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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中美为什么达成在亚太地区反对霸权的共识?

更新时间:2016-06-01 00:06:56
作者: 牛军  

   在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69年中美开始和解,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在20年的对抗中,打了一场直接战争,三年半时间,双方伤亡都是几十万人,官方公布中国是伤亡30多万。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也称越南战争,我研究是以1963年算起,1973年结束,援越抗美,双方打了十年间接战争。美国向越南派的地面部队50万人,中国向越南派的支援部队前后32万人,这个规模也是相当大的。美国公开派军队,中国向北越派的志愿部队前后32万,最高峰时统计是17万地面部队,包括工程、运输、防空作战,还有海防。这个规模也是很大的,只不过是间接战争,中国军队没有和美国发生直接战争。讲发生的过程太复杂了,有几个基本的原因,如果从宏观角度看,难免有一点历史宿命的感觉。

   二战后的历史表明,一方面是美国如日中天;另一方面,在美国世界地位上升到最高峰阶段,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阶段。两个国家都充满了自信,在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领导下,中国人对自己的新国家充满自信,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向往,认为走苏联式道路一定会给中国带来光辉前景,而且全世界一定会走这条道路,这是当时真实的想法,它在当时东亚地区影响非常大。

   从1943年开始,同盟国之间规划亚洲地区的局势。第一次规划是在开罗会议,当时东亚唯一参与的国家是中国,去的是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委员长。开罗会议后,中国再也没有机会参加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涉及东亚规划的会议,包括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等。波茨坦会议是外交部长宋子文去的,那时美苏都秘密规划好了,而宋的主要任务不是解决复杂的地区问题,而是希望在中苏谈判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不要在苏联的压力上让步太多。他是在莫斯科谈判中苏条约期间去波茨坦开会的,他觉得苏联要价太高。中国那时候虽然是战胜国,但最后中国跟苏联的问题怎么解决,要取决于美国、英国和苏联之间的协议。开罗会议后,中国被排除了。强烈排除中国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苏联,它的理由是自己还没有参加对日作战,如果跟中国领导人直接谈判,会导致日苏战争爆发。第二个理由是三国首脑会议都要讨论欧洲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参与讨论欧洲事务。另一个反对的是英国,那时候英国有香港殖民地问题,丘吉尔说不能丢掉任何一块殖民地,这是祖宗给他留的财产,所以他不希望中国参与解决亚洲问题,在香港问题上也不希望给中国发言机会。结果开罗会议之后就没有中国的事情了,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49年12月,毛泽东到莫斯科,第一天就同斯大林谈新的中苏条约签不签。毛泽东是希望签约的,斯大林很直率地告诉毛泽东,他担心会影响到雅尔塔达成的秘密协议中的其他问题,包括现在苏日之间的北方领土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后来1950年1月初,斯大林最后同意与中国结盟的时候,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说“去他的雅尔塔体系”。整个结盟过程,毛泽东是主动一方。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东亚地区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东亚这个地区的战后秩序因为中国国家的统一而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必须要做根本性改变。说历史有它的宿命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国家有欧洲那么大的规模,从四分五裂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要体现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一些特殊的诉求。

   中国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过程中,就是有这样的理想,要把中国的经验推向世界,至少推向亚洲周边国家。这种观念的形成和苏联有重大的关系,如果一定要到历史中找根源,从理论上、意识形态角度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革命是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革命,苏联的政策是支援世界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国际性的党,其历史使命不仅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还要解决世界的问题,但是这种使命感变为政策,就同苏联有直接的关系了。

   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根据我阅读的档案,是在1949年1月末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首次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即中国革命经验适用于亚洲地区。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过这件事,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他怎么会想到那么远。但是说中共的经验有普遍性,说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七届二中全会讨论过这件事情。中共中央真正决定承担这个责任,是在1949年6月下旬到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一次见面中跟刘少奇专门讲到这件事情。刘少奇是中共第二高位的领导人,带着中共中央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斯大林说,根据世界政治的发展规律,世界革命有一个从西方到东方转移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欧洲转移到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从苏联转移到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就是世界革命中心了。斯大林是历史人物,现在新技术的发展使时间好像在加速运转,你们都觉得是很遥远的历史人物了,不知道斯大林当时的威信有多高。当时斯大林不同意,中国都不能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中国到处挂斯大林的像。毛泽东他们长期在中国农村根据地,对整个世界政治的了解很依赖苏联人的判断。毛泽东从莫斯科回来后,1950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布文件,要支持亚洲地区革命运动,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责任。

   反观美国,这个时期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它不能接受这种改变。它和苏联的对抗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即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国当时在海外,除了日军偷袭珍珠港,战争没有打到本土,但美军在欧洲、太平洋,包括部分非洲,北非地区等,都有美国军队作战。美国在海外作战只讲军人是1250万,还不算一些“民事的”人员。军人里直接作战的按一般的统计是400万。太平洋战场100万,欧洲、北非是300多万。对所有国家提供的作战物资不计其数,当时都说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国内工人要加班加点,食品热量摄入是限制的。当时可口可乐发展起来和管制政策有很大关系,该公司提出口号,让世界上任何地方作战的每一个美国士兵喝上一桶可口可乐,因此得到美国政府鼓励多配给糖。一个历史学家研究,美国文化影响的扩大跟这个也有点关系,因为美国士兵到处打仗,非洲人通过可口可乐了解美国,因为到处扔可乐瓶子。美国这个国家本来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二次大战加强了这种使命感,加剧了美国人对外干预的冲动,要履行使命,维护各个地区的稳定,以及美国的世界地位的观念等等,都被强化了。有一本书《美利坚之弧:美国在亚洲的战争》,这本书是2012年出版的,提出美国在世界的地位跟亚洲四场战争有关,菲律宾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菲律宾战争是美国世界地位上升的开端,打完太平洋战争是美国世界地位最高的时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段时间,是美国世界地位处在顶峰的时候。到了朝鲜战争就开始平行,到越南战争开始走下坡路。

   描述美国20世纪的历史,它的世界地位和在亚洲的战争有莫大的关系。按这个历史描述,战后初期是美国在这个地区干预冲动最强的时期,是一个上升时期。为什么朝鲜战争一爆发后三天就决定全面干预,这么快的速度,跟美国内部酝酿的气氛有关。柏林危机在欧洲刚刚结束,朝鲜战争一旦爆发,给美国政策带来的冲击非常大,美国领导人认定是苏联在世界各条战线上发动进攻,是挑战二战后秩序的步骤之一,如果美国不加以遏制,苏联会在其他地区继续这样做。这个经验是什么?还是回到二次大战绥靖主义。当时的状态使美国宁愿动用它的世界优势地位,这个冲动非常强烈,它的顾忌当时是最少的,有点像冷战结束后成为独一无二世界大国时的冲动一样。

   中美两个国家处在这样的历史经历中,有巨大的内在动力。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具体的原因,这个具体的原因,我个人认为也是重要的经验教训。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到顶峰的关键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双方都选择了搁置与对方的关系,当时要发展什么关系也不知道,按照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人主观意图来说,他们没有更多或者更积极地考虑这个关系,可能对这个关系未来会发生什么影响等完全没有历史经验,所以都选择搁置。在对抗的气氛下选择搁置关系,漂流到最后就可能变成一场对抗。

   经过研究,我现在不认为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矛盾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心目中一定是走向敌对、军事冲突,甚至战争。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看现在公布的档案,最早毛泽东在1948年11月中旬就设想建国后和美国建交的问题。持续到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急于和美国建交,建国后一个时期也不急于和美国建交,就是搁置。这里面的逻辑就没有不和美国建交的问题,而是不急于建交。他们对搁置关系有时间考虑,就是三到五年,结果这期间发生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对金日成来说预谋已久,对中国来说是突然发生,打了三年半,这个疙瘩解开花了30年。

   毛泽东1969年时讲过一段话,那时候他意识到中国的极“左”外交真的走不下去了,当时“wenge”期间不可能扭转,有国内政治的需要,他跟身边几个资深领导人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是在讨论国际形势的一次碰头会上,原话“我们现在孤立了”,这就是当时他意识到中国的处境。但是“wenge”决定了是不能停止的。

   尼克松1969年略晚一些时间在关岛讲话,说美国的世界地位下降了,世界出现了5个力量中心,原来是美国一家独大,现在是美国、苏联、中国、日本、欧洲。美国必须全面调整对外政策,由过去美国领导改变为寻求大国均势,美国在亚洲不能在每一个地方保卫每一个国家,参加每一场战斗,盟国必须承担起责任,即保卫他们自己的责任。就是在这样一个双方对世界政治变化和各自外交地位的估计的共识基础上,才有了和解的开始。中美关系历史是有巧合的,例如1949年春季,毛泽东提出一边倒,还有一个“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意思就是搁置中英美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把自己内部的事办完再说,这是毛泽东的表述方式。美国负责外交的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12月说,也就是同一年,对华政策就是“等待尘埃落定”。这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国民政府垮台就像一棵大树轰然倒下,必然会扬起一片尘土。等尘埃落定了,周围局面都清楚了,美国才能看清楚怎么跟新政权打交道,所以也是等等看。

   所以从1949到1969年20年的对抗,包括了搁置和后来达成必须要改善关系的共识等巧合。经验教训是:第一个搁置是搁不得的,不能长期搁置;第二是看历史机遇。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双方力量都在衰弱,都面临危险,需要在新的力量对比关系中考虑双方关系,这也发生在同一年。1978年双方建交,历史机遇对中美两国都是稍纵即逝,必须要关注才能看到机遇所在。

   1978年5月,美国卡特总统做出决定,和中国展开建交谈判,到1978年10月做出最后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化要先于美越关系正常化。对中国来说,中国领导人在11月2日和3日,先是政治局,然后是邓小平,专门听中国外交部参与中美建交谈判汇报。邓小平11月3日确定,美国和中国建交是认真的,中美建交谈判才真的走上了日程。这不是哪一方想搞好就搞好,是有历史机遇的。邓小平非常重视,中美建交谈判中,他最后亲自参与,到最后留下一个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他对其他领导人说,这此谈判就是一个机会,为什么在台湾问题上最后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如果这次谈不成,建交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冷战结束后错过了多少机会,就是因为国内议程碰不上。

   中美建交到现在,中美两国有一个冲撞期、磨合期,和中国处在巨大的转型之中也有关系。从革命运动胜利到最终找到一条现代化道路,花了很长时间;对美国来说,它是从二战后如日中天的地位到对越战争,1972年中美和解,1973年美军从越南全部撤出,从最高顶点到向下低落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判断对于双方是机缘巧合,苏联对这个过程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选择了全球扩张。最后的结果是自己的国家解体,因为苏联、日本问题要专门谈,今天专讲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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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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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牛军随笔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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