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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当思想史“化身万千”

——思想史高端论坛之缘起和文史研究院十二周年纪念

更新时间:2020-03-16 13:03:23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先报告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的缘起。在2007年之前,我的主要兴趣是中国思想史,在2007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建立之后,我才把重心逐渐转向“从周边看中国”,于是,东亚和中国,疆域、族群、信仰、国家与认同问题,成为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十二年之后,我放下文史研究院的工作,所以,还是想回到思想史研究领域。刚好前年“双一流”建设会议上,许宁生校长曾提及,要重视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在上海市“高峰计划”中,历史系就设置了一个课题,就是思想史高端论坛。

  

   思想史在中国很重要。传统中国,常常会讨论究竟什么是末,什么是本?什么是器,什么是道?什么是用,什么是体?在中国传统思想世界里面,总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如果不搞清楚本、道、体,只抓住末、器、用就不成。所以,即使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代,中国知识人也不太愿意采取实用方式,把知识技术简单抄来抄去,把时装穿上一件脱去一件,好像总要追问个“什么道理”?所以,宋初宰相赵普的一句名言就是“道理最大”,而现代学者林毓生先生也说,中国习惯于“通过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

  

   所以,思想史很重要。思想史就是研究道理在历史上是怎么变化的,它为什么会变化?历史学家何炳棣在晚年,就引用冯友兰的话说,思想史在历史研究里面是“画龙点睛”,只有点了眼睛,历史这条龙才活了起来。所以,连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何炳棣,晚年也要在思想史上插一脚。

  

   不过,思想史研究在西方曾经很没落。这次没能来的老朋友黄进兴就引用美国老帅麦克阿瑟的名言说,思想史研究就像“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可思想史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却很兴盛。很多学者都说过这个学术界的反常现象。并不是我研究思想史,就说思想史繁荣和重要,其实大家数数,在中国这几十年影响最大的人文学者,很多都可以说是思想史学者,而在座的好些学者,也都是思想史研究者。所以,我2010年担任普林斯顿访问学人,在普大作的第一次公开演讲,题目就是“思想史为什么在中国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前面讲的,中国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习惯于“从思想文化解决问题”,说实在话,我从来没看到过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知识界,像中国知识界那么喜欢讨论体用、道器、本末这些大道理。

  

   但是,近来思想史研究遇到一些曲折——我不用“困境”“挫折”或者“衰落”这样丧气的词眼——只是曲折,“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思想史似乎被“五马分尸”,除了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学术思想史、文学思想史等,什么领域都说自己在讨论思想史,研究边疆的人说有“边疆思想史”,研究地理的人说有“地理思想史”,研究制度的人说有“制度思想史”。这就好像以前谜语里面讲大蒜,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一旦站起来,衣服就扯破。思想史好像被五马分尸了,用五马分尸这个词不好,我觉得还是“化身万千”这个词好一点儿,所以这次论坛的题目就用了“化身万千”。其实,我们也赞成化身万千,毕竟各个领域都讨论思想史是好事,所以,我们又加了个副标题叫“开放的思想史”。

  

   问题是,开放了的思想史,它还能守住自己的领地,写出明确的脉络,划出清晰的边界吗?

  

   国内如此,国外也有冲击。现在,国际学界的思想史又有一点儿“复苏”,但这个复苏,好像特别表现在所谓“国际思想史”领域,就像入江昭(Akira Iriye)提倡的国际史一样,重点是研究超越国境的、跨区域的思想观念,所以,传播、变形,日语里面说的“受容”和“变容”成了相当引人瞩目的话题。可是,中国思想史呢?我曾经回应哈佛大学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mitage)教授,就是那个写了轰动一时的《历史学宣言》的教授所提出的“国际思想史”说法,希望他们也考虑历史上的“王朝”“帝国”和“国家”对思想史的影响,不要忽略那些不那么跨越国家和区域的思想观念,毕竟在中国传统里,国家对思想、王朝对文化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现在思想史研究里面,什么是中国的思想史?什么是中国思想史的关注重心?什么是中国思想史的特别脉络?就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过去,大家知道,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傍哲学史来建立自己的主轴和脉络的,那么,在化身万千之后,开放的思想史,怎样提出问题、站稳脚跟、呈现立场和划清边界?

  

   这就是我们办第一届思想史高端论坛的缘故。

  

   回到文史研究院十二周年纪念这件事儿上来。

  

   这次,我们的海外委员除了哈佛的王德威、斯德哥尔摩的罗多弼、京都的末木文美士,合作过的老朋友里面,除了东京大学的羽田正、史语所的黄进兴、哥廷根大学的施耐德之外,大家都来了,真让我高兴而且感慨。我一直记得2007年3月20日文史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如果拿出那个时候的照片来看,大家会看到,那时候我们头发还是黑的,可是十二年以后,我们都已经一头白发了。

  

   十二年里,我们做了什么?这一点一会儿章清教授——接替杨志刚教授的新院长——会向大家报告。我这里只是想说一点儿我自己的感慨。这十二年里,文史研究院还能有所影响,是因为它始终坚持三点:第一点是“有方向”,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重心”,比如像“从周边看中国”,已经很有影响。人文学术领域太广,你没有方向,就等于“泯同众人”,没有特色也不会有影响。第二点是“做学术”,我们不去跟随风潮,也不去迎合主流,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学术本位,这是人文之所以是学术,而不是“鸡汤”“八卦”或者“宣传”的原因。第三点是“国际化”,我们努力和国际学界合作,争取我们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以及我们的研究生,不敢说“引领”,至少能“介入”国际学术的前沿,像陈寅恪先生讲的“预流”,而不是“不入流”。

  

   在中国的高校中,各种高等研究院纷纷建立,能够坚持十二年,保持自己有特色、让大家记得住的,究竟有几个?现在,其他院校的研究机构,百花齐放各显神通,我们文史研究院究竟怎么办?

  

   在纪念十二年的时候,我作为文史研究院的一个老人,要感谢各位委员和朋友,一直和我们一起走过;也要感谢文史研究院各位同仁,大家在一起努力,还要感谢复旦校方,你们十二年来的一贯支持。

  

   谢谢!

  

   (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上的致辞,主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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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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