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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祖华: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析论

更新时间:2018-11-29 00:36:42
作者: 俞祖华  

   内容提要:梁漱溟曾对民族复兴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视角独特、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的民族复兴思想。他认为民族复兴首先要昭苏中国人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因此需要从复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入手;其次,民族复兴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崩坏之后重建中国新社会组织构造,同时经济上“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再次,民族复兴是“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是传承旧传统与开出新生命的统一,一方面要守护民族精神这一“老根”,守护中国文化中“伦理主义”与“人生向上”两大长处,另一方面“民族复活”“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要弥补“团体组织之缺乏”与“科学技术之不足”的缺陷。梁漱溟对民族复兴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与“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都是“不通的路”,而“共产党这条路”“走通”了。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使国人认识到要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关注人生态度、社会组织结构等软实力的重塑,推动中国乡村社会、乡贤文化的复兴,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关 键 词:梁漱溟  民族复兴  人生向上  伦理本位  乡村建设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现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先行者,曾对实现民族复兴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他自称是“问题中人”:“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①。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中国问题),恰好对应儒学的“内圣”与“外王”。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对中国问题(社会问题)的探索,都指向一个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尤其是中国文化复兴。他指出,中国文化有两大长处:一是伦理主义,一是人生向上,其所理解的民族复兴,在人生问题上就是要恢复中国人积极、合理的向上态度,在社会问题上就是要重建伦理本位的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建设现代国家,再创民族辉煌。以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以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导向,以复兴中国文化与复兴乡村社会为切入点,以接续根本精神(“老根”)与培育现代社会(“新芽”)为两翼,构成了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的基本框架,其民族复兴思想内容丰富、见解独特、影响广泛,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反思。

  

一、人生问题:复兴中国文化以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在梁漱溟看来,民族复兴的题内之义首先是恢复中国人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改变中国人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而这需要从复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入手。他指出,中国问题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民族复兴可以归结为文化复兴,“中国问题之爆发,非内部的,与其谓之为政治问题,毋宁谓之为文化问题”②;“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之重新建造。所以民族复兴问题即文化重新制造问题”③,“文化再造才有民族复兴”,“必定随着文化再造而民族复兴,或民族复兴而有文化再造”④。他强调,文化不过是某一民族的生活方式而已,“文化路向”不同不过是人生态度有别,故而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我们民族的人生态度问题,实现民族复兴就是要昭苏中国人向上的人生态度。“此时此刻是‘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民族’精神最颓败的时候”,“中国民族的复兴,也要靠中国民族活起来”,“复活我们每一个人,打破我们每一个人的彷徨与苦闷”⑤。

   梁漱溟认为,以往将人生态度分为“出世”与“入世”过于笼统,宜区分为逐求、厌离、郑重三种。第一种人生态度“逐求”,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以西洋人为典型;第二种为因感觉人生太苦、过于枯燥乏味而产生“厌离”的人生态度,以印度人为典型;第三种人生态度,可用“郑重”二字来概括,即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以中国之儒家为典型⑥。他在《自述》中提到自己早年把三种人生态度经历了一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产生,实由于我对人生问题之烦闷;因为对于人生问题的烦闷,乃由实利主义的思想转变为出世的思想,又由出世的思想——即后佛家思想,转变为儒家的思想”⑦。

   1921年印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其“归宗儒学”的破题之作。他在该书中对“人生的三路向”与“文化三路向”作了说明。所谓“人生的三路向”;(1)“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2)“变更的路向”,遇到问题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3)“取消的路向”,遇到问题既不寻求解决,也不调整自己,而是总想着把问题从心中消除。或者说是“三个路径样法”:向前要求;对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要求。他以此为根据,得出了“文化三路向”说,即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根本精神的⑧。

   如其自述,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书前,实际上已对“人生的三路向”“文化三路向”作出了选择,即归宗儒学。他撰著该书,对这一选择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从而将其“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中国人生态度复兴”的思维逻辑建立在东西人生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类文化发展有三个阶段,即西洋文化“在近世之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印度文化“在较远未来之复兴”。在第一期,西洋文化在征服自然、追求科学、宣扬民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过度的个人利益追求、物质追求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冲突,一味向外追求,导致天人相争、人情冷漠。因此人类文化发展将转入第二期,“此刻正是从近世转入最近未来的一过渡时代也”,以前人类似可说生活在物质不满足时代,以后似可说转入精神不安宁时代,由此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转入第二路向,可以预期“最近未来第二态度复兴”即“中国文化复兴”。据此,他提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⑨。此后,他反复重申“中国文化复兴”论,如在《中国建国之路》中指出:“三十年前我曾断言世界在最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正谓人类要从‘身的文化’进至于‘心的文化’,其时机已经到来,而中国则是最早出现‘心的文化’的”⑩。梁漱溟所指的“中国文化复兴”,其核心是儒学复兴。他在《自述》中谈到,其最初“最不留心中国文化”,“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于天竺”,1918年后“由佛家思想转变到儒家思想”,转变之后“即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此书最后所下之结论,我认为人类的最近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书中赞扬孔子阐明儒家思想之处极多”(11)。后来他觉得该书赞扬孔子与阐明儒家学说有两大不妥,为了更准确地阐明儒家思想,又写了《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归根结底是中国人生态度的复兴。他指出:“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有人以清代学术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的真意义在其人生态度的复兴,清学有什么人生态度复兴的可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人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12)他曾谈及,当初归心佛法,认定人生是苦,后来发现《论语》开篇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全书不见一个“苦”字,充满乐观气氛,遂“放弃出家之念,而有回到世间来的念头”,故所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的人生”(13)。他在《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中提到:“我的旧著,亦正是取西洋中国印度三方人生态度,较论其不同,从而指出近代西洋人生态度,将届功成身退,代之者便是原初中国人生态度”(14)。梁漱溟的“中国人生态度复兴”论,重点是倡导孔颜乐处、乐观通达的人生哲学,倡导孔子自强不息、刚健奋进的人生态度。他指出,“生”是代表着儒家最根本的道理,“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子的惟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孔家是要自然活泼去流行的,所以排斥计算”,这种人生态度得到的是“绝对乐的生活”,此即所谓“仁者不忧”“孔颜乐处”。孔子乐天知命,但不失积极进取、刚毅有为,“所谓第二路向固是不向前不向后,然并非没有自己积极的精神,而只为容忍敷衍者”,尤其是“孔子自强不息是作到第二路的恰好处”,“孔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很得着点第二路的积极面目”。他希望通过复兴古人讲学之风等办法,昭苏孔颜的人生态度。梁漱溟在推崇孔子乐观、奋发、刚健的人生态度的同时,也批评“中国数千年以儒家治天下,而实际上人生一般态度皆有黄老气”,“使中国人数千年来成了人生态度混乱的时代”,“一向总偏阴柔坤静一边,近于老子,而不是孔子阳刚健动的态度”(15)。由此可知,梁漱溟所主张的中国人生态度复兴,是要昭苏先秦儒家刚健奋发的积极人生态度,而对老庄阴柔坤静的态度、对墨子功利为尚的态度、对佛教出世的态度则是有所批评与排斥的。

   梁漱溟认为,相比于西洋的人生态度、印度的人生态度,中国的人生态度要更加合理、可取。他指出,近代西洋属人生第一态度,中古宗教属人生第三态度,而中国一向是人生第二态度,“大致说来,他肯定人生,从不作出禁欲等想,这就不同于第三态度,而接近于第一。但他又拒绝那种欲望本位向外逐物的人生,而偏于向里用力。这就不同于第一态度,而接近于第三”。不像印度人“否定现世人生,要出世而禁欲”,也不像欧洲近代以至现代人“肯定现世人生,就以为人生不外乎种种欲望之满足”,“中国人就特辟中间一路”(16)。

   可见,梁漱溟所谓的民族复兴,从人生态度的角度讲,就是要呼唤中国古代哲人那种奋发向上、深知反省、肯定现世人生而又避免一味追逐欲望的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的回归。

  

二、中国问题:“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

  

   当时在中国问题的刺激下,梁漱溟为救国建国、为民族复兴倾注了毕生心力,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民族复兴的途径进行了独特的思考与探索。

   按照儒学“内圣外王”的逻辑,立已是为了达人,人生修养要落实到序化社会、治平天下层面。梁漱溟既对人生问题深有感触,也对社会问题、中国问题“一生劳攘”,“总在这两问题中沉思,时而趋重于此,时而趋重于彼”,尤其是“恰逢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17)。中国问题是“第一大问题”,为其一生所关注,正如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言“一向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号召”。中国问题“既有民族对外问题,而必须求得民族解放;同时又有社会内部问题,而必须完成社会改造;它不单要政治改造,同时还要经济改造”(18)。简言之,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求得社会改造。在他看来,对外问题(帝国主义)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对外问题;个人的不健全(贫、愚、弱、私)也是有的,但社会的不健全大于个人的不健全(19)。因此,梁漱溟将中国问题的解决聚焦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改造,聚焦于“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

在梁漱溟将中国问题的解决聚焦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之后,他以“乡村”作为切入点,形成了“由复兴农村入手”,“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的思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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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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