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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圣平:动产抵押登记的审查责任

更新时间:2019-02-25 23:34:04
作者: 高圣平  

   【摘要】 登记只是动产抵押权的对抗要件,动产抵押登记簿不登记所有权的取得或转让,并无公信力,其作用仅在于提请第三人注意特定标的物上可能存在抵押权负担和确立同一标的物上竞存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由此而决定,登记机关对动产登记申请仅负形式审查责任。从形式上核对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法律上禁止充任担保人的主体不能作为动产抵押人。就抵押物而言,登记机关只需审查该抵押物是否属于其登记职责范围即可,无须进一步审查抵押物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属。依据《物权法》和《担保法》,无法得出动产抵押登记机关需负实质审查责任的结论。

   【中文关键词】 动产抵押登记;登记对抗主义;形式审查;实质审查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动产代替不动产渐趋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形态,动产的担保化和金融化随之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在动产担保交易中公示的作用至关重要,正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的主要起草者吉尔摩(Grant Gilmore)所言,“深植于普通法的基本教义之一”,就是“债权人的利益不应受到财产上隐蔽利益的侵害”。[1]在大陆法上,物权公示法理强调物权的存在及其变动须以一定的公示方法表示于外,以使他人知悉。[2]为克服占有在动产抵押权公示力上的缺陷,法制史的演进逐渐朝向登记方向发展。在现代动产担保交易法制中,作为公示手段之一的登记本身并不是目的,并不是动产抵押权设定的生效要件,而仅仅只是抵押权人据以控制交易风险的工具,[3]由此,声明登记制渐趋主流。我国动产抵押登记也经历了从文件登记制到声明登记制的转变,但囿于我国社会信用和行政管理的现状,我国基于纸质登记系统对声明登记制作了相应改造,已与国际上倡导的相关法制存在较大差异,也直接导致了动产抵押登记的审查责任上的分歧,在登记实践和司法裁判上争议不断。本文不揣浅薄,拟就此问题一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声明登记制之下的形式审查

  

   增进动产担保权的确定性和透明度为现代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的关键目标之一。[4]动产抵押的需求直接促进了公示方法的革新,其间,明识方法(在动产上树立、黏贴标识)代替了占有,但标识极易被移除,且担保债权人必须现场检查才能确定担保物上的权利现状,已背离了日益快捷的交易实践。[5]于是,登记公示债权人在特定财产之上的担保权利,以代替占有或明识,就成了过去200余年来动产担保法的发展主流。[6]

   动产担保登记向有“文件登记制”(document filing or transaction filing)和“声明登记制”(notice filing)[7]之分。[8]文件登记制要求提交担保合同,登记机关对之进行审查并将之编入登记簿;查询之时,登记机关回溯该担保合同,并向查询者提供该担保合同或其主要内容。这不仅有碍高效率登记程序的展开,且有不当披露当事人商业秘密之嫌。但声明登记制下,登记申请人无须提供担保合同等基础交易文件,只需提交载有当事人、担保物等基本细节的担保声明,极大地简化了登记流程,降低了登记系统的管理和存档负担,避免了披露当事人过多的商业秘密,同时减少了登记人员的介入所可能引发的登记错误损害赔偿责任。[9]

   声明登记制由1933年《美国统一信托收据法》开始广泛采用,当事人为公示自己的权利,仅需提交一份简明扼要的文件,其中表明当事人已经或者即将就担保财产从事担保交易。这一过程一步即可完成,无需提交原始交易文件或系列清单。[10]此后的债权人为控制交易风险,尚需查询登记文件,并向其上载明的当事人了解此前的交易细节。在性质上,声明登记制并不表彰担保财产之上的权利现状,而仅仅只是提供了查明权利现状的线索。[11]《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起草者在第九编中承继了这一声明登记制,并将其作为商法典的核心概念之一。[12]其中,以法定的担保说明书代替了登记文件,载明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以及住所,简要描述担保财产,并由债务人签名。潜在的交易相对人通过这些信息了解到了当事人的身份,并可进一步通过担保权人获知该笔未尽交易的现状。[13]

   美国声明登记制之下,担保声明书除了记载当事人及担保物之外,无须披露其他商业秘密和既存担保权的细节。[14]声明登记的交易成本包括:登记费用,此部分成本相对而言并不重要;[15]担保权人意欲获得担保财产之上第一顺位的地位,尚须查询登记簿以探知是否存在先顺位担保权;此外,准备登记材料需要律师的协助,这些都增加了担保权人的成本。[16]但担保权人将其担保权登记于登记簿,如此降低了后顺位债权人的征信成本,[17]否则,后顺位债权人需要花费更高的成本去探知特定财产之上的权利负担。[18]由此,在成本-效益分析之下,声明登记制取得了正当性。担保声明书虽然不是担保权的设权文件,但确实使得担保权具有了物权的效力。如此,担保声明书的登记被视为物权与被担保债权之间的关键连接点,而其他对债务人信息的归集均无此种效力。[19]声明登记制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据此取得物权效力的人不仅获得了利益,而且也承担了义务——他将其权利在登记系统中登记,以使潜在的当事人能够得以知悉。[20]

   声明登记制受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追随,《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动产担保交易立法指南》等国际文件纷纷予以提倡,《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更是将之定为明文,声明登记制已然成为动产担保登记的国际趋势。在比较法上,声明登记制主要体现为三大特色:其一,登记并不必然与某一具体的交易相联系,但却声明债权人在某一或某类特定的财产上已经或即将设定非移转占有型的担保权;其二,担保权人因此可以在担保权设定之前或之后登记一份声明以保护其担保权,并依登记的时点确定其优先顺位(在满足了其他取得对抗效力的条件的情况下);其三,为降低登记负担并考虑到完全自主登记的需要,基础交易文件无须登记,登记内容保持到最小限度,以使查询者了解到足够的信息。[21]

   从《担保法》到《物权法》,我国动产抵押登记法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虽然《担保法》上一改大陆法系不承认一般意义上的动产抵押权的传统,因应金融实践的需要承认了企业动产抵押权,但并没有就此作出不同于不动产抵押权的制度安排,将登记同时作为动产抵押权与不动产抵押权的生效要件,甚至是抵押合同的生效要件。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动产抵押登记系统,也一如多数欧陆国家一样,照搬了不动产登记“文件登记制”的基本规则。例如登记机关应就登记申请进行实质审查等等。及至《物权法》起草,原有动产抵押法制的弊端不断显现,立法者在最终通过的文本中依循现代动产担保法制的基本趋势,采取了登记对抗主义的基本安排,动产抵押登记也就改采“声明登记制”的立场,[22]但仍然采行纸质登记的传统做法。

   基于我国社会信用现状,我国在植入声明登记制之时,做了相应改造。声明登记制之下的登记内容局限于当事人和担保财产,至于具体的交易细节,尚需由该财产之上的物权人或潜在的交易相对人[23]向担保说明书中载明的担保权人去探寻,担保权人有法定义务向其披露。但如此少的登记内容,已经使得声明登记制“提供信息的功能”大为减弱,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声明登记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提供信息的价值,而在于其警示效果:其声明存在瑕疵时担保权人将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声明登记制只是“部分替代了占有等公示方法的提供信息功能”。[24]动产担保交易的具体细节不在公示内容之列,留由潜在的交易相对人依其他路径去探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潜在债权人的信息搜寻成本,也增加了担保权人的负担。这一程序性设计在我国是否能够得以贯彻,颇值怀疑。我国动产抵押登记摒弃了文件登记制,但并未完全照搬声明登记制的全部内容,例如,在登记内容的设计上,除了当事人和担保物之外,增加“被担保债权数额和范围”等登记事项,使得查询者通过一次查询即可了解动产抵押交易的基本细节,无须再向抵押权人去进一步的探知。这一做法虽然披露了当事人更多的商业秘密,但确实是在我国目前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理性选择。同时,我国为防止登记权利的滥用,采取双方申请登记模式,要求当事人均须在《动产抵押登记书》上签章。这一纸质登记系统之下的选择也构成了电子化登记系统再造时的障碍。

   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材料的审查向有实质审查与形式审查之分。实质审查,是指登记机关应就登记申请人所提供的登记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担实质调查和验收的义务,[25]对物权的存在以及物权的类型和形成过程进行全面的核实;而在形式审查,登记机关仅就登记申请人所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进行形式上的比对,至于物权的变动过程与登记之状态是否相符,登记机关不负调查职责。[26]在声明登记制之下,登记缺乏真实权利支撑,不具有登记公信力。准此,动产抵押登记并不创设抵押权,也不是抵押权存在的证明,甚至在担保合同订立之前即可办理抵押登记,动产抵押权可在现有或将来的动产之上设定,依登记簿的记载并不能确定抵押物是否真实存在或是否由抵押人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27]总之,“动产抵押登记并不构成既存抵押权的登记,而仅仅只是一种警示[类似于担保人丧失占有]和公告;它仅仅表明在抵押人其时或此后取得所有权或处分权的财产之上在其时或此后可能存在抵押权。”[28]由此可见,声明登记制之下,登记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完全由当事人自行判断,登记机关并无职权或责任就此进行实质审查。登记机关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只要登记信息是以可为登记系统接受的表格提交,登记机关即应将该登记信息导入登记数据库。仅在没有按照规定的表格提交登记信息、没有缴纳登记费用以及提交的登记信息不完整、难以理解或辨认,或未遵守办理登记的其他条件的情形之下,登记机关才能拒绝登记。除此之外,登记机关并无须对登记材料的内容进行另外的审查。如若登记机关尚须对登记申请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并确认其有效性,将会直接导致登记程序的延迟、登记成本和登记错误的增加,这一结果与各国际组织所倡导的高效、低成本的登记制度背道而驰。[29]

   我国在植入声明登记制之时,并未考虑电子化登记系统构建的国际趋势,仍然采行纸质化的登记系统。《动产抵押登记办法》虽未就动产抵押登记申请的审查标准作出明文规定,但从《动产抵押登记办法》原5条及该办法的附件1《动产抵押登记办理须知》来看,登记机关对当事人提交的登记申请仅作形式审查。[30]2016年《动产抵押登记办法》8条规定登记机关办理登记的条件是:“当事人……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本办法形式要求”,更是明确了形式审查的立场。登记机关在形式上审查当事人提交的《动产抵押登记书》是否填写了相应内容,并就当事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表面审查,以判断该登记机关是否有权登记该动产抵押权。无独有偶,在继受法国家中,洪都拉斯动产担保交易法也规定,登记机关的责任也实际上局限于是否提供了所有法定信息,并无权审查登记表格的内容,也无权验证其中所填写信息的准确性。[31]

令人遗憾的是,在《动产抵押登记办法》出台之后,地方登记行政主管部门对此的把握并不一致。大部分赞成形式审查,如《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贯彻国家工商总局<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的实施意见》(2007年12月3日)指出:“根据《物权法》和《办法》的立法精神,动产抵押登记具有备案登记的性质,登记机关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抵押财产状况不做勘验,对抵押财产再次抵押、将有的抵押财产情况以及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只作形式审查。根据《办法》关于抵押登记当场办理的规定,凡符合《办法》3条、第6条、第8条[32]规定提交材料齐全的,必须即时办理抵押登记,同时在登记书上签字、标明登记日期,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办理登记。对不属于本登记机关管辖或不符合动产抵押登记要求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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