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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40年(1978-2018)(二)

更新时间:2019-02-02 10:54:05
作者: 牛军  

  

二、后冷战亚太秩序的形成


   从1989年的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东欧剧变到1991年夏天苏联解体,世界经历了冷战结束引发的政治和地缘斗争的剧烈变化,这也导致中美战略关系受到严重冲击,两国关系将如何发展成了亚太秩序中一个最不确定的因素。可以设想,在这个地区,美日之间不大可能在战略安全领域发生大的矛盾,但是中美之间是可能发生的。中国和诸如日本、越南、菲律宾之间会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包括领土纠纷等等,发生各种形式的矛盾甚至军事冲突等等,但这都不会完全改变亚太的秩序。但是,一旦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动荡或者说是逆转,亚太秩序就有可能被根本改变,再次出现某种以对抗为主要内容的混乱局面是大概率的结果。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美国布什政府带头对中国实行了制裁,中美关系大幅恶化。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持续到今天都很难说已经消退了。随后出现的史称“苏东波”成为中美难以走出困境的大背景,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导致中美都花费了一些时间,重新思考和确定双边关系的基础。从历史过程看,中美双方很快就开始寻求在战略安全领域维持合作的途径、办法,互相都在努力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两国精英相继提出了若干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建议,这些建议不论是不是最终被最高领导层所接受另当别论,它们的出现实际上展示了中美内部都存在继续合作的强大意愿和动力。媒体造成的舆论氛围通常导致公众感觉中美关系经常处于紧张和敌对之中,不过在每个阶段上,还是要看两国政府的最终选择的导向。

  

   在中国方面,决策层逐步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外交的“重中之重”,其背后的思考包括了中方对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仔细分析。他们认为:(1)苏联垮台后即使不能说是美国独霸世界,至少也是“一超多强”,“多极化”还只是一种趋势;(2)中国必须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经济建设,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争取在较短时间里使国民经济再上一、两个台阶;(3)面对混乱的世界政治局势,必须“韬光养晦”,绝不能试图取代苏联去“当头”、“抗旗”,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个头我们也当不起”,“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1]基于这些基本的战略判断和选择,中国决策者将稳定和进一步积极发展中美关系,作为对美政策的目标。

  

   无独有偶,就像在1978年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与中共中央决定改革开放保持完全同步一样,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公开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阶段同时,在1993年5月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处理对美关系原则。[2]这个后来被简称为“16字方针”的谈话是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记者齐迈可采访时提出的,考虑到当时中国国内形势的特殊情况,绝不应低估其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对外政策发展中的历史意义。如上述,它恰恰发表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中国正开始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之际,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路线。江泽明用如此系统、斩钉截铁且不失简明的话语阐述对美政策,肯定反映了决策层的战略判断和真实意图,而江泽明后来的诸多言行和决定,包括在历次重大危机中的冷静判断和应对之策,都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

  

   比较中美双方的政策过程是有价值的,它们的关键区别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决策层确定后冷战时代对美政策的速度大大快于美国(当时是克林顿领导的)政府。从战略博弈的历史经验看,这对双方的得失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能够较早摆脱一度被孤立的外交困境,并在力量对比处于弱势的条件下,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中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以及能够在双方的政策互动过程中占得先机等,有重大关系。这又一次证明了一个有更广泛意义的判断,即中国有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不论彼时彼地处于何种地位。首要的条件是决策者有清晰的目的,知道为了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中美关系。

  

   美国方面战略决策的滞后是导致中美关系并没有因中方提出建设性原则而立即停止大波动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后,美国内部围绕对华政策的争论持续不断。第42任总统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在“遏制”与“接触”两种主要主张中摇摆不定,加之他本人集中精力于恢复经济而忽视对外交的掌控,这导致对华政策一度处于漂流之中。美国国内政治的特点和决策程序的失控等,导致两国在包括人权、贸易、西藏、台湾等等领域的纠纷与冲突持续不断。最严重的是1995年夏季,克林顿政府批准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考奈尔大学,急剧升高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并最终酿成了1996年3月的台海军事危机。

  

   经过在台海与中国紧张的较量,也是经过内部持续争论之后,克林顿政府终于确定了对华“接触”(engagement)政策。根据克林顿本人和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阐述,美国决策者的基本判断是:1,中美关系是一种全面广泛的关系,涉及到美国的重大利益;2,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等各层面都存在共同利益和重要分歧,在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上几乎都是既有合作,也有分歧;3,中国将如何发展目前是不确定的,的确存在令人担忧的理由。基于上述看法,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促使中国发展成一个对美国来说是“安全、开放和成功的国家”;为达此目的,美国应通过“对话和交往”而非“遏制”来解决双方的分歧,必要时则采取坚决行动来维护美国的利益。[3]

  

   后来的发展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美关系逐步稳定下来,两国政府都宁愿持积极态度来管理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和分歧,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来应对各种危机和突发事件,同时促进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美得以重回合作之路的重要外部原因。这场危机导致亚太诸多国家经济迅速而且严重的衰退,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负面冲击极为严重。毕竟亚太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当时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此时刻,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被称为是“负责任”的政策,加之中美的合作,为一些国家不致一蹶不振或能较早一些的渡过难关等,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这场金融危机使克林顿政府确认了他们的基本判断,即在解决亚太地区的各种问题中,中国是有意愿且非常重要的合作者。后来加了各种前缀的“伙伴”、“利益攸关方”等等,就是由此而来。

  

   在开始良性互动的背景下,1997年和1998年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实现了互访,这标志两国关系终于回到正常的轨道。从这时开始,中美提出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随着美国领导人的更替,美方又提出改为“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被中方接受;再后来美方又有过“利益攸关方”、“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的概念;中方则提出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等等。[4]比较这些概念以及观察双方不断变换定义时的交流和外交努力等,可以说不论存在何种差别,都可基本确定两国决策层还是希望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势,特别是在亚太继续展开合作的意愿,至少也要避免发生对抗。

  

   中美这一轮合作持续了约20年,其最高潮是中美最终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从而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当然也可以说埋下了一颗导致新的冲突的种子。这样说是因为以上的分析和叙述是基于他们思考的逻辑和阐述政策的话语,实际上后冷战时代一开始,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严重动摇,由此导致了双方一系列的矛盾、对抗甚至军事危机。

  

   这个时期中美矛盾和冲突遍及各个领域,包括了贸易、人权、台湾、西藏和地区安全事务等等。最激烈也是最危险的是1995年夏季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引起的中美危机,即1996年3月的台湾海峡危机。解放军在台海进行陆海空三军军事演习和中程导弹试射,美军则展开了越南战争结束后在亚太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派遣两个航空母舰编队前往台湾“附近”海域。克林顿政府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宣示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与美国“休戚相关”。[5]

  

   那之后还发生过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空军轰炸了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中美军机在南海相撞等事件。不应无视这个时期中美关系动荡及其给亚太地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冲突背后的深刻内涵。这在美国方面突出地表现为国内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在中国方面则是各种“说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论”的此起彼伏。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那种被专家们定义为“战略互疑”的对抗性认知大致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生、发展并在两国国内获得了各自的政治基础。[6]

  

   与中美关系持续动荡同时存在、当然也肯定有直接关联的,是美国从1994年开始重新定义美日同盟的工作,这被证明是又一个对亚太安全秩序产生持久影响的事态。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持续支持着美国的重大军事行动。例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成为向中东投送兵力的枢纽之一,日本自卫队派遣6艘扫雷艇和500名士兵参战,并为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美国的两个航母战斗群之一是从在日本的基地出发的,等等。另一方面,美日同盟也面临着一些负面问题,克林顿政府的某些政策造成了削弱美日同盟的趋势。所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内部经过讨论以及通过与日本的密切磋商,美国政府终于做出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的决定。

  

   根据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将系统性地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扭转冷战结束初期这个体系因为种种原因被削弱的趋势。该报告指出,由于亚太“仍然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紧张和聚集了大量军事力量的地区”,维护那里的稳定和促进美国的影响,关系到美国重大的战略利益;日本是美国“构建”后冷战时代亚太秩序的“天然伙伴”,美日关系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一个基础”,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政策的关键”。[7]1996年4月,美日在克林顿访问日本期间发表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宣布“以《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两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既是保证实现共同安全目标的基石,也能继续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维护安定和繁荣的基础。”根据这个新的定义,美国宣布在亚太保持10万人的前沿部署,以及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来修订1978年的《防卫合作指针》。[8]一年后出台的美日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对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作了新的规定。[9]结合此前后美日在亚太的行动,这个范围包括了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沙群岛、反恐战争、保护海上航线、向印度洋投送军力、地区维和和救灾,等等。

  

当然,加强美日同盟不过是美国相关政策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也决定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继续维持在亚太大规模军事存在。这也是很扎眼的,因为美国撤退了冷战时期部署在欧洲的30万驻军,而在亚太只从12万削减到10万。这同美国维持和加强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等等结合在一起,成了中国需要了解和重新认识的问题。中国方面对美日军事同盟的公开批评开始增加,对它的怀疑等变得越来越深刻。当然,这些怀疑和指责还不那么激烈,毕竟中国同时和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诸多国家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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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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