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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史料与理论:范文澜探讨汉民族形成的语境

更新时间:2022-03-31 15:01:22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摘要:在形塑历史认知的进程中,理论和史料应当怎样关联互动,本是一个涵容广泛而相对抽象的问题,在19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争论中,却成为一个形影不离的要素。那时所谓“理论”是特定的,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性的理论。然而这理论是外来的,它所依据的更多是西欧的史事,与中国的史实是否能“吻合”,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为避免削足适履,就需要考虑因地制宜的因素。而理论的指导意义是否要以史料为支撑,在两者的关系中,作为证据的史料到底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时人也是见仁见智。其实后人能理解前人,是因为双方有着可分享的意义关联,故理论和史料可以互补。若以“事实是理论的立脚点”为基础,借助古今中外共享的“意义系统”,就更能发挥理论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 理论;史料;唯物史观;范文澜;汉民族形成

  

   在195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有著名的“五朵金花”。其中之一是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争论,因范文澜回应叶菲莫夫关于中国民族形成时间的见解而引发。范文澜的具体主张当另文探讨,由此引起的争论和对话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形塑历史认知的进程中,理论和史料应当怎样关联互动。这个问题在学理层面固然意见纷歧,就是在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怎样处理两者的关系而使其互动达到互补的效果,在当时和今天都是一个需要讨论的棘手问题。

   对今人而言,理论与史料的紧张已成现代中国史学中一个仿佛与生俱来的难题,绕不开也难下定论。实则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问题,大致起源于北伐后的社会史论战。若大体言,较早的史学以守先待后为宗旨,追求准确的记录。引入现代史学后,史料与诠释之间,便稍形紧张。社会史论战期间一个显著的现象,是理论的凸显,并因理论彰显其主体性而成为史料的对立面,成为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那时所谓“理论”是特定的,也是排他的,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性的理论。这一特色后来也传承到1950年代,用翦伯赞的话说,“所谓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下文所说的“理论”,若不特别说明,大体都遵循时人习惯在此意义上使用。这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共同特点,不过在1930年代运用唯物史观的仅限于一部分人,是学界的冲击者,到1950年代唯物史观就已成为学界的正统了。

   引言:走向主流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曾指出,马克思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广为人知;然而“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说的是在西方的态势,在中国却恰好相反。或许因为“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或许因为“史学在中国,似乎是注定的百学之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是唯物史观远超过“经济论”。

   要说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其实比一般认知的更早更大。顾孟余早在1919年就说,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察法,是一种空前的社会哲学”。而胡汉民更提出,自唯物史观出,“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如果说他们还是那个时代比较“进步”的思想家,胡适也认为,唯物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

   胡适这样的观感是持续的,陈独秀在1923年说,胡适最近向他表示“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而胡适随后也正式确认。其实“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已是很高的认可,尤其对胡适这样的学人来说。次年,胡适和陈衡哲在通信中论及唯物史观,陈衡哲成了“防守方”,她“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但不是“唯一工具”;并告诉胡适,“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

   北伐后的“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有很大推进,参与论战者虽政治立场各不相同,但基本都以自己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实际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后来,金灿然曾说,论战表明“在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史上,唯物史观的方法已占了统治的地位”。这或许太乐观了一些。不过,吴西岑在1930年也说:

   “辩证唯物论”这个名词,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治社会科学的人,无论懂与不懂,总喜欢生吞活剥的把这个时髦商标贴在自己的货色上,以求兜揽顾客。一年以来,这种断烂不全、错谬百出的介绍唯物史观的书籍,在市场上简直像雨后春笋般的怒茁出来。

   吴西岑对这种“断烂不全、错谬百出”的现象是不满的,视为笼罩中国思想界的“乌烟瘴气”。且不说辩证唯物论是否已成“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它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市场”上,就不可小视了。到1932年,顾颉刚已感觉到“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的压力,并强调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他认为自己的研究偏考证,“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但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则当“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实际上,清人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两者都是打好根柢的“下学”;而秉持唯物史观的人做的工作,则是更进一层的“上达”。

   前引金灿然的话是在延安说的,有其倾向性。吴西岑是社会史论战的参与者,自认懂得辩证唯物论。而胡适、陈衡哲和顾颉刚却并非一般认知中的“进步”学者,他们都共同感受到唯物史观不同程度的冲击,并作出比较积极的表态,则当时之风气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世风下,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开始被广泛接受。不以“左倾”闻的萨孟武说,“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程序的。若据各国经济史所示,则社会的发展过程,大约是由原始共产社会进为奴隶社会、农奴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才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年轻人受此影响尤大。钱穆曾于1930年代初到北师大兼“秦汉史”课,据他后来回忆,每年“秋季开学,新教授上台,学生即问:‘秦始皇以下为中国封建社会之开始,抑封建社会之结束?’教授答复不满意,即被轰去。又新聘人来,仍被轰去”。可知那时的大学生对历史分期已有自己的看法,而他们的看法显然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

   齐思和曾总结说,五四和北伐分别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两个解放时期。两者的“中心思想是绝对不同的:‘五四’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主义,是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束缚的解放运动;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

   王宜昌也把1927年视作史学的学术分界点:此前“顾颉刚、傅斯年底对于古史的研究,便应用着古书的考据方法,和新渗进了些神话解说等等”;此后则“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不过这样做的人未必“了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甚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

   两人的分期大体相同,不过齐思和更多是观察者,所以表述较为平和;而王宜昌是社会史论战的参与者,言下颇有不满。若是很多利用唯物史观的人其实不懂唯物史观,则齐思和所说的“清算”成绩,就颇成疑问了。从前引王宜昌的概括可以看出,在唯物史观开始风行时,外来“指导原理”和“中国史实”之间的紧张已逐渐显现,把史实“嵌进”理论的做法也开始流行,两者同样也是1950年代人所面对的问题。

   毕竟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是外来的,它与在地的“史实”是否能“吻合”,并非不证自明。不过,到1950年代,理论已基本确认为表现了普遍、一般的规律。故即使出现理论与在地史实不能吻合的现象,也很难以理论的“外来”属性加以否定。其实理论更多是说理而非说事,而理论所本的历史依据,则多来自西欧。所以,(外来)理论和(本地)史料之间的紧张,表现在具体研究中,更多是外国与本土史实之间的紧张。为避免削足适履,就需要考虑因地制宜的因素。是否承认各国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以及理论的指导意义是否要以史料为支撑,都成为时人思考的重点。

   一、足与履:外国与本土史实之间的紧张

   近代中国很多人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为改变中国不妙的现状,必须向西方学习。从19世纪的“中体西用”到20世纪的“全盘西化”,许多想要“澄清天下”的读书人一直在探索怎样学习西方这一关键问题。在众皆“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最终“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进程中,具有指导性的外来“理论”与本土事物之间的紧张,成为很多领域都有的现象。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针对的就是指导性的外来“理论”,最终确立了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然而,这个在革命实践中已经解决的问题,到1950年代却成为历史学者的“新问题”。这一“新问题”多少也是老问题,因为不少现象在社会史论战前后已经出现过。而1950年代的根本变化,是唯物史观已成主流,原来只是部分人的尝试,现在成为所有人的问题;一般人很难居于“化外”,多数人也不愿居于“化外”。在那样一个学术急遽变动的时期,绝大多数史学从业者都在或主动或被动、或有意或无意地调整自己的治学取向,以适应新的时代。他们面对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由于在1930年代基本是引进理论,既少见本土的理论构建,也缺乏基于在地状况的研究实践以及两者的互动,所以到1950年代仍要继续面临外来理论和本土史料如何调适的局面。

   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类似当然不只是现象层面的消退和重来,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关联,这个问题无法在此展开讨论,且先看现象的相似。王宜昌当时就批评严灵峯在论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不是从实际历史去寻求,而是从国际上的外来理论上去寻求”。杜若遗也认为,当时“研究者们最大的毛病,在乎只知瞎引外国的方法和结论,而并不顾及本国历史上的真正的史料”。他们都注意到理论和方法的外来特性,与本国历史上的史料间显有隔膜。导致新史学始终是“一种外来的科学”,被“当作一种制成品,原封原样地输入中国”,成为“若干教义的集成”。

   在这样的语境下,也“曾经过盲争瞎斗”的陶希圣认识到“单是理论的陈述,只是翻译,不是史学”,表示不愿继续经院式的空论。而“要断定中国社会的发达过程,当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及现存的各种材料下手”,不能把“外国社会史拿来代替中国社会史”。盖若“把欧洲的史学当做中国史的自身”,即使“把欧洲人的史学争一个流水落花,于中国史毫没用处”。由于向西方学习是中国近代的大趋势,外国理论和本土材料的紧张也不仅限于社会史论战。李济就曾针对学界“贩卖西洋把戏”的倾向提醒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外国把戏“玩的不好是会出危险的”。

   如钱穆后来说,以“以西方观念来衡量中国旧历史,加以解释与批评,其事不易”。如果中国社会“既非封建社会,又非资本主义社会,亦非农奴社会,则究当为何等社会”呢?其实,昔年的“农奴社会”更多是“封建社会”的俄国表述,在社会史论战时期和1950年代较为流行。这一用语提示出1950年代初一个显相,即苏联史学理论和作品(以及苏联专家)的输入。在当时很多人眼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杆。

1950年代初,《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等文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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