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梁漱溟曾对民族复兴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视角独特、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的民族复兴思想。他认为民族复兴首先要昭苏中国人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因此需要从复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入手；其次，民族复兴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崩坏之后重建中国新社会组织构造，同时经济上“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再次，民族复兴是“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是传承旧传统与开出新生命的统一，一方面要守护民族精神这一“老根”，守护中国文化中“伦理主义”与“人生向上”两大长处，另一方面“民族复活”“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要弥补“团体组织之缺乏”与“科学技术之不足”的缺陷。梁漱溟对民族复兴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与“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都是“不通的路”，而“共产党这条路”“走通”了。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使国人认识到要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关注人生态度、社会组织结构等软实力的重塑，推动中国乡村社会、乡贤文化的复兴，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关 键 词：梁漱溟 民族复兴 人生向上 伦理本位 乡村建设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现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先行者，曾对实现民族复兴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他自称是“问题中人”：“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①。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中国问题)，恰好对应儒学的“内圣”与“外王”。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对中国问题(社会问题)的探索，都指向一个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尤其是中国文化复兴。他指出，中国文化有两大长处：一是伦理主义，一是人生向上，其所理解的民族复兴，在人生问题上就是要恢复中国人积极、合理的向上态度，在社会问题上就是要重建伦理本位的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建设现代国家，再创民族辉煌。以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以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导向，以复兴中国文化与复兴乡村社会为切入点，以接续根本精神(“老根”)与培育现代社会(“新芽”)为两翼，构成了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的基本框架，其民族复兴思想内容丰富、见解独特、影响广泛，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反思。
一、人生问题：复兴中国文化以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在梁漱溟看来，民族复兴的题内之义首先是恢复中国人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改变中国人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而这需要从复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入手。他指出，中国问题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民族复兴可以归结为文化复兴，“中国问题之爆发，非内部的，与其谓之为政治问题，毋宁谓之为文化问题”②；“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之重新建造。所以民族复兴问题即文化重新制造问题”③，“文化再造才有民族复兴”，“必定随着文化再造而民族复兴，或民族复兴而有文化再造”④。他强调，文化不过是某一民族的生活方式而已，“文化路向”不同不过是人生态度有别，故而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我们民族的人生态度问题，实现民族复兴就是要昭苏中国人向上的人生态度。“此时此刻是‘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民族’精神最颓败的时候”，“中国民族的复兴，也要靠中国民族活起来”，“复活我们每一个人，打破我们每一个人的彷徨与苦闷”⑤。
梁漱溟认为，以往将人生态度分为“出世”与“入世”过于笼统，宜区分为逐求、厌离、郑重三种。第一种人生态度“逐求”，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以西洋人为典型；第二种为因感觉人生太苦、过于枯燥乏味而产生“厌离”的人生态度，以印度人为典型；第三种人生态度，可用“郑重”二字来概括，即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以中国之儒家为典型⑥。他在《自述》中提到自己早年把三种人生态度经历了一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产生，实由于我对人生问题之烦闷；因为对于人生问题的烦闷，乃由实利主义的思想转变为出世的思想，又由出世的思想——即后佛家思想，转变为儒家的思想”⑦。
1921年印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其“归宗儒学”的破题之作。他在该书中对“人生的三路向”与“文化三路向”作了说明。所谓“人生的三路向”；(1)“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2)“变更的路向”，遇到问题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3)“取消的路向”，遇到问题既不寻求解决，也不调整自己，而是总想着把问题从心中消除。或者说是“三个路径样法”：向前要求；对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要求。他以此为根据，得出了“文化三路向”说，即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根本精神的⑧。
如其自述，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书前，实际上已对“人生的三路向”“文化三路向”作出了选择，即归宗儒学。他撰著该书，对这一选择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从而将其“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中国人生态度复兴”的思维逻辑建立在东西人生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类文化发展有三个阶段，即西洋文化“在近世之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印度文化“在较远未来之复兴”。在第一期，西洋文化在征服自然、追求科学、宣扬民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过度的个人利益追求、物质追求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冲突，一味向外追求，导致天人相争、人情冷漠。因此人类文化发展将转入第二期，“此刻正是从近世转入最近未来的一过渡时代也”，以前人类似可说生活在物质不满足时代，以后似可说转入精神不安宁时代，由此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转入第二路向，可以预期“最近未来第二态度复兴”即“中国文化复兴”。据此，他提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⑨。此后，他反复重申“中国文化复兴”论，如在《中国建国之路》中指出：“三十年前我曾断言世界在最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正谓人类要从‘身的文化’进至于‘心的文化’，其时机已经到来，而中国则是最早出现‘心的文化’的”⑩。梁漱溟所指的“中国文化复兴”，其核心是儒学复兴。他在《自述》中谈到，其最初“最不留心中国文化”，“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于天竺”，1918年后“由佛家思想转变到儒家思想”，转变之后“即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此书最后所下之结论，我认为人类的最近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书中赞扬孔子阐明儒家思想之处极多”(11)。后来他觉得该书赞扬孔子与阐明儒家学说有两大不妥，为了更准确地阐明儒家思想，又写了《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归根结底是中国人生态度的复兴。他指出：“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有人以清代学术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的真意义在其人生态度的复兴，清学有什么人生态度复兴的可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人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12)他曾谈及，当初归心佛法，认定人生是苦，后来发现《论语》开篇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全书不见一个“苦”字，充满乐观气氛，遂“放弃出家之念，而有回到世间来的念头”，故所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的人生”(13)。他在《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中提到：“我的旧著，亦正是取西洋中国印度三方人生态度，较论其不同，从而指出近代西洋人生态度，将届功成身退，代之者便是原初中国人生态度”(14)。梁漱溟的“中国人生态度复兴”论，重点是倡导孔颜乐处、乐观通达的人生哲学，倡导孔子自强不息、刚健奋进的人生态度。他指出，“生”是代表着儒家最根本的道理，“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子的惟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孔家是要自然活泼去流行的，所以排斥计算”，这种人生态度得到的是“绝对乐的生活”，此即所谓“仁者不忧”“孔颜乐处”。孔子乐天知命，但不失积极进取、刚毅有为，“所谓第二路向固是不向前不向后，然并非没有自己积极的精神，而只为容忍敷衍者”，尤其是“孔子自强不息是作到第二路的恰好处”，“孔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很得着点第二路的积极面目”。他希望通过复兴古人讲学之风等办法，昭苏孔颜的人生态度。梁漱溟在推崇孔子乐观、奋发、刚健的人生态度的同时，也批评“中国数千年以儒家治天下，而实际上人生一般态度皆有黄老气”，“使中国人数千年来成了人生态度混乱的时代”，“一向总偏阴柔坤静一边，近于老子，而不是孔子阳刚健动的态度”(15)。由此可知，梁漱溟所主张的中国人生态度复兴，是要昭苏先秦儒家刚健奋发的积极人生态度，而对老庄阴柔坤静的态度、对墨子功利为尚的态度、对佛教出世的态度则是有所批评与排斥的。
梁漱溟认为，相比于西洋的人生态度、印度的人生态度，中国的人生态度要更加合理、可取。他指出，近代西洋属人生第一态度，中古宗教属人生第三态度，而中国一向是人生第二态度，“大致说来，他肯定人生，从不作出禁欲等想，这就不同于第三态度，而接近于第一。但他又拒绝那种欲望本位向外逐物的人生，而偏于向里用力。这就不同于第一态度，而接近于第三”。不像印度人“否定现世人生，要出世而禁欲”，也不像欧洲近代以至现代人“肯定现世人生，就以为人生不外乎种种欲望之满足”，“中国人就特辟中间一路”(16)。
可见，梁漱溟所谓的民族复兴，从人生态度的角度讲，就是要呼唤中国古代哲人那种奋发向上、深知反省、肯定现世人生而又避免一味追逐欲望的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的回归。
二、中国问题：“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
当时在中国问题的刺激下，梁漱溟为救国建国、为民族复兴倾注了毕生心力，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民族复兴的途径进行了独特的思考与探索。
按照儒学“内圣外王”的逻辑，立已是为了达人，人生修养要落实到序化社会、治平天下层面。梁漱溟既对人生问题深有感触，也对社会问题、中国问题“一生劳攘”，“总在这两问题中沉思，时而趋重于此，时而趋重于彼”，尤其是“恰逢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17)。中国问题是“第一大问题”，为其一生所关注，正如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言“一向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号召”。中国问题“既有民族对外问题，而必须求得民族解放；同时又有社会内部问题，而必须完成社会改造；它不单要政治改造，同时还要经济改造”(18)。简言之，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求得社会改造。在他看来，对外问题(帝国主义)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对外问题；个人的不健全(贫、愚、弱、私)也是有的，但社会的不健全大于个人的不健全(19)。因此，梁漱溟将中国问题的解决聚焦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改造，聚焦于“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
在梁漱溟将中国问题的解决聚焦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之后，他以“乡村”作为切入点，形成了“由复兴农村入手”，“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的思路。1933年8月，中国社会教育社在济南召开第二届年会，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为中心，梁漱溟致信庄泽宣等人，对于编制“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之具体实施方案”提出了具体意见，强调“须确实认识吾民族前途命运之必归于乡村建设”(20)。“从乡村入手”进行乡村建设，是立足乡村而放眼于中国社会、放眼于民族复兴大业，正如梁漱溟所言，“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是立足于乡村基层社会探索“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21)。他指出，中国社会原有的组织构造已完全崩溃解体，只能重建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入手处就是乡村”。这是因为，一则从大小范围来说乡为最合适，中国集乡而成；二则社会成员、新组织成员的主体大多数在乡村，培育新社会组织须从乡村下工夫；三则社会改造包括经济与政治领域，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需要从乡村入手，“中国的经济建设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从那一段道理上就确定了现在我们的新机构是要从农村开端倪，从乡村去生长苗芽；中国新社会组织的苗芽一定要生长于乡村”(22)。他强调，中国社会原本一乡村社会，中国文化本一乡村文化，“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从乡村入手”符合中国历史特点；复兴农村意味着保存、传承一些“老中国元素”，而农村保存的“老中国元素”要比城市多得多；“真的力量恐怕只有在内地乡村社会中慢慢地酝酿，才能发生大的力量，而后再影响于都市”(23)。总之，“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需要从乡村建设入手。
首先，中国的经济建设“必从复兴农村入手”。“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梁漱溟指出，近代以来农村日趋于衰败和崩溃，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如果不从乡村建设入手，从增进农业生产入手，安从有工业复兴之？所以，要走“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的道路，“从农业生产力之恢复与增进，因而恢复并增进一般购买力，而后民族工业以需要刺激而兴起，——这是大致的路线”。在现代化向全球扩展的时代背景下，实现民族复兴必须走工业化道路，但工业化又必须走“从农业引发工业”的“翻身之路”，“尽力于农业，其结果正是引发工业”，“中国工业的兴起只有这一条道”(24)。
其次，中国政治改造也须“从乡村入手”。在梁漱溟看来，近代中华民族衰败是“文化上之失败”或者说“文化失调”，要实现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之重新建造，文化建造即社会组织结构之建造，而培育新社会组织、培养新政治习惯，“除了从乡村着手以外，其他没有合适的地方”(25)。“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26)，从乡村培育出新社会组织的苗芽后，“慢慢开展成一个大的社会”，从而在社会建设方面为民族复兴奠定基础。
最后，中国社会教育也须“从乡村入手”。梁漱溟指出：“民族复兴端赖社会教育，而社会教育端在以乡村建设为内容，夫然后可以完成其复兴民族之功。”(27)乡村建设离开教育，就难以改变中国社会基层“文化上之失败”，更难以实现民族复兴。他建议“让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合流”，“让教育往乡村里跑”，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乡村建设“一定要归到教育”(28)。故其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设立“乡农学校”，推行“村学”“乡学”。通过社会教育，提升乡村文化水平，使乡村人的“愚蔽”得以消除，进而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三、“老根新芽”：尊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问题的解决，无论是救国、建国，还是民族自救、民族复兴，都需要从文化入手，“这种解决(或出路，或办法)，必含有文化上新成分，固无可疑；但同时还为过去的民族文化史所决定，亦无疑问”(29)。也就是说，既要顺应世界潮流、时代趋向，又要尊重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既要学习“西洋人胜过我们之处”，又要认同东方的人生态度。简言之，民族复兴是创新与继承的统一，是创造新文化与传承旧传统的统一。为了说明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中继承与创新、坚守本来与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关系，梁漱溟提出了“老根新芽”说，以说明“此一新的生命，自一面说非传统的，系再生的、复活的；自一面说，生命是旧的生命，不过家伙换了一套，机构为之一新而已”(30)。冯友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说、贺麟的“儒家思想新开展”说、牟宗三的“内圣开出新外王”说等，可以说是延续了梁漱溟“老根新芽”说的基本思路。
“老根新芽”说是梁漱溟1934年7月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演讲时提出的。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所谓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中国亦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自一面说，老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已不能要了，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可是自另一面说，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中国文化老根子所蕴藏的力量很深厚，从此一定可以发出新芽来。”他指出，一个民族社会是群体，不是个体，个体生命有其死生存亡，群体生命则可以不断接续，“民族文化衰老之后可有第二度的创新，有第二度的生命，非如个体生命之由衰落即至于死亡”，中华民族“能够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他强调：“所谓发新芽者是说另外的一个创造，而这个创造是从老根来的。中国民族复兴，一定得创造新文化，那一套旧家伙已绝不可用，非换不行。然其所换过的生命里头，尚复有不是新的地方在……这个不容否认又不易捉摸的东西，即所谓民族精神。只有民族精神是当初的原样，除此之外，那一套家伙都换过了，所以谓之为‘民族复活’……从我们老根上发新芽的比喻上，我竭力表示只能是一个新的东西，没有法子是一个传统的因袭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多半是机械的、习惯的，都不能用。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必须是一个新生的、复活的、创造的、慢慢找回来的。”(31)他进而谈到，“中国的老道理是站得住的，从粗处看自然是有许多要改变的地方，但根本深处细处是变不得的”，经过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的老道理不但能够站得住，而且可以把“老道理的真精神”锻炼出来，“然后才有转机，才能从真精神里发出新芽，转出一个新局面来”，最近的破坏已经破坏到中国文化的根，“非从老根上再转变出一个新局面不可”。他比喻说，中国好比一棵大树，近几十年来不断受到外来力量的摧毁，因而这棵大树渐渐焦枯了，“现在趁这老根还没有完全朽烂的时候，必须赶快想法子从根上救活他；树根活了，然后再从根上发出新芽来，慢慢地再加以培养扶植，才能再长成一棵大树”，这是棵新树，但仍和老树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将来中国新文化的创造，也正和这颗新树的发芽生长的情形是一样”(32)。
民族精神是“民族复活”赖以支撑的“老根”。中华民族复兴，需要“慢慢找回”民族精神；中华文化“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需要从民族精神这一“老根”上生发。梁漱溟谈到，自己认识、发见民族精神有一个过程，在20年代初期讲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还没有提到过“民族精神”一词，“‘民族精神’这句话，在我脑筋里本没有；‘东方文化’这大而无当的名词，本是我厌听的”。因为要探究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乃从此毫无成见中发现了中国民族精神”(33)。到30年代他写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时，已深刻认识到任何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都不应偏离中国国情，都不应“离开中国社会的事实及民族精神”，“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34)。他也强调，人生态度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乃至历史文化的分析，都要以“中国民族精神”为核心。至于说到“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涵，“照我的认识，就在‘人类的理性’”，“中国民族精神彻头彻尾都是理性的发挥”(35)，这种理性精神表现为伦理本位与人生向上两方面，即中国民族精神既包括非宗教禁欲而又非偏向欲望的合理的人生态度，也包括靠自力而不是靠他力、靠社会礼俗而不靠宗教社会与国家法律维持的社会秩序。正因如此，“在历史上中国民族有时被异族武力征服，政治虽一时失掉主权，但以文化的优越力，却终能复兴过来”。要实现民族复兴，仍须发挥理性精神，“建造其文化”，“建造自己的新社会”，同时“以理性领导人类，使人类得救”(36)。中华民族复兴所赖以支持的“民族精神”，具体来说是理性精神，在乡村得到了更多的保存，“有形的事实是乡村，无形的道理是理性，这两个地方，原来就是中国社会的根”，“我们现在就是从这根上来生长新芽”；无论是“人生向上”还是“伦理本位”，都可以在乡村文化、乡村社会中找到。如乡约就包含了“人生向上”，“乡约这个东西，它充满了中国人精神——人生向上之意，所以开头就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乡约中有可注意的一点，即人生向上，志气的提振，这是乡约的一个根本”(37)。正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民族精神的“老根”可以从乡村找回，故而他格外重视乡村建设，把乡村建设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点，强调“民族精神之恢复”要从“振起村风”入手。
同时，民族复兴“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一定得创造新文化”。中华民族复兴，需要认识并弥补中国文化的短处缺点，吸取西洋文化的长处优点，不断创造新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缺陷主要是“团体组织之缺乏”与“科学技术之不足”。至于西洋文化的长处优点，他的看法前后有所变化。“早先我作文化比较研究(如1921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曾把近代西洋文化所长归纳为三点：一科学，二民主，三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之卓越成就(物质文明)。但后来我变了，喜欢说两点。两点就是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38)。在梁漱溟看来，现代国家建设需要着重培育的“新芽”，主要就是科学、民主与物质文明，或者说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中国文化里所缺漏的这两件东西——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而恰是西洋人近代对人类文化所创造所贡献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要吸收西洋文化之长处优点，补充中国文化之短处缺点；我们要发挥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将团体组织与科学技术建立在人类理性上，形成人类正常形态的文明”(39)。关于团体组织，要从伦理本位入手，从乡村入手，“从这根上来生长新芽”，“这个新的芽——新的组织”是“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40)。关于科学技术，除了自然科学、工艺技术，还有人文科学，中国传统学术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优势，但需要“与现代学术接头”，故梁漱溟称自己“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41)。他还强调，在人生态度上也要吸收西方生命观念，通过借鉴西方人生哲学以培育中国人生精神、人生取向上的“新芽”，这主要是指个性解放。他认为，虽然趋势是从第一态度转向第二态度，“人生第二态度固于此时有必要，而第一态度于此时也同时有其必要”(42)。西方一味向外逐求的人生态度虽受其批评，但他不认为已完全过时。梁漱溟对西方思想家的人生哲学多有借鉴、吸收，如对柏格森生命派哲学就颇感兴趣。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以柏格森生命派哲学诠释、阐发儒家人生态度，认为儒学就是生命哲学(43)。
总之，中华民族复兴，既要植根于本土，守护民族精神尤其是理性精神这一“老根”，又要取材于异域，培育民主精神或者说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两种“新芽”。如果说中华文化传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基点”，开放创新则是中华民族再创辉煌、中华文化“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的必由之路。这样，通过“老根”与“新芽”的结合，既使“老中国的优点”得以保留，“老道理”得以传承，传统社会风习得到尊重，又使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精神与科学技术得到借鉴、吸收。
四、复兴之路：“不通的路”与“走通”的路
梁漱溟以“从深处探索中国问题，向远处谋划中国出路”为志，一生致力于探索民族复兴之路，提出了以中国人生态度复兴与乡村复兴为突破口的独特路径。他还对当时民族救亡、民族复兴的不同道路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与“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都是“不通的路”；对中国共产党的做法，起初并不看好，“一口咬定他们建立不起来政权”，即使暂时建立了，“达于统一稳定则不可能”(44)，但中共建政的成功，使他转而认同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救国建国道路是“走通”的路，认为“共产党这条路”展现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危机，志士仁人纷纷倡导学习西方，但西洋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国一直没有仿行成功，梁漱溟所揪心的“中国问题”始终无解，民族自救运动“愈弄愈不对”。国势每况愈下，梁漱溟认为，在中国“西洋把戏之真不得而用之也”，“我疑心中国人之与近代政治制度怕是两个永远不会相联属的东西”(45)。1930年，他刊文指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有“合理”“巧妙”之处，其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作主的权”是“顶合理的”，其“巧妙”则在“使你为善则可以，为恶则不容易”，但中国仿行这种制度“不能成功而反以召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西洋近代政治制度是“权操自多数人”的“多数政治”，但在中国是“少数知识分子所作的模仿运动”；其次物质条件之不合，中国人生活极不安稳，交通落后，工商业亦不发达，中国人或因生活简陋难以参与政治，或因工商业者人数少，自有生业者多靠政权为生；最后“永不成功在精神不合”，西洋近代政治“与中国从来精神不合”(46)。
在仿行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辛亥革命“不见所企图的成功”后，“革命运动乃从另一途径而再起，是即国民党容共改组以来的国民革命”，想取径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排除国外压迫，国内障碍，建设理想的国家”，但这也是“不通之路”。梁漱溟对“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即俄式社会主义之路为何在中国是“不通之路”作了分析，指出其原因在于“阶级基础难”、“革命对象难”，敌我分不清，又加上“理论统一难”即思想理论分歧严重。他认定，“天下原无干脆的模仿袭取”，“西洋化的民族自救运动”已经“终局”，俄国式的自救之路也不可能走通(47)。
在否定了“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与“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后，梁漱溟强调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创造”，必须“从‘民族自觉’出发”，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找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的办法，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提出了一条立足于中国国情、立足于“老道理”而又有所创造、有所创新的独特道路：“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来。无论是政治、经济……什么组织构造，通统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从此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这便叫做‘乡村建设’”(48)。尽管梁漱溟很是自负也颇为坚持，但他所设计的昭苏孔颜人生态度以挽救民族危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没有能够取得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梁漱溟对其原先并不看好的“共产党这条路”转而开始认同，表示“我所设想者似乎已经证明不对”，当今全国大局的统一稳定“当然要承认是共产党之功”。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建国工作有三大贡献：(1)实现可贵的“全国统一”、“国权树立”，遏阻几十年来整个社会日趋崩溃、向下沉沦的趋势；(2)引进了团体生活，“今天共产党在团体组织上颇见成功，几乎是前所未有”；(3)“为中国人心开新路道”，民族复兴需要“伟大忘我的精神、高强向上的意志”，“共产党呢，正是具备这种精神的”(49)。他指出，“很久走着下坡路的中国人，自从全国解放后扭转过来走着上坡路”(50)。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是一个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伟大国家，这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梁漱溟在“文革”期间写成《中国——理性之国》一书，虽然当时传统文化因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而受到毁灭性的冲击，但他仍乐观地预言古老的中华文化“可因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得复兴”(51)。
民族复兴既离不开包括国土、人口、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等在内的国家硬实力的恢复与提升，也离不开国民素质、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社会组织结构等软实力的重塑与提振。梁漱溟显然比较重视“软实力”元素，他把民族危机看成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把民族复兴归结为恢复“人生向上”的人生态度以及在恢复“伦理本位”基础上培育新社会组织构造，这一见解是非常独特与深刻的。
中国传统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农业社会，是一个乡村社会，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离不开乡村建设，中华民族复兴离不开乡村复兴。有鉴于近代“先是跟着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接着是“跟着反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导致近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乡村破坏史，梁漱溟格外重视乡村问题，主张经济上“从复兴农村入手”，“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政治上“从乡村组织一个小小的端倪，慢慢萌芽生长而开展为大的社会组织”，由乡村建设为切入点以复兴中华民族(52)。当下中国现代化、城市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没有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解决就没有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民族复兴需要正确处理守护与再造、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梁漱溟的“老根新芽”说，较好地说明了传承老道理与创造新文化、陶炼民族精神与顺应时代潮流的关系，即一方面继承和守护“人生向上”“伦理本位”的中国老道理、中国文化“老根”，一方面接纳科学技术、培育新社会组织，开创出一个新文化，转变出一个新局面，“从老根上发新芽”，以“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民族复兴必须深刻认识中国特殊性，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但民族复兴也绝不是复古，必须“从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那种把民族复兴视为恢复旧文化、视为儒学复兴，显然是对民族复兴内涵的误解，也是对梁漱溟“中国文化复兴”论的误读。
①汪东林编：《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
②梁漱溟：《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1页。
③梁漱溟：《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19页。
④梁漱溟：《乡村建设与合作》，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943页。
⑤梁漱溟：《精神陶炼要旨》，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99、502页。
⑥梁漱溟：《朝话·三种人生态度》，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1～82页。
⑦梁漱溟：《自述》，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5页。
⑧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383页。
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39页。
⑩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1页。
(11)梁漱溟：《自述》，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1～14页。
(1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39页。
(13)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698页。
(14)梁漱溟：《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载《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
(1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64、473～474、537～539页。
(1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33、227、249页。
(1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5页。
(18)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48页。
(1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3页。
(20)梁漱溟：《为编制〈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致庄泽宣等六先生的公开信》，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17页。
(21)梁漱溟：《自述》，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1页。
(2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13页。
(23)梁漱溟：《朝话·真力量要从乡村酝酿出来》，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97页。
(2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58～160、508页；《乡村建设理论大纲》，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367页。
(2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13、320页。
(26)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25页。
(27)梁漱溟：《为编制〈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致庄泽宣等六先生的公开信》，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15页。
(28)梁漱溟：《社会教育与乡村教育之合流》，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31页。
(29)梁漱溟：《朝话·中国本位文化宣言》，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24页。
(30)梁漱溟：《精神陶炼要旨》，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508页。
(31)梁漱溟：《精神陶炼要旨》，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504～507页。
(32)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612～614页。
(33)梁漱溟：《答张廷健先生书》，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19页。
(34)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16页。
(35)梁漱溟：《精神陶炼要旨》，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516页。
(36)梁漱溟：《中国文化的特征在哪里》，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04、710页。
(3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21～331页。
(38)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44页。
(39)梁漱溟：《中国文化的特征在哪里》，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10～711页。
(4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20页。
(41)梁漱溟：《朝话·东方学术之根本》，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36页。
(4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90页。
(4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05页。
(44)梁漱溟：《答乡村建设批判》，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621页。
(45)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8～13页。
(46)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之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35～172页。
(47)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之路——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67～294页。
(48)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614页。
(49)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19～321、339、405页。
(50)梁漱溟：《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17页。
(51)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18页。
(5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46、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