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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绪 叶磊华:东亚社会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更新时间:2018-12-25 01:52:57
作者: 王正绪   叶磊华  

   内容提要:政治参与是政治过程的重要内容,对治理的质量、公众对政体的合法性的感知等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参与的种类很多,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也很复杂。本文利用涵盖东亚11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调查数据,对选举类和联系类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系统分析。本文比较了不同的政体环境内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并对影响政治参与的经济社会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等进行回归模型分析,试图进一步推动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制度环境、政治文化如何影响政治参与和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行为的一些实证理论。

   关 键 词:政治参与  经济社会模型  政治文化  东亚

  

   良治政府或者说善治的一大特点是在政治生活以及政府治理过程中具备广泛的、积极的群众参与。正如理查德·约瑟夫(Richard Joseph)所言,一个政体只有“在决定公共政策时进行最广泛的商议,并且在宪法上保证公开竞争所需的自由时”才能称之为民主的政体①。同理,民主理论家罗伯特·A·达尔(Robert A.Dahl)视政治参与为多元政体的两个决定要素之一。政治参与使得普通民众既能够表达他们的喜好也能发达不满,以此使得政府更加可能以正式政治和行政途径来回应普通大众的需求②。为此,在使用实证数据测量民主政治的质量或政府的治理水平的时候,一国的政治与政府过程中是否有充分和高质量的政治参与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③。

   学术界关于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大部分现有文献的考察对象是北美和欧洲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中公民的参与情况,并以此发展出种类繁多的参与理论。东亚地区却较少涉及,而这恰恰是这一地区成为政治参与的“希望之地”的原因。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东亚地区的政治文化经历过多种历史传统融合而成。这一地区既包含了传统的儒家社会,也有长期受佛教、伊斯兰教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文化和宗教传统持续不断地塑造,并影响公众政治观念。例如,相较于西方社会而言,东亚的政治文化接受并支持全能型的政府形式,政府的角色类似家庭里的父母。一方面,提供“善治”;另一方面,也负有管制、保护、引导社会和公民的责任。其二,多数东亚社会已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运行数十年。相应地,其社会结构和政治面貌在短时间内已经改变良多。这些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文化传统的持续性和变化中的政治社会制度相互作用,重塑公民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的绝佳机会。

   本文梳理政治学领域中关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的几条线索,并将其运用到东亚社会的政治、社会实践中。首先,对政治参与的有关的理论进行整理。其次,实证部分将展示东亚11个国家和地区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情况。我们将政治参与分成两大类,即选举类政治参与(包括投票和参与选举相关的活动)和非选举类参与(包括联系政府官员或非政府精英)。同时,我们将东亚的11个国家和地区按照政体种类加以区分,比较不同政体模式下多种政治参与模式的相似性与差异。再次,对有可能影响公民参与倾向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作为本文的结论,我们指出一些亟待解答的问题,并就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一、关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各种理论

  

   政治参与包含选举、竞选活动(不光是候选人的竞选,更多的是公民参加竞选的过程,参加选举机会、支持候选人的竞选工作等)、联系官员、参与社区活动等④。其实,这一概念也包含抗争政治,如游行抗议-抗议或示威等行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制度外的政治参与。近来,在互联网上发言和其他活动形成了一种新的参与形式⑤。此外,如果强行把这一概念外延扩展到其他形式的参与模式,就会引起不少问题。例如,公民在没有合法审批的前提下抗议可以归入政治参与的范畴。这样的示威有可能发生公民包围甚至是损坏政府建筑或其他设施(如政府的汽车),这或许也可以认为是正当的参与方式。但是,一旦这样的活动演变成针对政府官员的暴力行为,可能就不再适宜称之为政治参与了。已经有很多前人试着从多角度来归类政治参与的模式,比如将政治参与分为常规的和非常规的、制度内和制度外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温和的和极端主义的,等等。此外还有专门的研究考察所谓的非正统的政治参与、另类的政治参与等形式⑥。

   本文将遵循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诺尔曼·H·尼(Norman H.Nie)和金在温(Jaeon Kim)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即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差不多都是为了直接影响政府官员的选拔过程和将要实施的政策而采取的合法活动”⑦。虽然我们接下来的理论讨论会围绕比较宽泛的政治参与形式而展开,但在实证部分我们只会选择少数几种易于量化的参与形式,如投票和选举相关的参与、联系政府官员、联系政府之外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社区领导)等几种类型。

   政治学研究倾向于从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来解释公民的政治行为。通常,内在因素包括主观倾向、动机、兴趣、认知能力、个人偏好等,而外部因素则包括那些为政治活动提供或限制机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结构因素⑧。不同的变量也可以理解为三个层面的因素:宏观层面上的因素有社会经济地位(阶级)、政治制度、政府的特征与政策等因素,中观层面上有政治文化,微观层面上则有个人动机、评价、喜好等。我们在接下来部分回顾政治参与的多种实证理论模型。

   (一)社会经济地位(SES)模型

   社会经济地位模型是解释政治参与的首要理论。在维巴和尼的研究发表后⑨,全球范围内数不胜数的研究前前后后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和实用性。现有的文献显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个人更倾向于参与政治,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毫无疑义。但是,至于这些变量究竟如何影响公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差异,依然是一个需要仔细分析的问题。其中,最直接的解释是,教育提高并使公民具备了参与政治所需的知识、意识和能力。换言之,社会经济地位是这些态度(动机)和认知变量的代理变量。详细地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往往拥有更多地参与能力和技能,同时,他(她)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了公民意识,从而对政治参与具备权利感和义务感。这一个机制,可以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找到佐证,其视社会经济发展为个体在政治和公共空间中能够更加积极活跃参与和更具表达欲提供了所必须的资源,包括重要的认知资源⑩。

   另外一种可能在起作用的机制是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高,意味着他(她)很可能处于一个相对优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样的成长、生活、工作环境,可能促使产生“正面积极的态度和政治参与的社会规范和参与能力(civic skills)”(11)。这里,社会经济地位把一个个体置于一个能够促进更多参与的环境中(12)。比如,经济社会地位高的人所处的社会、工作环境中,有关政治参与的信息更加充分、讨论更加热烈等,也会造成个人层面参与频度和深度的增加。这种解释使得社会经济变量和社会政治,政治、制度因素相结合,从而促进或限制参与。中国的城市居民的投票行为就表现出这种机制。那些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中产阶级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的投票率要高过其他阶层,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生活工作的环境选举组织和动员的程度高(13)。

   另外一种起作用的解释是取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上的活跃度都是由个体身上其他因素所导致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从教育这个变量来说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更加倾向于参政并参与到更多的活动中。支持这一观点的实证研究数不胜数。通常的解释正是上文提出的两个机制:教育既能使公民拥有更多参政所需的公民知识和技能,还将他们处于一个“能够提示关于政治和奖励政治行为的社会网络中”(14)。这与一向强调教育能带来优良的参政技能的“公民学说”相契合(15)。然而,教育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仍存异议。比如,教育水平低的人群投票率反而可能更高。这是因为这些人的选票更便宜,更容易被收买而去投票(16)。其他的群体性差异也有可能。有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墨西哥裔公民中,教育程度跟政治参与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在另一族群即亚裔美国人中,则没有这种关系(17)。

   通过一种称为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score matching)的新方法,辛迪·D·坎姆(Cindy D.Kam)和卡尔·L·帕尔默(Carl L.Palmer)验证了上述假设,并发现教育是青少年时代的经历、环境和一个人的性格等变量的代理变量(18)。相似地,通过一个自然实验,亚当·J·博林斯基(Adam J.Berinsky)和加百利·S·愣斯(Gabriel S.Lenz)仅找到少量支持教育导致更多政治参与的实证证据(19)。一般上来讲,在非民主体制和社会主义政权中,受过更好教育的民众反而更少参与,抑或是有目的的避免参与,这可视为对非民主产生但又由国家所控制的活动(如选举)的一种抗争和反抗(20)。但是,如果教育仅仅是代理变量,那么与更积极参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管在何种社会中都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政权类型的不同而不同(21)。

   (二)政治和政府制度

   当我们研究政治行为时,制度主义或制度方法通常强调政治和法律制度在决定公民行动和行为的重要性。比如说,在决定选举参与时,选举相关的制度,例如强制性投票(compulsory voting)、关于投票年龄的规定、选举制度(单一选区还是多选区等)、选举重要性、民主程度、党派数量、选举激烈程度等都会影响选民的参与模式(22)。更多制度因素包括关于竞选经费的规模和使用方式的规定、选举层级(是县、州一级还是国家级的选举,在欧洲还有超国家即欧盟层面的选举)等也有可能决定参与的模式(23)。在选举制度上,大多数的文献认为比例代表制能够产生更高的投票率(24)。这里面的机制是,比例代表制可以增加投票者的效能感和预期的投票收益(25)。比例代表制也更适合更多的政党竞争,从而为选民提供了更多的投票选项(26)。或者说,其实并非比例代表制下投票率会高,而是因为在其他非比例代表制的选举中,小党派的支持者觉得即便自己去投票,也不会影响最终结果,从而不去参与(27)。两者相比,造成了比例代表制下的投票率显得较高。

   在非民主制度中,研究选举的相关制度如何影响选举参与或许意义并不大。在选举民主不普及的地方,真正能起作用的政治参与大多数发生在选举之外的领域(28)。尽管选举、代议等领域的政治参与已经研究较为透彻,但关于各种制度和非选举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零散。一个主要的研究传统,即视公民社会组织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和参与领域,其主要原因是这些组织连接起了公民与政府角色和职能部门,同时又作为公民之间互通信息、形成表述意见的空间。因此,参与公民(civic)、社群和具有休闲、娱乐性质的群体和活动是参与的一个基本模式,同时也是民主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29)。在非民主政体中,这类团体、组织是独立于还是依赖于国家而存,往往是决定参与的性质与模式的最重要变量(30)。在那些拥有极强社会控制的政权中,政治参与通常发生在政府直接控制或是由国家机构组成的机构中(31),至少是需要通过国家资助的机构进行(32)。由于正式的政治参与渠道不够,很多政治参与往往是通过非正式的机制和关系发生的(33)。这些国家中的快速政治转型也带动了参与相关的制度结构和领域的不断的变化和进化(34)。

政治和政府机构的质量既影响政治参与的模式和质量,又反过来受其影响。优良的政府质量,例如政府透明度、有效率、公平性、政府机构的便利程度等,会较好地促进体制内和其他常规的参与方式,这是因为公民充分认可并接受这些正式机构。同理,高质量的政治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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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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