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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后五四时代梁漱溟与胡适的争论

更新时间:2018-11-26 14:32:26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辛亥鼎革后,由于中国接纳了西方的共和政制,当政者又一度采取了祭孔等貌似“复古”的举措,而趋新者则努力推动文化的更新,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西方自身的文化反省,这些因素汇合在一起,使东西文化问题成为一个众皆关注的焦点。梁漱溟在此恰当时候使用合宜的术语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因而“暴得大名”,改变了后五四时代思想界的版图。

   梁漱溟的声誉鹊起及其广泛影响,对新文化运动的“盟主”胡适,形成了某种“功高震主”式的冲击,可以说是后五四时代一件大事。两人随后曾有正式的言论交锋,却不是因为个人的声望和影响,而涉及到文化的定义和性质等基本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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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五四前后对读书人的影响,胡适恐怕是一时之最。他在那些年的开风气影响是显著的:继提倡文学革命之后,又转向思想革命,同时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推动整理国故,并以《中国哲学史大纲》示范了新的治学取向,在思想上和学术上都可以说造成了具有库恩(Thomas S. Kuhn)所谓“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性质的转变,建立了新的典范。

   在此期间,“文学”因文学革命的推动而流行,而《中国哲学史大纲》则对“哲学”一词在当时的流行有直接的贡献,两皆可见胡适的身影。他在此典范转移进程中的影响,得到时人和后之研究者的承认。吴稚晖当年就曾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发生的一个“流弊”,就是“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及梁启超的学术讲演”。半个多世纪后,余英时师也指出:“梁漱溟之所以能畅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样的问题,正是由于胡适所倡导的‘评判的态度’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思想僵局。”

   他们的具体指向不甚同,然而时隔半个多世纪,两人同以梁漱溟的言说来反证胡适对时代的影响,提示出梁漱溟的系列演讲及随后成书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确是那时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超越半个世纪的共鸣或许是偶然的,却并非无因而至。

   五四时就读北大的黄日葵,就曾这样认知时代的变化。他在1923年说,五四运动之前,北大学生有两大倾向,一以《新潮》为代表,侧重哲学、文学方面,隐然以胡适为首领;一以《国民》为代表,注重政治、社会方面,隐然以陈独秀为首领。“最近又有足以支配一时代的大分化在北大孕育出来了”,可以预期“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在最近的将来将分成两个大的阵容”,一派是梁漱溟,一派是胡适。

   这虽是从学生视角看的,但学生背后有老师,大体也可看到新文化运动的整体倾向。那时黄日葵已是中共党员,仍承认胡适在五四前后的持续领袖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五四时期里,梁漱溟取代了陈独秀,成为与胡适对应一派的代表。这或许是历来对梁漱溟影响最高的评估,虽然后来的发展未必全如黄日葵所预期,却已表现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就像一道劲吹的疾风,给时人以极深的印象。

   胡适当时就注意到黄日葵的论述,并摘抄在日记中,视为“身历其境、身受其影响的人”做出的“旁观的观察”。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不过在两次大分化里“从容慢步”而已。在微醺的自得中,温婉地表述了对陈、梁取向的不赞同。尽管如此,胡适似乎并不反对黄日葵以五四学生运动为界的两次分化之说,且也不认为梁漱溟不足以和他并列而为一个时代的表征。

   胡适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在西强中弱的背景下,文化的东与西究竟是一元的人类文化之多样表现,还是人类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如果文化是各自独立的,那它是否可以借鉴甚或嫁接?假如借鉴已成必不可免之势,文化是可分的还是不可分的?这些都是从西潮冲击中国之后很多读书人一直在思考和担忧的问题,梁漱溟只是进一步将其揭破罢了。而在“暴得大名”的同时,他的观念和主张也引起不少争议。

   由于东西文化牵及根本,又指涉宽泛,虽众皆关注,却又缺乏共识。往往人各一说,互不相让。这方面的思辨和评论,又与“文明”与“文化”的概念辨析相关。

   在20世纪初年,外来的新概念“文明”与“文化”取代了既存的“教”和“学”。大概受日本的影响,晚清的士人更多说“文明”。而新文化运动前后的读书人则明显更爱说“文化”。据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研究,现代用法的“文化”观念从工业革命时期进入英语思想,从19世纪起便不断扩张。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的扩张也是一个隐而不显的重要现象。

   从新文化运动起,便可见“文化”日益扩张而“文明”日渐退缩的趋势。民初是两者攻守势异的转折期,当年便不时有人辨析二者的差别,且提出各式各样的区分标准。那时中国读书人的探讨虽以中国为辩论场域,但因思想资源多自西来,实际是以西人的言说为依据。经常是各人先引西人论著表明自己主张,然后进行商榷。然而西人自己在这方面并未形成共识,对此认识本不一致。故中国学人的争论,不必全从文字表面解读,其意义恐怕更多潜存于字里行间,表现在与当时中国思想的关联之上。

   或可以说,当年多数讨论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争论是在缺乏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却也可以进行互相分享的探讨,毕竟他们的关怀非常接近。不过,他们虽基于相近的概念立说,其论述的动机和想要阐明的意思,却有较大的不同。所以更重要的,毋宁是立言者的指向。我们不仅要看他们说出了什么,也要看他们想要说什么。从他们之所言观其所欲言,各人言说中的小差别,也就有了大意思。

   梁漱溟与胡适都曾借“文明”与“文化”的概念辨析来强化自己的论旨,可以借助他们的争论去认识和釐清围绕这个问题的相关言说。下面就侧重考察他们两人就此的争论,并略及其他人的相关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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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文化”,梁漱溟界定说:“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他进而声明:

   文化与文明有别。所谓文明,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成绩品——譬如中国所制造的器皿和中国的政治制度等都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不过文化与文明也可以说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如一种政治制度亦可说是一民族的制作品——文明,亦可以说一民族生活的样法——文化。

   胡适表示可以接受梁漱溟关于文化是生活样法的定义,但认为他对文化和文明的区别“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梁自己说过,文化主要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三方面,与此区分便“互相矛盾”),故他这区分只能算“一时高兴的辨析”,可以不必理会。稍后,针对很多人口中西方和东方分别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见长的见解,胡适自己也“提出几个基本观念来做讨论的标准”:

   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

   这一区分当时就遭到张申府的质疑,因为西人对此并无共识,尤其德语之kultur更近于英语的civilization。很多年后,胡适重新辨析文化与文明的异同,以为两者“有时可解释为两个意思,也有时可看作一件事”。分解为二时,“‘文明’比较具体,看得见的东西如文明发明,属于物质的;‘文化’比较抽象,看不见不易捉摸”。但两者即使分开,也有联系。“某一民族为应付环境而创造发明的,是‘文明’”,如发明火;“在某种文明中所过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这是‘文化’”。而一般所言的文化是广义的,包括了分解的文化与文明。

   从上面的界定看,两人的主张似无根本的冲突,胡适后来的辨析尤与梁漱溟相近,两人都指出了文化与文明的兼容性。不过在梁漱溟的论述中,文明更多是文化的附带品;而在胡适20年代的表述中,双方的地位恰好颠倒,文明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在梁漱溟的界定里,相对于文化,文明是虚悬的,所以他愿意承认孔子的人生哲学“可为中国文明最重要之一部,却非即中国人所适用之文化”。用他自己的术语说,孔子的人生哲学可以是中国“生活中的成绩品”,却算不上中国“生活上抽象的样法”。但他是在代孔子抱不平的意义上这样说的,即“中国人所适用之文化,就历史上看来,数千年间,盖鲜能采用孔子意思者”。而“维系数千年以迄于今,加赐于吾人”的,不过是其“所遗的糟粕形式与呆板训条”。

   这样以虚实区分文明与文化实暗藏玄机。李石岑后来质疑说,“孔家哲学究竟在中国是否行之而无弊”,本身还成问题;而梁漱溟设想的在全盘西化后“拿出孔子原来的态度,则中国可以无问题、世界从此亦无问题”,实在像是天方夜谭。其实他可能没感知到梁氏区分文明与文化的深意,梁漱溟正是要让孔子的人生哲学在中国从虚悬抽象的文明变为实际影响生活的文化,并推广到世界,以解决全人类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区分,梁漱溟承认中国人精神生活不如西洋,即使在音乐、绘画等艺术方面“或有非常可贵之处,然似只为偶然一现之文明,而非普遍流行之文化”。可知文明虽不是梁书的论述重点,却是他讨论文化的重要伏笔。两者的区分既能解释过去,也可针对未来。梁漱溟特别解释说,既然人类生活“是一样的,为什么生活的样法不同呢”?这是因为,“文明的不同就是成绩品的不同”,也就是“某一民族对于某方面成功的多少不同”;而“文化的不同纯乎是抽象样法的,进一步说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方法之不同”。

   这就揭出了他暗藏的玄机,成绩品能够以成功的多少计量,而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是抽象的,不能以现时可见的成功与否计。作为成绩品,文明是既成的甚至已过去的;而作为生活中解决问题方法,文化是方兴未艾的,因为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本身是发展的。不过,解决生活中的新问题,又需要借助既存的旧文明,特别是那些提出过早、生不逢时却可能解决现世问题的文明。中国的成绩品不如西方,并不意味着生活样法不如西方。如果生活问题转变了,解决问题方法也会随之转变,生不逢时的文明便可能转为生逢其时的文化。

   不论胡适是否看出了梁漱溟的隐意,他对此采取存而不论的方式,表示不必理会。胡适也同意文化是生活的样法,在他看来,既然人类生活大体相近,则生活的样法也不应有太大差别,故“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不过,这些“小异”也自有其主体性,不能为“大同”所掩盖。胡适强调:“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因此,任何人造的生活物品,“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质力制造出来的文明,同有物质的基础,同有人类的心思才智”。故“一部摩托车所代表的人类的心思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

这是胡适长期坚持的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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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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