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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宏:比较研究的意义世界:一项宏观现象学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8-11-25 23:31:31
作者: 徐晓宏  

   内容提要:比较历史方法曾经是历史社会学兴起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近年来,比较方法的合理性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引发了诸多争论。在本文中,作者提出一种宏观现象学的视角,其立意在于揭示比较的意识、潜意识与无意识是如何不可或缺地框定和参与研究者个体与学术群的理论和意义建构的。通过梳理比较方法在学术创造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各种作用,本文试图促进历史社会学者的方法论自觉和学术创造性路径的探寻。

   关 键 词:比较历史研究  现象学  动态机制  历史社会学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分享我对比较方法的研究和思考。我今天的讨论有些抽象,对于做过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可能会更直接地感受到有用,而对于不太熟悉这个领域的朋友,我会尝试用例子进行说明。我希望通过这个研究厘清比较方法如何参与建构我们的理论框架,反思这一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提出更好的比较研究的论题。

   本书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比较研究还有意义吗”,因为我研究的一个总体背景实际上是当代历史社会学中比较历史方法所遭遇的危机。第二部分是“何为宏观现象学”,解释我为什么要用“宏观现象学”这样一个很奇怪的说法。第三部分则是今天要谈的主体部分,就是我认为比较方法实际上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我们如何去建构对宏观世界的想象,这部分分为“破论”、“立论”与“破立之间”三块。破论是指它如何打破我们的既有认识,立论是指它如何帮我们建立新的联系,破立之间是指在两者间我们如何进行理论的创新。第四部分,我在这三块的基础上,提出为什么动态的比较是更有意义的比较研究方法。第五部分,我讲比较研究与学术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关系。

  

一 比较研究还有意义吗


   首先我来探讨“比较研究还有意义吗”,这是一个背景的介绍。历史社会学,主要是欧美历史社会学的演进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中国的历史社会学发展有它自己的背景,本文不再赘述。古典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历史社会学,我们熟知的经典理论家,像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托克维尔,都是面对历史大转变与现代性形成的时代,渴望找出历史进展的规律和动态的趋向。这一阶段是历史社会学的奠基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结构功能主义兴起,尽管也有人做历史比较,但基本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下进行,其基本取向是探讨社会的各种功能如何取得协调。在当时社会学家的想象中,现代社会最完美的协调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自由的市场秩序与具备完善公共服务的国家制度等要素间达到和谐。在这个现代化理论框架下,社会冲突与失范往往被视为社会有机体在向现代化过渡中的阵痛,而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就是要从结构功能协调的角度对阵痛进行诊断。

   60年代以来,我们所熟悉的历史社会学兴起(蒂利、斯考切波、佩里·安德森、E.P.汤普森等人),以一种文化运动的方式反抗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学术权威,渴望将自己时代的社会震荡和大变革纳入研究范围,因此呼吁回到现代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些基本问题(资本主义兴起、民族国家形成、革命等)。这一批人拥有巨大的比较历史野心,积极寻找一些研究方法,以便能够捕捉历史规律。最典型的是斯考切波,她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发展出了一套比较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也引发了很大的辩论。她的比较历史的基本思路有:结构分析视角,即寻找多种结构性变量解释重大社会事件;密尔逻辑,即所谓求同、求异法,她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找到历史相关规律。在这本著作中,她使用了三个主要变量:国际竞争、地主阶级与国家精英的制衡、农民的自主性。她通过比较中国、俄国、法国三大革命,并与其他未经历社会革命的案例(英国、德国、1905年前的俄国、日本甚至土耳其)进行对比,抽出这三个变量。虽然她强调这是三个变量,但实际上她的案例比较则是对一个事件因果链条的归纳,也就是,一个传统农业官僚制国家,面对外部国际竞争的压力,被迫推行一些中央集权化的改革以图富国强兵,但这些改革触动了其传统盟友——地主阶级(法国和俄国的贵族与中国的士绅)——的利益,从而触发了后者的抗争并提出了不同的改革主张,这两个集团的对抗削弱了社会控制、加剧了不安,从而使本已具备相当自主性的农民得以组织起叛乱,一场社会革命的危机从而到来,为像罗伯斯庇尔、列宁等革命者搭建了走上历史的舞台。总之,斯考切波声称这种通过密尔方法抽出结构变量的做法,特别适用于少个案、多变量的分析,而历史社会学恰恰最适合这种方法(Skocpol,1979;Skocpol and Somers,1980)。

   斯考切波的方法论阐述激起了很多兴趣,但之后也遭到其他学者对这种“比较历史方法”的批评。我们总结一下,这些批评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这一方法具有很强的决定论因果思维。Stanley Lieberson(1991)认为这种方法预设过强,背后有很多预设很难确定,他举出酒驾的例子说明这种方法不可靠:两个醉酒司机在路上行驶,一位司机右拐结果出了车祸,一位司机不右拐没出车祸,在这种方法下可能得出右拐而非酒驾导致车祸的错误结论。Craig Calhoun(1996)甚至认为这种方法是东施效颦,是为了模仿大样本统计研究的科学性。二是这一方法的变量式思维与历史本身的时间性、事件性相抵触。Michael Burawoy(1989)在他批评斯考切波的文章中指出,在变量式的比较研究里时间被冻结了,事件的跌宕起伏不见了,历史被压缩成数据上的截面。三是有些学者主张,不同历史语境中文化和意义世界的异质性,使得个案之间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很难进行比较,比如清代中国的某个抗税事件与波旁王朝18世纪的某个抗税事件所处的文化世界和习俗很不同,所赋予的意义很不一样,因而对两个事件的比较很困难。另一个例子是研究印度底层(subaltern studies)的学者强调印度底层精神世界与西方十分不同,不能用西方理论对印度进行解释。此外还有翻译研究以及纳粹屠犹(Holocaust)等唯一性事件的研究者,也都常常表现出对于比较研究的抵触(Steinmetz,2004)。四是另一些学者则提出,历史事件之间往往存在相互关联,它们可能相互影响、相互交织、互有流通,并非独立的单元,因此无法抽出来进行比较。如印度与英国无法分开来比较,因为两国历史命运曾缠连在一起(entangled);或者俄国革命,不是与法国革命完全独立的事件,而是在诸多方面曾受到法国革命先例的影响(Steinmetz,2014)。

   面对这一系列对于比较历史方法的批评,我们不禁要问,比较历史分析到底是否还有药可救?密歇根大学的George Steinmetz(2004)教授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认为如果面对这些质疑,我们就对比较研究失去信心,那是因为我们对于比较的传统理解有问题。人们受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比较的误识影响,认为比较就应该建立在休谟意义上的寻找共变规律性上。然而现实世界其实存在本体论的分层(ontological stratification),我们的经验体验(the empirical)、历史事件(the actual)和因果动力机制(the real)处于不同的层面。因此,社会历史研究就不仅是寻找各个经验观察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世界中同样的现象也可能是由不同的机制造成的,或者同一个机制可能在两个不同个案中造成不同的现象。在区分了经验事件层面和结构机制层面之后,我们就可以跳脱传统上对于比较研究的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误识,去探索不同因果机制在不同案例中的作用。

  

二 何为宏观现象学


   这一本体论上的论证为比较方法的讨论开拓了很多空间。我的出发点则略有不同,我的目的并非为比较研究做合理化的论证,或者比较研究应该怎样完善等。我的关注点是什么样的比较让我们觉得“有趣”,如何把比较做得“有趣”。这一点我受到了现象学的启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Murray Davis对社会理论的现象学分析。在这篇广为人知的作品(Davis,1971)中,他解析了好的社会理论是如何打破人们既成的习见,让人们觉得耳目一新、趣味盎然的。从这个现象学的角度看,比较绝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是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ies)的一个内在机制,总是或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或者潜意识地参与着我们对于社会认知图景的构建。当然,与传统的现象学“由近及远”、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不同,我们要考察的是比较的宏观图景,如何“由远及近”地框定我们对于理论和意义的建构。因此我称这样的尝试为“宏观现象学”,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剖析比较这个内在机制,厘清怎样的比较研究能够让我们觉得“有趣”、有意义,以及为什么有意义,最终促进我们的方法论自觉。

   由这个角度出发,接下来我从三个方面来剖析比较方法是如何被加以运用的。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对社会历史世界的既成认识和执见,事实上已经隐含了一些比较的预设,而创造性的比较研究,就在于改变它们,代之以焕然一新的认识。因此,我们下面的讨论,就围绕“破论”、“立论”和“破立之间”展开。

  

三 比较的若干构建方式

  

   在破论方面,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五种。

   1.他者化自身,也即跳出我们常说的“只缘身在此山中”处境。它的主张是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看到自己,才能陌生化我们熟悉的世界、去自然化(denaturalize)我们想当然的认识,才能揭示自身的文化结构。这种观点与上面论及的文化不可通约论(incommensurability)相反,认为文化结构只有在比较中才得以显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罗兰·巴特对日本的研究,他认为他通过研究日本有助于揭示法国和欧洲的文化结构,所以他把比较看作“意义的冲击”,并认为它会导向一个书写“我们自身隐晦之处的历史”(Barthes,1982:4)。

   2.对他者的去本质主义化。本质主义就是以为自身文化是动态的,而他者文化则是静态的。这尤其体现在东方主义的书写之中,其特征就是在他者中寻找文化结构或制度与历史之间的稳定关联,因此这一他者就仿佛成了“停滞的帝国”,固有的文化结构/制度与历史成为相互循环的再生。而对其进行去本质主义化,也就意味着要在他者中看到内部的动态、差异和冲突,并注意到这些内部动态、差异、冲突,与研究者自身背景文化的同构性,从而将需要被解释的比较差异,视为那些内部动态冲突的结果,而非固有文化特质或制度的稳定再生。这一倾向,特别体现在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也体现在诸如在非西方语境中寻找“自由传统”的尝试(譬如狄百瑞的著作)(甚或反过来,这尤其体现在修正主义史学的努力)。

3.个案研究的背景式比较。很多个案研究中,事实上已经隐含了一个背景式比较(这与前景式或者说明确的对比不同)。那是因为很多时候,既有的理论与已知个案已经绑定,而研究者带着一个比较的视角,去选择新的个案,以便刷新或挑战既有的理论,特别是通过这种背景式比较,去发现原有研究没有注意到但隐在的必要性因果机制。这一方法,也即Emigh(1997)所谓的“负性个案方法”(negative case methodolog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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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社会学评论》 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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