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郑大华: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9-01-13 22:35:20
作者: 郑大华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末,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是在恢复“文革”前建立起来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回归学术研究,基本结构还是政治思想史,另一方面在在思想观点和研究对象上多有创新。90年代以后特别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精力转到了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视野下的新闻报刊史的研究上,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关于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在进入新世纪后也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今后的近代思想史研究要继续加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学科意识”、学科理论建设,扩大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屏除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和运用,对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要加以“中国化”或“本土化”。

  

   我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迄今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1949—1966),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奠基阶段;第二个时期,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困顿与挫折阶段;第三个时期,从改革开放到80年代末,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恢复与发展阶段;第四个时期,从上世纪的90年代初到现在,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不断走向繁荣的阶段。我们这里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实际上包括了第三个和第四个时期。由于这两个时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恢复与发展和不断走向繁荣的阶段,其内容十分丰富,要在短短的10000字内对这两个时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进行全面回顾是要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采取抓大放小的原则,粗线条地将其脉络勾勒出来,这样挂一漏万,就在所难免,希望广大作者、读者理解和批评指正。

  

  

   “文革”结束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知识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随之进入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热”中,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黎澍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王元化倡导的“新启蒙”等,都对学术界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入与开拓,学者们冲破“左”倾思想的影响与教条主义的束缚,并纠正了局限于革命话语与阶级定性的简单化倾向,在继续以革命和进步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框架,继续从政治革命立场、从反帝反封建的视角评判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运动与思想人物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尝试从思想启蒙的角度、从学术史的角度、从中西思想和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角度来解读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运动与思想人物,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思想家的中西文化观、文化哲学纷纷成了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对于过去“立足于批”的洋务思想、立宪思想、改良思想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思想人物给予了新的一定的肯定评价,以往被视为研究禁区的领域,在八十年代却成了学术新的生长点,如耿云志、易竹贤等人对胡适的研究,方克立、郭齐勇等人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钱理群、舒芜等人对周作人的研究,都具有引领学术风尚的开拓性意义。

  

   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化热”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时的“文化热”的思想主题与基调有两个:一是与官方“清除封建主义思想遗毒”的提法相适应,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即后来概括的“反传统”;二是与对外开放的大环境相适应,提倡借鉴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受此影响,近代史上的反传统思想、启蒙思想和西化思想受到学者们的格外关注,一些学者全盘否定传统,力主西化,而另一些学者则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中国文化复兴论”、“儒学复兴”论,并围绕电视政论片《河觞》的评价,双方展开了激烈论战。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学术队伍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梁漱溟、冯友兰、侯外庐、蔡尚思、冯契等老一辈学者,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行着各自的总结性的工作,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纲》,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蔡尚思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等相继出版;陈旭麓、李泽厚、王元化等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出生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年学者成了学科的中坚,在当时整个学术界、文化界和思想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一批改革开放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出生于四十年代的新锐学人开始崭露头角。高校纷纷开设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等本科课程,还招收了相关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文革”结束到80年代末,多本中国近代思想史通史性质的教材、著作相继出版。此类著作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时间上、下限为1840—1919年的叫“近代政治思想史”,时间上、下限为1919—1949年的叫“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教材、著作主要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6年),桑咸之、林翘翘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朱日耀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和姚凤莲、郑裕硕的《简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现代政治思想史”教材、著作主要有: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严怀儒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彭明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王金鋙 、李子文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世平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除上述这些著作外,80年代还出现了三本以“思想史”命名、论述近代思想史的论著,即:王永康的《简明中国近代思想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张锡勤的《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和李华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80年代还出版了一批专门思想史通史性著作:赵靖、易梦虹重新修订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张晋藩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巴蜀书社1989年版),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

  

   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思想研究是思想史研究的永恒主题。“文革”结束到80年代末的近代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以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思想为主线来架构的。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之前一些被批判、被完全或基本否定的人物,如中共党史上的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洋务运动时期的曾国藩、李鸿章,五四时期的胡适、梁漱溟,都得到了较为全面、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体现了学术上的拨乱反正;二是强调把对思想家的认识和研究建立在尊重史实、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坚实基础上,思想家文集与其他史料因而得以大量整理和出版;三是思想人物的研究内容得到了拓展,除政治思想外,还注意到他们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人生观等各个方面,其中,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相适应,思想家的文化思想格外受到重视;四是对人物评价避免简单化的定性,而注意以发展的、多元的、多把尺子的综合衡量;五是进入研究视野的思想人物有了显著增加,如鸦片战争时期的徐继畲、包世臣,洋务运动时期的刘锡鸿、张树声等过去未被注意的人物,都相继有人开展了研究,并取得成果。

  

   “文革”结束到80年代末,对中国近代思想进程的研究,一方面是在恢复“文革”前建立起来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回归学术研究,基本结构还是政治思想史,基本线索还是以进步思潮为主依次论述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的社会改革思想﹑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戊戌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清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等,但去掉了政治性的标签与教条式的语言;另一方面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在思想观点和研究对象上多有创新,如对洋务思想、立宪思想的认识有了较大的调整,尤其是以前很少涉及的三、四十年代中间派别的思想开始为学者们所关注,顾关林的《论中间派的历史性转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和沙健孙的《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就是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进入90年代后,受89政治风波、苏东事件和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重心发生变化,从80年代研究思想启蒙到90年代研究保守主义,从80年代研究思想家到90年代研究学问家,从80年代研究革命进步思想和运动到90年代对革命进步思想和运动的批判,即所谓反激进主义,并出现了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兴起”的局面。与此同时,随着西方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进入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精力转到了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视野下的新闻报刊史的研究上,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在进入新世纪后也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相继发表了一大批讨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起点、历史分期、发展动力等问题的文章,在某些问题上学者们取得了一些共识。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80年代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走向繁荣。

  

   这一时期,因自然规律的作用,梁漱溟、冯友兰、侯外庐、蔡尚思、冯契等老一辈学者先后退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队伍;陈旭麓、李泽厚、王元化、等一批为80年代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学者,同样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走向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陈旭麓、王元化等先生因积劳成疾,先后辞世,这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健在的李泽厚等先生至今仍然笔耕不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一批80年代已崭露头角的出生于四十年代的学者以及比他们年轻十到二十岁左右、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学者成了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趋向;一些以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哲学史和西方近代哲学史为专业的学者在这一时期也先后(或某一时段)加入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队伍行列,并以他们的跨学科优势,丰富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4559.html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