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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忠文:论明初功臣集团政治文化嬗变

更新时间:2020-11-18 08:25:26
作者: 朱忠文  

   摘    要:

   文章主要论述了明初功臣集团政治文化的嬗变。元末建国时期,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以事功意识为核心,也包括礼法意识与忠君意识。洪武前期,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中的事功意识仍然存在,但有所削弱,其中的礼法意识、资历意识与私人关系意识凸显。洪武中后期,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中的忠君意识愈加浓厚,但其中的事功意识、资历意识以及私人关系意识仍然存在,这加剧了功臣集团政治文化内在矛盾,成为胡蓝党案爆发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明初; 功臣集团; 政治文化; 朱元璋;

  

   明初政治文化1受到学界长期关注,但仍存在一定研究空间:首先,已有研究虽注意到明初政治文化的动态性,但未能全面还原其发展过程,尤其对其奠基期——元末建国时期关注不足;2其次,已有研究对明初政治文化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缺乏探讨;3另外,学术界主要着眼于文官集团在明初政治文化中的作用4,而对具有重要奠基意义的功臣集团5的作用关注不足。本文通过论述明初功臣集团政治文化的嬗变,探讨影响君臣关系变化的文化因素,从而客观全面地反映明初政局。

  

   一、元末建国时期(1352—1367年):以事功意识为核心

   元末建国时期,事功意识是功臣集团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朱元璋曾多次在与功臣的对话中宣扬事功的重要性,如他在罗列常遇春的功绩后说:“夫赏以酬功,爵以旌德,俟海宇宁谧,恩数有加。”6并在给廖永安的祭文中提到:“有功而不享其报,有才而不尽其用,股肱之义,宁不尽伤?”7事功意识本质上是对功臣集团在建立明王朝中作用的肯定,常被朱元璋用来激励功臣集团。他曾谕令诸将:“自古帝王多以征战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将以佐辅之。”8并对军士说:“汝等辛苦如此。克浙东后,令汝等俱享福快乐。”9还在祭天时说:“异日天下一家,与汝等巴都儿共用富贵,教汝都做大官。” ⑤9在功臣归顺时,朱元璋往往对其灌输事功意识。常遇春来投时,朱元璋说:“尔姑从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10梅思祖归降后,朱元璋说:“汝等既无二心,当戮力建功,以保富贵。”11由此可见,事功是朱元璋判断功臣忠诚与否的重要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事功成为功臣集团政治地位的重要体现。邵荣在被朱元璋处死前曾说:“我等同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12朱元璋一度因此犹豫是否将其处死,这固然有伪饰成分12,但也可能受到了这番带有事功意识话语的影响。朱元璋问罪朱文正时,其妻马氏首先从事功角度而非亲缘角度为其说情:“文正虽骄纵,自渡江以来,克太平,破陈也先,营取建康,多有战功。坚守江西,陈氏强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乃骨肉亲侄,纵有罪,亦当宥之。” ⑩12而与事功无缘甚至有损事功的功臣往往会受到责罚。朱元璋曾批评徐达:“虐降致叛,老师无功,此吾所以责将军。”13冯胜进攻高邮一度失利,受到“决以大杖十,罚其步走高邮”的严惩。(12)赵伯仲失陷安庆后,朱元璋不顾常遇春求情赐其自尽。(13)由此可见,事功是朱元璋衡量功臣地位的重要标准。

   事功意识的核心地位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首先,明初功臣大多出身草莽14,普遍存在建功立业的强烈动机。如孙炎“以经济自负”,并感慨“男子岂死蒿下耶”;15刘辰“慷慨负气节,喜立功业,以表见于世”;16武德“慨然有志于功名”;17廖永忠归顺时说:“效展尺寸,扫除寇乱,垂功名于竹帛,是所愿也”。18这些话语难免后世修饰成分,如廖永忠归顺时朱元璋不过是龙凤政权的左副元帅,并未成为一方雄主19,但其中建功立业的意愿当属事实。而事功意识正与这种心理需要不谋而合。其次,朱元璋出身寒微,实力有限,亟需功臣集团为其建功立业。且朱元璋曾长期隶属龙凤政权,与功臣集团长期处于上下级而非君臣的关系20,彼此缺乏天然的隶属感,也缺乏维系关系的精神纽带。在这种情况下,立功赐赏成为处理双方关系的重要途径。朱文正曾在推辞封赏时说:“爵赏不先众人,而急私亲,无以服众。”21这充分说明爵赏对于朱元璋笼络功臣集团的重要性,以至于身为其侄的朱文正不得不为满足功臣们对爵赏的要求而做出让步。朱元璋曾对请降的胡美说:“予所获长张、梁铉、彭指挥诸人,用之如故,视吾诸将,恩均义一。长张破安庆水寨,梁铉等攻江北,并膺厚赏。”22虽然朱元璋对降臣并非完全信任23,但这番话中对降臣建功立业的期望毋庸置疑。某些事功方面突出的功臣虽然叛变,但仍得到朱元璋的重视。如谢再兴叛投张士诚时曾杀死栾凤、李梦庚等人,朱元璋“以再兴数有功,叛非其志,故凤与梦庚皆不得恤云”。24

   不过,事功是功臣集团凭借自身力量创造出的政治资本,朱元璋在其中的作用相对有限,因此事功意识极易造成二者关系的疏离。在朱元璋加强对功臣集团的约束及其对自己依附性的情况下,礼法意识与忠君意识也成为这一时期功臣集团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叶国珍曾在陪饮傅友德时让歌姬更换华丽服装入席,朱元璋严惩叶国珍并说:“尔不遵我分别贵贱。”25胡大海之子违反禁酒法令后,朱元璋不顾王恺劝阻将其处死。26朱元璋曾在讨论用人之道时指出:“(三代以下)虽有名世之臣……鲜矣。吾方有事,海内凭赖英贤,辅翼成功,天下纷纷未定于一者,何也?”许存仁回答:“主上圣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资,以平祸乱。”27朱元璋一方面强调自己的成功依赖“英贤”,另一方面却又指出“名世之臣鲜矣”“天下纷纷未定”,显然是在强调自己的作用,许存仁的回答正合其意。伴随着朱元璋势力的不断壮大,功臣集团的忠君意识也日益浓厚。常遇春在谏言朱元璋处死邵荣时曾说:“上位有天命,其事败露,乃天诛之也。今反留置,是违天也。勿教后人仿效。” ⑧26朱元璋曾精心安排参与处死邵荣的功臣人选,以达到震慑功臣集团的目的28,而这番话也表明功臣集团的忠君意识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加强。谢再兴兄弟在朱元璋攻灭张士诚时投降,朱元璋说:“谢再兴是我至亲,尚投张氏,情可恕乎?兄弟悉磔于市。”29与其此前的态度已截然不同。

   不过,在朱元璋推崇事功意识并对功臣集团存在依赖性的情况下,礼法意识与忠君意识的影响相对有限。李饮冰、杨希圣曾携歌妓犒赏傅友德,朱元璋严惩李、杨,却对傅友德说:“卿擐甲胄,出百死一生,便引醉,何害?”30宋伯颜不花执法严酷引发众功臣不满,朱元璋在指责其“拷掠诬承,谄吾一时之喜”后将其处死。31单安仁之子单大舍叛变后,朱元璋仍厚待单安仁。32这些事实说明,朱元璋限于客观条件不得不对礼法意识与忠君意识有所抑制,这也是事功意识成为功臣政治文化核心内容的重要原因。

  

   二、洪武前期(1368—1379年):礼法意识、资历意识与私人关系意识凸显

   洪武前期,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中的事功意识仍然存在。邓愈去世后,朱元璋“犹念其功不已”,并对朱梦炎说:“(邓愈)勋劳至甚,历镇八州,有功无过。”33康茂才神道碑中曾提到其“茂绩奇勋,著称当世。”34吴祯神道碑中提到其“立勋辽海。”35事功意识也得到功臣集团的认同,如宋濂曾称赞李善长:“余惟一代之兴,必有元勋厚德之人出于其间……成大功而享荣名。”36并评论单安仁说:“公之勋业不暴白于世……其可乎哉?”37这些话语均肯定了功臣集团在朱元璋建立明王朝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中事功意识的延续奠定重要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事功仍是功臣集团政治地位的重要保障,如林济峰因违反军法导致作战失利,朱元璋念其信州、诸暨之功予以宽恕。38冯胜违令擅自撤军,朱元璋“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于定赏,减金币半。”39朱亮祖不法事被揭发后,朱元璋“念功臣,不付吏,罢职居江宁之德安乡”,后还一度予以任用。40

   这一时期事功意识的延续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虽然朱元璋通过美化家世、神化身世提高自身地位41,但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出身寒微的影响,也就难以回避功臣集团的作用。如他曾说:“朕本农夫,家贫丧父母……元天下乱,乘时得人,岁久众集,所以定群雄,平祸乱,臣民推戴,为天下君。”42其次,洪武前期明政权面临着统一全国的重任,功臣集团却出现了消极怠惰的情况。朱元璋曾批评徐达等人:“将军总兵塞上,偏裨将校日务群饮……如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酣饮终日,不出会议军事,此岂为将之道……都督蓝玉,昏酣悖慢尤甚。”43此前他曾对功臣们说:“汝曹从朕起兵,攻城略地,多宣其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推擢居汝辈之上,而尔等反在其下……彼有智谋才略,克建功勋,故居汝辈之上……汝辈苟能……以建功业,不患爵位之不显也。”44由此可见,事功意识对功臣集团具有刺激作用,符合朱元璋的利益,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不过,这一时期事功意识也存在弱化的趋势。首先,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其他因素出现在有关功臣集团事功的话语中,功臣集团本身的作用被淡化。朱元璋曾对康茂才等人说:“汝等今成大功,岂汝一人之能哉?非军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45在给太原诸将的敕令中,他在肯定“六军将士”尤其是“大将军、副将军及诸偏将军”的作用后,强调“天”对于功臣集团建功立业的作用,宣扬“功高自以为平常,功平常自以为无功”的思想。46这番话虽带有事功意识,但功臣集团在事功中的作用却因“天”的存在被削弱。刘基曾在推辞爵位时说:“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贪天功?”47正符合上述话语的思路。

   其次,伴随着朱元璋登基称帝,与功臣集团之间的隶属关系正式确立,其在功臣集团事功中的作用也愈加突出。朱元璋曾提到:“朕观昔俊杰之士,当天下未定时,能择真主而事之,故能佐成帝业,而著其勋名。”48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功臣集团的话语中。徐达等人曾对朱元璋说:“臣等起自畎亩,际风云之会。每奉成算,出师征讨。用兵次第,如指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发。此天赐陛下圣智,非臣等所能与也。”49虽然元末建国期间常遇春有过类似话语50,但并不常见。苏伯衡曾评论缪美:“古豪杰之士,其克成功名,非独有过人之才略,要必又能择所从而去就焉。……(缪美)决意臣附令天子于草昧之初……去就之所关系,岂轻也哉!”51这与徐达等人的话如出一辙。

   另外,对功臣集团事功的负面评价开始出现。如朱元璋曾谕令张温:“夫将帅之道,有功不伐则功益显,恃功骄恣则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52还曾谕令众功臣:“昔汉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于诛戮。……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劳,由其恃功骄恣自冒于法耳。”53宋濂曾评价华云龙:“其或遭时扰攘,攀龙鳞而附凤翼,自赴于功名之会。一旦封重爵、享厚禄,志盈气骄,唯欲之是纵,遂致坏法乱政。”54这与朱元璋的思路不谋而合。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事功意识的淡化并不仅仅体现在朱元璋身上,也体现在功臣集团身上,这说明事功意识已难以在维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曾经的强大作用。为防止功臣集团凭借事功带来的政治地位骄纵犯法,必须强化国家机器的控制,礼法意识由此凸显。朱元璋曾提醒众功臣:“昔廖永忠数犯罪……又复僣侈,失人臣礼甚矣。夫智人君子,既自守法,又能训子孙为善,不至犯法,是以爵禄传之无穷,愚者反是。”55遵守礼法的功臣则得到肯定:“今观卿等虽出身行阵,而进退周旋,不失礼度,朕为之喜。”56林济峰因功被赦后,朱元璋对徐达说:“(林济峰)罪当斩,将军却解赴天子处治。下人必料将军不敢擅专杀人,人皆慢功,将军何以处之?将军岂不知穰苴杀庄贾,克期会兵之令耶?”57说明这一时期礼法意识存在着超越事功意识的趋势。

不过,礼法意识的凸显改变了原先相对平等的君臣关系,也加剧了功臣集团与朱元璋的矛盾58,功臣集团的不满由此而来。廖永忠受审时曾说:“天下已定,臣岂无罪乎?” (11)李善长在犯法被查时说:“我做着一个太师,要拿便拿。”后又抱怨:“许大年纪,教我运茶,想只是罚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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