的战争思想、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等对话、古罗马的帝国理念、荷马—荷西俄德吵闹的神谱,以及希伯来圣经的首卷 ——《创世纪》中的政治。关于孰善孰恶的重大问题,人类永远没有一致的答案,因此,人必以「群」而分成敌友。这是古代哲人关于人类自然品性的政治教诲。「敌友区分」理念的政治代价就是「冲突」乃至「战争」,它必须被「政治的动物们」担当;在现代,它直指某些主张无所区分,世界和平,乃至人性大同的自由伦理的操练者,并使后者成为政治上不成熟的「政治浪漫派」(在中国,所谓「政治浪漫派」另有雅称,即「文人」)。「政治上的成熟」意味着首先认清自己的「政治敌人」,然后把自己变成那个敌人的敌人。换言之,政治上的成熟就是学会在政治的敌意中独立生活。

  

  在哈佛,我只听两类教书先生的课,只和这两类教书先生打交道: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两类教书先生皆服膺「美帝国主义」统治思想,这自不必多说;不同的是,自由派的先生们皆视我国朝为穷弱「病夫」,谈话之间指手画脚,俨然一幅自由导师神态,轻浮傲慢;保守派的先生们则一律视我国朝为一头「睡狮」,举首之间一幅严阵以待的郑重和审慎。我总觉得,和前者打交道,我如遇「大款」,和后者打交道,却如临「大敌」。前者让我不耐烦,后者令我生畏并因而引我沉静入思。Mansfield正是一个让我畏而慎思的「大敌」。

  

  Leo Strauss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论述了他最早的启蒙老师,新康德哲学之父Hermann Cohen,当世最伟大的犹太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Leo Strauss说:「对很多犹太人来说,Cohen是一个忠诚的示警人和安慰者。他有效地向他们指明,作为犹太人如何在一个非犹太的乃至敌犹太的世界里有尊严地活着,并与此同时参与进那个世界。」对我而言,Mansfield给我同样的教诲。他与我为友,为的是把我变成我的敌人的敌人;并教导我,惟有处身敌意,方能活出尊严。与朋友一道制作并刊发这篇访谈录,我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纪念在「敌友」的政治对峙以外与Mansfield教授所结得的哲学上的师生之谊。

  

  —— 林国华谨识

  

  

  

  问:在一篇纪念Leo Strauss的文章里,Allan Bloom依研究题域的变迁把他的老师的思想分为三部份,而且这一三分法被广为接受。另一方面,Strauss的挚友Jacob Klein认为,有两个问题支配了Strauss一生的思考,即上帝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构成了Strauss的全部思想。Klein的观察为Strauss所首肯。这一点从Strauss的思想自传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令人不解的是,对上帝问题的研究并没有使Strauss成为一个犹太传统中的塔木德注疏家(Talmudist)或希伯莱圣经律法学家,更不用说基督教神学家了;同样,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也没有使Strauss成为一个专为某一种特殊的政治主张和蓝图提供理论服务的「政治理论家」或「政治神学家」,例如洛克之于自由主义,马克思之于共产主义。相反,以上两个问题使Strauss成就为一名严格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家,而这类哲学家,我们通常称作「政治哲学家」。我们的问题就是Strauss如何通由对上帝和政治的思考而成为一名政治哲学家?

  

  答:这仅仅是你们的第一个问题,但已经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了。哲学思想的特殊性在于其始于显而易见的东西,始于人所共知的东西,始于「表面」。这意味着当我们观察人类时,首要的东西是要弄清楚谁在统治他们,以及如何统治。这正像玩笑里的人类学家,当他们身处异族它乡时总是说:「带我去见你们的头人。」他要首先弄清楚的是当地人所景仰的是什么,他们的忠诚对象是什么,他们心目中的权威是谁。我认为这是我们在观察人类事物时所要首先提问的问题。作为答案,这种令人景仰,博人忠诚的权威永远都是某种神灵,或者某一群人。很多人都认为统治者是由于神或其它理由而统治。这类理由正是我们要首先检查的。我认为,也正如你们所说的,这是Strauss全部著作的首要的而且是支配性的关切。人是否受治与神?是否所有的统治都是神圣的?是否所有的社会都是神主政体?或者说,人是受治与人吗?这些治人者是独立的吗?或者他们只是神的代理?这样,神〔治〕或人〔治〕的问题因其醒目而首先进入我们的观察,具体而言,它涉及到一个群体所服从的东西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服从。当我们问「为什么?」时,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对诸种真理的主张及其理由的妥当与否予以检审了。而这正是政治哲学。情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众口纷纭,以至真理的主张有很多且互相冲突。 如果所有人皆信服一种真理,那么就没有检审的必要,我们只须理所当然的接受即可。既然情形并非如此,那么谁来统治就是不得不问的一个首要问题。

  

  问:苏格拉底-柏拉图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教诲的精义是「最好的生活秩序」(the best regime = ariste politeia),亦即理想的国家。这当然也是Strauss的思想核心。Strauss说,「最好的生活秩序」只能被我们人类所愿望,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甚至说它只存在于我们的「祈祷」中。准确的说法是:「最好的生活秩序」出于「言辞」(speech = logos)并首先在「言辞」中。请您稍作解释为什么这「最好的生活秩序」是在「言辞」之中?言辞(speech)中的生活秩序或国家对于实践(deed)中的生活秩序或国家有什么意义?

  

  答:这个问题关涉《理想国》,它堪称Strauss的第一教科书。《理想国》告诉我们,当我们提问什么是正义时,我们其实是在寻找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一种对于我们人类而言过于沉重的律令。什么是正义?《理想国》所表述的正是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所揭示的是这样一个道理:要想完整地回答「什么是正义?」的问题就得需要一个不可能的生活秩序或国家政体,一个只能由偶然机缘所成就的哲人-王的生活制度。这全然是运气的问题。正义的问题关涉我们如何对待他人,而他人往往忽略我们的利益。因此,正义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不偏爱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条件下如何按其所值地给予他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身体,它是我们各自的主权者,我们得给它以第一优先权。然而,在我们的身体中存在着灵魂,它反抗着身体的诸种囿限;同时,灵魂的律令也让身体感到不适。这就是《理想国》的基本剧情。Strauss很好地表达了《理想国》的问题:「理想国」的达成权在于无视身体的囿限。《理想国》是一场谈话,谈话仅仅涉及灵魂对正义的渴求。在这个意义上,「理想国」仅是在「言辞」里的国家。换言之,正义只能被说出。《理想国》卷一里的谈话发展出了「正义」的三重定义,它们互为修正,并互相包容。然而在现实的国家制度里,这三重定义永远是互为分离且互为纷争的。这是《理想国》卷二开篇格劳孔(Glaucon)的说白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在那里,他要求正义必须是纯粹的,正义之实行须以其自身为目的,即要为正义而正义,而不是为了假借正义以谋求功利。格劳孔代表了我们中间那些渴求纯粹正义本身的人。正是格劳孔提出了对「最好的生活秩序」或最好的国家政体的要求。他不仅在言辞中要求,也在现实中要求;然而他只能在言辞中获得。换言之,他只能得到他想要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最后能明白这一点,但我们读者却需要明白。

  

  问:在中国校园里,在崛起的年轻一代学生中间,自由主义思考格式十分盛行。这似乎是大势所趋。作为结果,自由主义的理论遗产得到广泛的讨论,比如「国家」与「社会」分离学说。但与此同时,许多学生也热衷于用自由主义的现代目光来解释古代政治学遗产,比如在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许多学生以「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现代思考格式来承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认为后者首次提出了「国」(state)与「城」(city)的分离,从而克服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家」教诲中的「自然主义」缺陷。在这种思考格式里,「政治」的尊严首先被贬低,这是自由主义自身由于「非政治化」所产生的固有的大问题,在此不论;关键是,在这种思考格式里,我们看到一种要把已经弱化了的「政治」从「哲学」的监护下带出来的努力,一种对哲学作为政治教育的源泉的怀疑。在这种思考下,作为哲人的Strauss在很多关键之处在忙乱的自由主义建设中被曲解了,尽管他在中国的校园里(主要是北大)被阅读和讨论还不到半年。 据我们的观察及判断,首要的曲解是把Strauss首先读作一个自由政治的大批判家,而他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的自然正当/权利所做的辉煌辩护却被忽视。相应地,Strauss的思想源泉柏拉图也被给以现代的自由主义式的阅读,其「最好的生活秩序」的教诲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和「有机主义的」,理应被亚里士多德克服以所谓机械主义的「国」「城」分离学说。我们感到疑惑的是(1)用诸如「自然主义」等现代术词来指谓柏拉图等古代作家是否合适?(2)所谓「国」与「城」的分离是否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其《政治学》(尤其卷三)的确与柏拉图《理想国》有着不同的气象,怎样正当地理解这种不同?(3)作为生活的「哲学」的存在必须对立于乃至有赖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生活」的存在,这是柏拉图给我们的重要的古代教诲,也是Strauss在20世纪百般强调的一种政治的哲学视野;然而,自由主义一味地强调(古代的)「城」与(现代的)「国」的分离可能导致「政治」的被贬低,这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就是哲学生活所赖以存在的对立面被贬低了,从而,哲学的思考边界被模糊,哲学的国土被所谓「文化」或「文明」所吞并,哲学的主题不再被给以哲学的思考,哲学最终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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