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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德海:试析法治国家的民主内涵

更新时间:2018-09-27 07:30:45
作者: 蒋德海  

   内容提要:建设法治国家是民主的要求。人民民主要求国家权力被纳入法治的轨道。法治的目的是保障和促进民主,法治必须保障和促进民主。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民主和法治有不同的指向,民主指向的是社会,法治指向的是国家。法治国家是民主社会对国家的要求,具有丰富的民主内涵。法治国家的实质是限权,国家权力被关进笼子,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有效而全面的保障。民主立法、自觉守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面而有效的舆论监督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法治国家的民主内涵是法治有效性和正义性的内在依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与民主建设相同步,法治的发展不能忽略民主内涵的深化,没有民主建设的充分发展和民主内涵的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就难以实现。

   关 键 词:依法治国  法治国家  民主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新成为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法治的轨道,既是人民幸福有序生活的标志,也是社会生活规范化的要求,反映了公众对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的痛恨。但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法治国家建设也要遵循现代法治和政治发展的规律,其中首先就是法治国家的理念及其内涵,它关系到法治中国能否实现以及法治国家的性质,必须加以充分的关注。

  

一、法治中国建设的若干问题

  

   建设法治中国,我们要反思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依法治国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中国大多数应当也必须实施法治的领域,法治仍然不尽如人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7年依法治国写入中共十五大报告,1999年依法治国又写入宪法,标志着法治作为治国方略被全面肯定并被提升到宪法的高度。回过头来看看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法治的权威性仍然存在问题。比如,法治最重要的依法独立的宪法原则,在中国的司法系统,长期被解读为“集体独立”①;虽然中央一再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但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诸多权利仍缺乏有效的法治保障,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文化权利,但生活实践中的文化权利并不显著,政府部门管得多,服务得少;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时就承诺要实现经济领域的自由贸易,但10多年后,中央推出浦东自贸区还遇到极大的阻力。在社会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权力的行使只对上级负责,法律的权威不如领导的权力,司法的公信力不高,公众宁愿上访不愿诉讼等等,所有这些,归根到底仍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是不是法治的问题太复杂?否。从发达国家看,当17世纪中叶柯克法官用布雷克顿的名言“国王在万人之上,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来抵制国王判案的时候,就意味着法律至上的权威及“这样的制度离实现现代的法治观肯定已不太远了。”②虽然古代希腊思想家早就意识到法治的优越性,但由于古代民主的缺陷,法治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并被普遍化是在近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相伴而来的法治成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重要的制度保障。近代以来著名的思想家哈林顿、孟德斯鸠、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等都对法治有过精辟的阐述,并逐步形成共识性的理论原则,强调法治就是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③而这样一种法律至上,以治权为核心的法治文明,逐步成为一种现代的治国方略。正如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所言:“法治的概念并不是专属于西方的,法治的观念正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遍及全球”④。今天的发达国家,虽然也有人指责法治的种种不足,但法治的正当性就如同空气,没有人会加以否定。

   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法治的正当性和权威性确立至今仍有不少阻力。从理论上说,虽然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末就有过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但法治的权威性一直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当时学术界不少人对法治的正当性、权威性的认识是明确的,如钱端升教授就明确提出:人治随人而易,而法治则可以一成不变,实行法治者,有治人可以进步更快,没有治人也可维持相当的标准。王造时也指出,我们有一些司法工作者有时也犯了有法不依的过失,这是人治主义的表现,等等。⑤但当时对法治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毛泽东就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⑥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举国上下都已经明确法治的重要性并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的环境下,建国初期那种不重视法治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领导人会公然主张人治。但中国的法治建设为什么仍然进展缓慢?是什么在阻碍中国的法治进程?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忽略了一种政治基础,即民主建设。法治是民主的要求,民主是法治的动力。依法治国本质上是民主的要求。但是,反思一下中国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建设以来的历程,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并不同步。当法治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写进宪法之时,中国的民主仍然停留在基层。而即使是基层民主也疑虑重重,发展民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中国老百姓有民主的素养吗”?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民主会带来社会动荡,把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包括动荡都归结于民主,造成中国民主建设缓慢和滞后,由此给中国的法治进程带来了两个明显的问题:

   一是法治和人治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我国社会治理中要不要树立法治的权威,似乎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虽然法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潮流,而且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宪法原则,但中国社会中,人治和法治的争议却一直不断,时不时有反对法治权威的声音。20世纪70、80年代就有不少学者主张人治法治结合论,进入21世纪,有的学者在系统总结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时还指出:“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不失为一种好的国家治理方式。”“法治是要靠人来操作的,法治不是死的,是要与时俱进的,要实现法治就必须依靠人治,无论你有多么好的制度和法律,如果没有具备一定德行和素养的人来执行这些制度和法律,也是不可能达到法治的目标的。”⑦“‘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家要求讲法治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法治比人治好,人治比法治坏,不能把人治妖魔化,把法治神圣化。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治理的方式,永远会有法治,永远会有人治,只不过要权衡什么时候大一点,什么时候小一点,什么时候可以看重这一点,什么时候注重那一点,这无非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⑧等等。

   诚然,人们有表达的自由。但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时代,在依法治国已经写进宪法的条件下,这些模糊认识显然不利于法治权威的确立,也不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并不是法的实施过程中有没有人的问题。法治和人治之所以对立,是在于在法和人相冲突的时候,是法的权威高于人的权威,还是人的权威高于法的权威。强调法治就是强调法有最高的权威,任何人任何时候不能超越法的权威。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法的权威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权,维护了法律权威,就是维护了人民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强调法的权威和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社会主义民主要求法治。诚然,法的实施需要人,法治也需要人来实施。但不能因为法治需要人实施,就把人的作用扩大并绝对化。现代法治的实质是治权,从这个意义上,法治也包括“治人”,法治反对任何人搞特权,尤其是破坏法律的特权。法治要求任何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任何人都不能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由此,法治的权威才能建立。这是我们推进民主法治不可缺失的理念和原则。

   二是法治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没有解决,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为人治讲好话的条件下,法律的权威就难以确立,法治的目标也会变得模糊不清。最典型的是作为法治的一些基本要素,如宪法明确规定的“依法独立”原则,虽然经过30多年的民主法治建设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宪法的依法独立原则在中国的司法机关被解释成司法机关集体独立和司法官个人不独立两个层面,有的学者还把司法独立解读成西方的制度设计:“西方国家所讲司法独立是法官个人的独立,……我国的司法独立是法院、检察院作为整体的独立,而不是作为个体的法官、检察官的独立”⑨其实,司法权的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把司法权的独立说成是西方的制度,等于说司法公正是西方的专利,是极为荒诞的。同时,依法独立是我国宪法的原则,用一种本质上不合理的观点来曲解宪法,必然妨碍宪法原则的落实。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曾说过:“法律解释具有与生俱来的整体性要求,……如果对权利法案作解释时声称存在于某一道德条款中的道德原则被另一条款所摈弃,这不是实用主义的灵活性,而是一种虚伪的假道学。”⑩

   何为整体性要求?就是思想观点的左右前后没有逻辑上的不一致和矛盾。把人治和法治混为一谈,把司法公正和独立的司法相对立,就是违背整体性要求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我国法治秩序受损。司法实践中,依法治国已经写进我国宪法,但“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现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公正的矛盾还有待于合理解决,如何让司法工作者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听命和服从于法律,而不是领导和权力,还有待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比如,目前司法领域的“检察一体”“上命下从”等制度设计实际上把权力置于法律之上,所有这些显然不利于法治权威的确立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产生这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力量不够。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自上而下启动的,法治建设同样如此。虽然中国改革开放法治建设已近40年,但推进中国法治进步的力量主要是应当在法治进程中受到限权的权力主体。这就出现了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中国的法治进程其实是一种权力的自我限制过程。这就像当年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出台之时,一位著名学者说,这是政府自己用绳子来束缚自己。但推进法治完全取决于权力的自律显然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这样一种由权力所规范或允诺的法治建设,随着法治的深入必然难以持续,甚至会产生种种阻碍法治进步的现象。为此,我们不得不回到源头,明确中国法治建设或法治国家建设的本意,由此才能拨乱反正,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二、法治国家是以法律组织起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为什么要法治国家?我们社会不少人把法治国家理解为一个人人都要守法的国家。其实这并不准确。法治国家(Rechtssaat)最早是康德提出的:“国家是许多人依据法律组织起来的联合体。”(11)为什么以“三大批判”为学术核心的康德不把道德和理性作为国家的基础,而选择了法律作为国家的基础?因为在康德那里,国家是手段,人是目的。康德道德哲学追求的是人的德性幸福,其经典表达是“人是目的”,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12)而国家是人作为理性人和道德人以法律为根据而结合起来的政治形式,国家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真正重要的是个人的内在价值,是创造性的才能和崇高的道德。”(13)为了实现人的目的,国家应建立在法律之上,国家的基础是法律。法律是国家行为的基本依据,国家必须依法而为,依法而治,一切行为都必须有法律的依据,法治国家就是一个依法而治的国家。故法治国家是一个针对国家的概念:“创建一种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结合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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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 , 2017 (10) :15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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