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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祖华: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发展

更新时间:2022-08-30 00:21:31
作者: 俞祖华  

  

   摘要: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经历了从“五族一家”到“中华民族一家”的演化过程,“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相继成为表达“民族之统一”、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形象说法,而其最初形态即为与五族共和观念相适应的“五族一家”之说法,孙中山及之后的北洋政府文告都曾频频提及“五族一家”一词。南京国民政府仍会在某些涉及民族事务的文献中使用“五族一家”等提法,后来国民党当局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以“宗支关系”定位国内“族群”关系,较少提及“五族一家”;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并阐述了建设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的思想。当时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内涵包括:各族都自认为是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黄帝或“炎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中华民族”这一名号所包括的国内各族同属于以黄帝或“炎黄”为“共同始祖”“人文初祖”的大家庭;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人常以“亲属关系”定位现实中的民族或族群关系,视其为血缘相通的宗支与亲如同胞的兄弟民族;各派政治人物、各个民族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内的中华民国领土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家园,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关键词:清末;民国;五族一家;中华民族大家庭;炎黄子孙

  

   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这同样体现在中华民族观念的建构上,以家族话语建构国族话语、以各民族大家庭隐喻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中华民族观念的重要内涵与突出特征。从梁启超1902年率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开始,中华民族观念很快得以生成与传播。尽管有单一型中华民族观念与复合型中华民族观念的区别,但中华儿女都认同中华民族是有着共同的人文始祖、有着共同的血脉联系、有着共同美丽家园与精神家园的民族大家庭。从民国时期开始,中华民族观念得以确立并深入人心,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观念也随之日益明确。从民国元年“五族一家”的提出,到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强调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见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从生成、发展到定型的历程。

   一、从“五族一家”到“中华民族一家”: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演化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经历了从“五族一家”到“中华民族一家”的演化过程。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党人以“五族共和”口号取代了“排满”的提法,五族共和观念得到各民族、各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同。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发表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族一家”“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相继成为表达“民族之统一”、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形象说法。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原初形态,“五族一家”思想早在清末时就已出现。如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中就提出“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的“五族一家”主张;在武昌首义的次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发布安民布告,议定“改政体为五族共和”,“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到了民国初年,孙中山多次提及“五族一家”“五族一体”等说法,同时还使用过“南北一家”“中国一家”“合五族为一体”等说法。1912年2月18日,他在文告中指出:“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5月11日,他在广州孙氏宗族欢迎会的演说中指出:“今者民国成立,政治共和,合汉、满、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犹是一族。”是年夏增订的《中华民国自由党简章》指出:“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平等自由,人皆享有,此组织自由党之缘起也。”9月3日,孙中山在演说中指出:“窃维民国成立,五族一家,地球上所未有,从古所罕见,洵为盛事”,过去五族不平等,“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之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9月11日,他在拜访逊清摄政王载沣时说:“虽然你是摄政王,但将来在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大家庭里,你还是有前途的。”9月19日,他在演说中指出:“今日五族共和,天下一家,建设方法非各省联络一气,同舟共济,万不足以建稳固之基础。”后来,孙中山放弃了“五族共和”的主张,也不再使用“五族一家”的提法,进而提出了“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个中华民族”的建设中华民族国族的思想。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由袁世凯继任。袁氏在总统令等文告中屡屡提及“五族一家”一词,如他在1912年10月29日的命令中指出,“现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在同年11月26日的训令中指出,“自政府成立,五族一家,薄海人心,倾向共和,实为千载一时之会”。他在1913年11月23日的总统令中表示,“本大总统以抚字为本,视五族犹一家,愿我各军人共体此意”;在同年12月10日的总统令中指出,“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各边汉蒙人民同处一方,利害本关,安危与共,皆有任恤睦姻之谊,友助扶持之道”。他在1915年5月9日的总统批令中称:“当今五族一家已无畛域,凡有贤俊,宜与同升。”当时的少数民族有识之士也响应与认同“五族一家”观念。民国初年,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王公宣布独立,哲里木盟10旗王公和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分别在长春、归绥召开王公会议,反对外蒙古独立;1913年初,西蒙古王公会议通电称“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外蒙古喀尔喀派兵到境,逼胁归附,杜尔伯特部四旗王公“因念中华民国五族一家,故国恩深,未便脱离关系”,通过新疆省长兼署督军杨增新“转呈政府,准其仍归中华民国收纳管理”。袁氏称帝后,护国军起而讨逆,其讨袁文献中也有提及“五族一家”,如唐继尧在“誓师文”中称“粤自武昌首义,中土云从,五族一家,亿姓同德,扫除专制,创建共和,应世界之文明,为友邦所承认”。

   袁氏称帝失败后,民国政府文告继续使用“五族一家”等说法,如1919年11月22日的总统令中称“核阅来呈,情词恳挚,具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及王公喇嘛等深明五族一家之义,同心爱国,出自至诚,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1920年1月29日的总统令称“总期五族一家咸沾乐利,用广国家大同之化,本大总统有厚望焉”;1920年8月15日的总统令称“共和肇造,五族一家,向来中央对于蒙民无不优加待遇”;等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仍会在某些涉及民族事务的文献中使用“五族一家”等提法,如在国民政府为解决康藏纠纷于1931年10月3日致行政院的指令中提出“仍本五族一家之旨,恺切开导,以利交涉而固边圉”。蒋介石1932年8月7日复电达赖驻京代表贡觉仲尼时强调,“西藏为五族共和之一,无异一家骨肉,中央决不愿用兵力以解决各项问题”。后来,蒋介石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认为“中华民族是蒙回藏和汉满五族合一的民族”,是由五个宗族组成的以“中华民族”为名称的一个整体,以“宗支关系”定位国内“族群”关系,较少提及国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五族一家”,而是强调五个宗族团结“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逐步加深了对国内民族关系的认识与对中华民族的认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中华民族观念得以确立。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将国内各民族关系定位为同胞关系,主张联合国内各民族共同抗日,并进而提出了建设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的思想。1934、1935年,红四军经过四川等地时使用过“回、彝、汉人是一家人,自家人不打自家人”“彝、藏、回、番、苗与汉族工农都是一家人”等标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西北地区使用过“欢迎回民兄弟参加抗日红军”“抗日红军和回军弟兄是一家人”“许多回民弟兄都在红军里办事”以及“红军待回番人如弟兄、待妇女如姊妹”等标语。1935年5月20日,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发布布告,号召“彻底解放西北一切少数民族”,提出“回番夷汉穷人是一家人,大家共同联合起来”。1936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强调,“在目前阶段,中国一切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前面都发生亡国的危险,一切民族应当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最亲密的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937年8月15日,中共公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39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主张“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阐述了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其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这一观点随后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一家亲观念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反复强调,也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广泛认同。

   二、以炎黄为各族“共同的族源”

   “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中华民族成员虽区分为汉、满、蒙、回、藏等不同民族,但都自认为是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黄帝或“炎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中华民族这一名号所包含的国内各族同属于以黄帝或“炎黄”为“共同始祖”“人文初祖”的大家庭。

   先秦时期已有“黄、炎之后”一类说法,司马迁撰写《史记》以《五帝纪》开篇,确立了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到了清末,“黄帝子孙”“炎黄子孙”之类的说法已广为流行。应该说,当时改良派、革命派所称“黄帝子孙”“炎黄子孙”等词的内涵起初是有所不同的。改良派有时称汉族是“黄帝子孙”,如梁启超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称“汉种,即我辈现时遍布于国中,所谓文明之胄,黄帝之子孙是也”;有时又强调包括满汉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是“黄帝子孙”“炎黄子孙”,如康有为指出“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之亲无异”。梁启超承认“黄帝为我四万万同胞之初祖”,又称“中国种族不一,而其学术思想之源泉,则皆自黄帝子孙”;严复认为中国四百兆人“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还称“且使中国一朝而分,则此四百兆黄炎之种族,无论满、蒙、汉人,皆将永为贱民,而为欧人之所轻蔑践踏”。后来,改良派主要持后一种观点。

革命派推尊黄帝或“炎黄”是“汉民族始祖”,其所称的“黄帝子孙”“炎黄子孙”指汉族、“汉种”,如刘师培称“炎黄之裔,厥惟汉族”,陈天华在1903年所作《警世钟》中提到“现在中国内部十八省的四万万人,皆是黄帝公公的子孙,号称汉种”,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说到“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等。民国创立后,“五族共和”“五族一家”取代了“驱除鞑虏”“革命排满”,革命派转而认同全体中国人皆为黄帝子孙、炎黄子孙。1912年3月,孙中山派团致祭黄帝陵,他亲笔书写了《祭黄帝陵文》:“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1923年8月15日,他在演说中指出:“学生诸君,切勿自馁!我们是黄帝的子孙,要素强大,行乎强大。”此后,国民党当局及军政要人多有提及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均为黄帝子孙、炎黄子孙的说法。1932年1月29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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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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