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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祖华:孙中山民族复兴思想的国际视野

更新时间:2022-10-15 22:47:43
作者: 俞祖华  


孙中山民族复兴思想的国际视野


俞祖华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从国际视角看,孙中山所呼唤的民族复兴是要使已经跌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恢复往昔曾有过的“东方首出之邦”、“世界中的独强”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他确立了“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的目标定位,一再表达了建设最富强、最先进、最文明国家的愿望,反复阐述了“驾乎欧美之上”的赶超思想;他提出要采取“开放主义”的实现路径,强调“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1];他要求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尽到更大的责任,希望通过实现民族复兴使中华民族对于人类再次做出较大的、更大的贡献,一再倡导“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对实现世界大同的使命担当。

   【关键词】孙中山   民族复兴  开放主义  大同主义

  

  

   “孙中山先生为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痛心疾首,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2],发出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先声;同时,他躬行践履,为振兴中华民族进行不屈不饶的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的闸门。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思考与对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始终离不开国际视角的观照,始终离不开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考量,其“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的目标定位、“取法西人之文明而用之”的实现路径、“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的全球使命,无不体现出宏阔的世界视野与深远的人类情怀。

  


   从国际视角看,孙中山所呼唤的民族复兴是要使已经跌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恢复往昔曾有过的“东方首出之邦”、“世界中的独强”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民族复兴是指雄居于世界东方之颠的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衰落之后,重新走向兴盛、辉煌,重新发展成为处于世界先进前列、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强国”[3],“复兴的基本含义,当指中国恢复到如同中国古代盛世之时,在国际上的强国地位”[4]。孙中山回顾了古老中国曾有的辉煌,分析了近代中国国际地位的一落千丈,表达了“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使中国重新处于世界前列的愿望。他对往昔强盛、当时衰弱与未来复兴的描述,都立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一视角。

   孙中山阐述了古老中国的昔日辉煌。他在1896年11月的《复翟理斯函》中指出:“足下昔游敝邦,潜心经史,当必能恍然于敝国古先圣贤王教化文明之盛也。”[5]他在1913年初的演说中指出,“吾中华民国,为世界最伟大之国”,只是近世落后了,“中国此次之革命,就是恢复数千年历史上之文明”[6],“我中华民国历史上数千年称为文明古国”[7]。他在1914年为《战学入门》一书所写序言中称“我中华为世界独存之古国,开化最早”[8]。他在1917-1919年写成的《建国方略》中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之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之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藩,或来朝亲善,莫不羡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又说:中国“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雄矣。”[9]他在1924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文化曾“较西方各国的文化高的多”,“几世纪以前,中国为现代世界上各文明国之冠”[10];在2月3日发表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中指出:“故中国最强盛时代,领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龙江以北,南至喜马拉雅山以南,东至东海以东,西至葱岭以西,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最强盛时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邻,亚洲西南各国,无不以称藩朝贡为荣”;在2月17日发表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中指出:“中国的文化比欧洲文化早几千年,欧洲文化最早的时代是希腊、罗马,到了罗马才最强盛,罗马不过与中国的汉朝同时”;在3月2日发表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指出:“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象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11]

   孙中山痛陈了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他在1894年11月的《兴中会章程》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12]他在1895年10月的《拟创立农学会书》中指出:“我中国衰败至今,亦已甚矣。用兵未及经年,全军几至覆没,丧师赔款,蒙耻启羞,割地求和,损威失体,外洋传播,编成笑谈之资。”[13]他在1921年12月对滇赣粤军发表的演说中指出,“革命以后,满清虽已推倒,而已失之国权与土地,仍操诸外国,未能收回”,“中华民国国家,尚不免成为半独立国”[14]。他在1924年的《民族主义》演讲中指出:“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比方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人做日本的奴隶,安南人做法国的奴隶,我们动以亡国奴三字讥消高丽人、安南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地位,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实在比不上高丽人安南人”,“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叫做次殖民地”[15]。

   孙中山呼唤恢复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使中国重新发展成为世界领先、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大国强国。他立足于国际视野,提出了建设最富强、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使中国为世界第一”的目标定位。这种定位,首先是在世界上处领先地位,有诸如“凌驾全球”、“最大的强国”、“第一等强国”、“头等大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驾乎各国之上”、“驾乎列强之上”、“全球第一之强国”、“为世界之冠”、“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等各种说法;其次是一种全方位的赶超,不仅道德文明比外国先进,物质文明也要与外国并驾齐驱,在民主政治、铁路交通、物质文明、武力强盛等各个方面都要走在前列。他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就表达过“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架欧洲而上之”[16]的思想;在次年10月的《拟创立农学会》一文中强调“欲我国转弱为强,反弱[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17];在1903年的《致麦格雷戈夫人函》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每一精明的观察者,都认为它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国家,倘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并对其加以适当利用,则中国将来定能成为最大的强国”[18];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表示“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要求“建头一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19]。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对恢复中华民族世界领先的国际地位,更是充满信心。1912年8月29日,他在演说中表示“必使中华民国立于地球上为莫大之强国而后快”,希望同胞共同努力使“中华民国为最富最强之国”、“地球上最有名、最富强之国”[20];9月3日,他在演说中称“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21]; 9月21日,他在演说中表示希望“大家必须合力共作,则我中华民国始克进于最富、最大之列矧以我中华民国之人数当全世界四分之一,若从此猛力图强,不难骤晋于第一等强国”[22];10月22日,他在演说中称“以我国地方之大,人口之众,物产之丰,人材之众,革命之后,若能一心一德.从事建设,必能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23]。1913年3月,他在演说中指出:“若我四万万人,以爱身爱家之思想之能力,合而爱国,则我国之富强,对内对外,可以在地球上占第一强国。”[24]1919年,他指出:“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25]1921年7月,他在致廖仲恺的信中提出加强国防建设,使中国成为“世界一等大强国”[26];12月,他在演说中指出:“预料此次革命成功后,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宝藏,次第开发,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乎欧美而上之。”[27]1924年,他在《民族主义》的讲演中指出,“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要“恢复到头一个地位”,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28]。

在孙中山看来,按国际标准达到“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的民族复兴目标,可以在“最速时间”内实现。他多次提出了“媲美欧洲”、追赶美国、后来居上的时间表。如:他在1905年日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讲演中满怀豪情地说:中国一度落后于西方,“然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又说:“日本维新须经营三十余年,我们中国不过二十年就可以”[29]。他后来提到“当革命之初,吾党有志用十年时间改造中国,使中国为世界第一”[30]。民国元年,他乐观地预期“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31]、“于十年内将二十万铁道筑成,中国富强可与欧美并驾”[32]、“不出十年八年,必成一至强极盛之国”[33]、“十年后未尝不可成为极富之国”[34];称日本“四十年以前,亦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之国,自明治维新以后,四十年间,俨然称为列强……我中华民国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倍,人民比日本亦多二十倍,要照日本办法,亦采用开放主义,不到三、五年后,兄弟可决定,比日本富强十倍”[35]。民国初年发生了刺杀宋教仁事件,孙中山痛感确立民主共和、实现民族复兴之艰困,其所设想的“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的时间表有了从长计议之意。1913年5月,他在《国民月刊》发刊词指出:“今中华民国新出现于世界,即欲进至各文明国之程度,已非数十年不为功。而数十年间,各国之进步,仍日新月盛也。必也学问事业,彼进一步,我进是十步,夫然后使中华民国确列于世界文明国之林”[36]。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接连失败后,他似有恢复了“十年可强中国”的信心。1917年,他在《建国方略》中表示:“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37]又说:“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已推,中国欲达富强之地位者,不过十年已足矣”[38]。1921年6月,他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上表示,日本经过五十年成为强国,可以借鉴西方与日本经验,自己又规划了《建国方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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