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民国前期的农民离村在当时和后来都得到较多的关注，产生了不少调查材料（包括数据和描述）。然而向被看重的数据其实不甚可靠，使用须仔细斟酌；而调查中的表述和时人的解读，常带有负面化的倾向。从一般言“现代”所本的西欧模式言，现代社会的重心移向城市是一个带有必然性的发展倾向。但当时绝大多数人并未把农民离村入城视为因应时代变化的建设性社会流动，即视为一种资源的注入，而更多看作一种表现社会动荡的纷扰。与欧美工业国家大批农民离村往都市做工不同，中国农民离村是一个复杂而多样化的现象，它是多向的流动，不限于城乡，也包括乡村间的互迁，且有往也有返，有时由城入村的数量还超过由村入城的。这些事实与迷思以及相关的不同认知和解释，都还需要进一步的辨析。

　　 [关键词] 民国前期  农民离村  人口流动  中国农村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名家专论”栏目

　　 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曾提出“自由流动的资源”（free-floating resources）的重要概念。在近代西方，知识人脱离了封建等级制的羁绊，摆脱了对贵族的依附，在社会身份和思想上都以“自由流动”为特色，而这样的“自由流动”者也多被视为正面的资源。但在近代中国，也曾出现农民和知识人离村的流动，却不被视为人力资源的注入，而被看作一种负面的因素。这种中西认知的迥异固有文化的差异在，也因“流动”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需要将其置于具体语境中认识。

　　 刘咸炘曾观察到一种世界性的“浮乱”——“离乡轻家，民浮乱失业，此世界劳动主义所以起。今基尔特主义者已见其弊，而倡爱乡安土之心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浮乱”可以说是“自由流动”的同义词，虽褒贬大异，却都与不同程度的“失业”相关。在很多人眼里，劳动主义和基尔特主义或有些相近（都倾向社会主义），但刘咸炘看到的是另一种类似，即都有应乱和弭乱的一面。刘咸炘关注的是世界，而不仅是中国，但强调乱生于“浮”，注意到“离乡”与“轻家”的共同，似又带有中国特色。换言之，民初一度流行的家庭革命与当时不少人的离村，都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展开，是所谓“现代”的某种表现。

　　 从更长的时段看，离村在中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意识层面得到强调的表述和实际发生的史事有时存在紧张，如一统始终被强调，而分裂也长期存在。那些实际存在而没有得到充分表述的史事，是史家不能忽视的。

　　 “离村”就是一个多少被遮蔽的持续现象。根据在大一统后确立的“编户齐民”体系，由于牵涉到赋税（含劳役）的征收，成规模的农民离村是不那么容易的。但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战乱时的迁避，朝廷（国家）提倡或默许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也屡见于历史，较近的一个显例就是从清初开始而长期延续的“湖广填四川”。还有一种李中清所谓“自发性移民”，似乎悄无声息，却以一种积水成渊的方式，在实际流动规模上可能超过政府主导的移民。故以强调安土重迁著称的中国传统社会，实际也能为长距离、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提供情感和财力支持。安土重迁持续呈现于“意识形态”层面，人口迁徙则长期贯彻于行动之中。

　　 在明清历史中，从东南到西南、西北的移民规模宏大，持续时间漫长，涉及的范围广泛。这类移民或许是人类历史上除了移民美洲之外规模最大的“离村”。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迁徙的时空距离是相当可观的。且尽管有“贱商”的传统在，至少到明清时代，中国其实有着足以支撐人口和商业流通的远距离信用体系。故我们认知中的乡村呈现出两重性，一方面是显得比较停滞却也得到较多表述的“常态”，另一方面则是仿佛无声无息却至少在数百年时间内不断的扩展。

　　 近代中国一个关键性变化，就是城市的兴起和城乡的疏离甚至走向对立。在后五四时代，一种分业的思路逐渐流行，逐渐形成一个工业城市和农业乡村对峙的二元化虚拟结构（详另文）。受当时反传统倾向的影响，乡村的停滞常被诟病，而安土重迁和不鼓励远游的古训似又被认为表现了乡村的实际。在这样的语境下，离村这一新型远游式流动，引起了较为广泛的注目。

　　 顾炎武关于“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的名言，在民初得到较广的传播。盖近代因寻求富强而重工商，又“误以各国都市之繁盛为其工商发达之原因，遂群以振兴市面为唯一之策划”，实际偏向今日所谓消费行业，而“于通商惠工之政，反视为缓图”，使都会成为“交通及销费之地而非生产之地”。若乡村之民“群弃其生利之地而集于销费之地”，不啻由人民“集中于农村”的“承平之象”转而为“集中于都市”的“衰乱之征”，实为“国家之大患”。

　　 民国前期的农民离村，究竟是一种因应时代的流动（故至少可以接受），还是一种影响社会“进步”的纷扰（因而不可接受），以及时人何以会这样或那样看待离村，仍是需要辨析的问题。此前许多人有意无意间是从由村入城这一视角观察离村的，其实离村首先是多向的流动，固然有很多是入城的，然乡村与乡村间的流动也不少见；其次它也是有往有返的循环流动，不仅乡村间的互迁如此，有时由城入村的还超过由村入城的。学界对农民“离村”已有相当的关注，唯这一层次丰富的现象非简单的数据足以表述，还有待发之覆。

　　 一、事实与迷思：农民离村现象辨析

　　 当年农民的离村，是一个多向的流动。吴至信在1937年曾据“过去若干年之情形”以及“各地农民之地理环境”分析中国农民离村后之出路，分别为谋生海外、移垦边区、寄迹都市和流为兵匪。华北诸省农民大都以“走关东”为出路，而东南沿海如福建、广东等省之农民则多到南洋各地谋生。在“靠近工业都市或政治中心之地，农民离村后每视到城市求业为一生路”。至于西北、西南诸省，则“当兵作匪，几为农民最要之出路”。除华北与东南数省之外，“到都市与作兵匪又几乎为全国各地农民离村后之共有现象”。

　　 这个概括大致点出了离村农民的走向，然或许为了彰显表述的科学性，区分得太清楚，话又说得太果决，至少对西北、西南诸省，或不免言过其实。不过他指出离村入城者与“工业都市”和“政治中心”的关联，虽同样太果决，却也不无启发，因为这两者在那时的中国其实不多，则走这条路的离村者究竟有多少，或需要进一步的斟酌。

　　 就一般所知的社会性格言，农民似乎并非一个富于冒险精神、勇于追逐机会的群体，如果离村形成规模，多半是情形不好所迫。据陈达当年对905家华侨的调查，因经济压迫而出洋的约占70%，因有南洋关系而去的近于20%，则不得已离开家乡的明显更多。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对山东农民离村原因的调查，受经济压迫离村的比例也近似。两者皆有很大的不得已成分，离村入城估计也类似。既然情非所愿的比例都较大，从“纷扰”视角看离村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除了负面的被迫出走，这些离村人中或也不乏是为了能挣更多钱的正面追求，似可用“谋生”来概括。孙本文就说，“离村之人，大都只求谋生，初不问其为城市或乡村”。盖“闯关东”和“下南洋”虽有风险，回报确实都不低。据上海《大晚报》1935年的报道，九一八事变之前，“每年山东农民由东北银行、汇款庄、邮局等汇兑机关汇至山东农村之款，可统计者在五千万元以上，农民由东北回鲁自行带回者尚不在内”。而据福建方面的统计，1925~1938年间，华侨汇款年均接近六千万元。当事人在异乡的辛苦或不为家乡人所悉知，但挣钱的成功故事应也会鼓励一些人走上“远游”之路。

　　 民国前期下南洋的群体究竟有多大，尚乏较准确的数字。据说1922~1939年间从厦门、汕头、香港出洋的移民就约550万人，则年均出国约三十余万人，绝大部分前往东南亚。但同期回国的也不少，有些年份甚至归国者多于出国者。故净迁出的人数，年均不过十多万人。相比而言，闯关东的调查和研究要丰富些。据统计，1912~1949年，山东移民东北三省总人数达一千八百多万人，回返山东一千零四十四万五千人，回返率为56.8%，留住率为43.2%，年均净迁出的人数超过二十万。因为这些数字多系当时铁路及港口的统计数字，肩挑步行者以及乘坐民间帆船登陆者都未计算在内，故实际数字应更高。从整体人数言，闯关东这一群体要大不少。

　　 据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于九一八事变前的实地调查，东三省移民中山东籍者占全数90%，其中又有90%是在1912~1930年间离村，这其中的一半是在1925~1930年间离村。在1927~1929三年中，“内地移入东北人口三百余万人，山东人占全数百分之八十”。那些离村人口特别集中的年份，多因输出地出现了较大的灾荒。如1927年一年间“直鲁灾民之北来者”就有百万人，而1928年还更多，即因直鲁出现严重的旱灾。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人严禁关内人进入东北，移民数量骤降，但从1939年起日本人到山东征招劳工，几年间移民数又大增至近百万，移民的产业结构也由农业为主向工矿方面转化。

　　 至少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华北很大部分的农民离村是“闯关东”，而在东南沿海则一直是出洋。即使不计这两个大宗的流向，离村农民中也有很大部分是乡村间的互迁。据1934年实业部的数据，在乡村间互迁的比例要大于城乡间互迁的。而据金陵大学就全国8区101处38,256农家的调查，农民迁徙仍“以由农村到农村者为最多”，超过由农村往城市者。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定向流动本身都存在大量的回流，故就特定走向言，也常常是往返双向的。因此，看似较高的离村率是要打折的，因为“一面离村，一面同时亦有来村者；而离村者之中亦有不久回村者”。当年大型的调查数据有二，一是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于1935年对22省离村农户的调查，一是金陵大学于1928年至1934年对全国南北16省101处38,256农家迁出、迁入状況的调查。根据后者，个人离村的“迁出者占全数1.3%，迁入者占1.5%，迁入兼迁出者占1.7%”，则“农民离村者不如来村者之多”。孙本文因而强调，“研究农民离村，同时应研究迁入的人数，否则便不能明白其真相”。

　　 汪疑今就把由农村到农村的迁徙称为“‘农业的’移民”，而把农民“离开农村而集中于都市及其由都市回到农村的环流”称为“‘工业的’移民”。“环流”二字特别能表明城乡之间也是互迁，而非单向的。在16省统计中，“由农村往城市者，反不如由城市来农村者为多”。而“走入他村者”的人数“比往城市者反多一倍以上”。据实业部1934年的数据，由城市回迁乡村的比例也略高于从乡村迁往城市者。这道理很简单，那时中国工业发展有限，城市工业不可能吸纳所有的离村农民。

惟就离村的整体结果言，由于所谓净迁出的存在，农民流动仍表现为单向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