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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改革开放与中国商法的发展

更新时间:2018-09-20 01:06:46
作者: 赵旭东 (进入专栏)  

   【摘要】 改革开放后中国商法四十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恢复期、发展期、完善期三个阶段。商法的地位、范围,公司自治与法律强制,公司资本与公司治理,证券信息公开与投资者保护,票据无因性与票据抗辩,破产法理念与企业重整,保险法的立法模式与价值取向等,既是商法各领域四十年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发展线索,也可从中一窥商法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和概貌。商法四十年的发展表明:追随和服务市场经济发展是中国商法的初心和使命;改革与创新是商法四十年发展的永恒主题;主体法、行为法和监管法的融合是中国商事法律的基本构成;对境外商法的兼收并蓄和国际化是中国商法发展的重要路径。制定《商法通则》来统领商事立法体系则是体现中国特色的未来立法趋向。

   【中文关键词】 改革开放;中国商法;阶段成就;核心问题;发展规律

  

   回眸历史,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商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无论对于一个国家法律的历史,还是对于一个具体法律制度的历史,四十年都难说很长,但对于中国商法来说,这却是成就辉煌、精彩纷呈的四十年。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中国商法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法律部门和法律制度演变的全部过程。现今的中国商法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充满生机活力、日趋成熟完备的法律领域,成为与中国市场经济相伴前行的推动者和守护者,成为世界现代先进商法制度的代表者和商法制度国际化的引领者。

  

一、中国商法四十年中各阶段的发展成就


   如果不切断历史,中国商法可以追溯到1904年清末法律改革制定的《钦定大清商律》。《钦定大清商律》作为强国富民之利器的横空出世,开始了中国商法的艰难之旅。有人认为,过去一百年的中国社会成为各主要法律体系的试验场。[1]中国商法经历了清末、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百感沧桑,往事并不如烟。一百年前,中国被动打开国门的同时,也拉开了中国商法的序幕,1978年改革开放则成就了中国商法再次从复兴走向繁荣。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商法处于失语状态。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四十年,也是中国商法从无到有、从稀缺到繁荣的四十年。回顾中国商法四十年的发展轨迹,参照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历史坐标,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中国商法的恢复期;第二阶段自1993年《公司法》的制订至2005年左右,为中国商法的发展期;第三阶段自2005年《公司法》修订至今,为中国商法的完善期。

   (一)1979年至1993年:中国商法的恢复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融化了中国民商法领域的思想坚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政策。1979年沿海经济特区开始建立,其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吸引外来投资,中国封闭式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1984年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启动,从放权让利到承包经营再到两权分离,改革的尝试逐渐涉及到产权制度。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在总体上实行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这一时期由于商法理论准备的空白,商事立法多依附于国家政策而显现出较强的应对性。为确立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涉外商事立法先行一步,于1979年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颁布《外资企业法》,1988年颁布《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国有企业改革的启动也推动了以所有制为标准的商事主体法的制订。1988年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90年颁布《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1年颁布《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民法通则》颁布后,确立了法人制度,1988年颁布《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同时,1986年颁布《企业破产法(试行)》,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建立了退出机制。

   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导向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商事立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该时期的商事法律政策性有余、法理性不足,针对性有余、体系化不足。同时,外资企业法和内资企业法并存、以所有制标准确立商事主体制度虽具有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但并非中国商事立法最终的科学设计。

   (二)1993年至2005年:中国商法的发展期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成为自觉、主动的历史进程,结束了计划和市场谁主沉浮之争,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入。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于2001年正式成为组织成员。

   市场经济的发展亟需商事立法的规范,自九十年代以来,商事立法驶入高速行驶的快车道。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直接推动了1993年《公司法》的颁布。围绕《公司法》,1994年颁布《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6年颁布《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规定》。为发展金融,1995年颁布《保险法》《票据法》,1998年颁布《证券法》,1999年颁布《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2001年颁布《信托法》,2003年颁布《证券投资基金法》。为鼓励个人投资,1997年颁布《合伙企业法》,1999年颁布《个人独资企业法》。随着企业改制的深入,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公布《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就审理破产案件、期货纠纷、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出台了特别规定。[2]

   1993年至2005年的商事立法繁荣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事主体法打破了先前以所有制标准划分的立法模式,通过《公司法》基本建立了以责任形式和资本构成为区分标准的商事主体制度。商事行为法也伴随资本市场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而颁布,我国商法体系的基本框架在此阶段已经基本构建形成。“在我国这一商事法律体系的创制时期,无论商事立法抑或商法学的研究,确实均得到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商事立法的速度与规模,商法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是前一‘过渡期’所无法比拟的。”[3]

   (三)2005年至今:中国商法的完善期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试行)》《保险法》,由于制定时尚受很多旧有观念的束缚,制度设计也倾向保守,经过十几年的实施,日益暴露出与市场经济实践的不和与冲突,需要及时进行调整、修订和完善。由此,这一时期的商事立法更为注重在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外立法成果基础上,对商法制度进行体系化和深度化的完善。与先前强调“有法可依”相比,更加注重法律自身的质量以及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协调性。最高人民法院也更加注重总结司法审判实践中的问题,及时弥补立法中的漏洞。

   最令人瞩目、对中国整个商法制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当属《公司法》的两次修订和深度改革。2005年10月《公司法》修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司法的两大支柱制度上,即资本制度和公司治理。2013年,全国人大对《公司法》又进行了一次新的修订,这次修订主要针对资本制度,是在2005年资本制度改革基础上的又一次突破。两次《公司法》修订都是在理论突破的基础上,科学总结《公司法》多年的实践经验,借鉴了各国公司法改革的最新成果,努力寻求制度创新,并形成和体现出反映时代要求的鲜明立法目标和价值取向。

   与《公司法》的修订联动,另一重要的商事部门法——《证券法》也于2005年10月同步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订。这次修订着眼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对原有法律规则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和改进,其中主要是通过灵活性的立法条款去除阻碍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律障碍,完善和细化证券活动的行为规则,完善和强化了信息披露的义务和法律责任,加强了投资者保护和证券监管等。这一法律的修订实现了资本市场的多维度制度创新和严格化监管,推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等资本市场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有效地保障了资本市场的跨越式发展。

   《保险法》的修订更为频繁,从2009年到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保险法》进行了四次修订,其内容涉及拓宽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和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完善保险市场主体管理制度,完善保险合同法律规范,切实保护被保险人合法利益,强化保险监管手段,完善监管相关法律程序等。多次修订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也十分清楚,就是要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优化保险市场监管,对保险业放开前端管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把握保险业的发展趋势,为保险业的改革创新预留法律空间。

   《企业破产法》的制定和颁布是这一时期商法发展的又一重大事件。此前,虽由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破产还债程序确立了中国破产制度的基本架构和规则,但相当简陋和粗糙。使中国破产制度得以成熟和完善的正是2006年制定颁行的《企业破产法》,该法借鉴国外先进破产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尤其是适应了中国加入WTO的要求,相比原有的破产制度,创设了破产管理人制度、企业重整制度等新的破产制度,对原有破产制度做了广泛、系统的整合和完善,包括破产原因、债权人会议、破产财产、破产债权、逃废债务的预防、破产和解、债务清偿顺序等。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特殊国情,对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护、国有企业破产等重大问题作出了特别规定。

   此外,2006年还颁布了《合伙企业法》,这使中国所有类型的商事主体都有了单独的法律加以规制,并首次创制了有限合伙和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至此,中国商事主体的立法体系已经基本完备。

   与商事立法同步发展的是商事司法和司法解释,商法实施的重要方面是司法适用,由于商事立法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其无法完全满足司法实践中解决商事纠纷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解释就成为完善商法的重要措施”,“商事解释是制定和修改法律之外的另一种规则创制方法”,“与法律修改相比,商事法律解释的意义并不逊色,其应当成为商法建设的重要领域”。[4]为了准确理解和适用商法规范,统一司法裁判的尺度和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从2006年起,几乎在每一个商事部门法,包括公司法、破产法、保险法、票据法、证券法等制定或修订后,都进行相应的司法解释,并且根据轻重缓急对每一法律所涉问题阶段性地分别出台系列性的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既是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我国商法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和发展。

大量调整商事关系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是商法的又一重要渊源,也是商法不断丰富和走向成熟的突出表现。在我国各法律部门中,难有其他部门法像商法一样有如此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每一商事单行法,基本上都有相应的行政执法或监管机关,如《公司法》的主要执法机关是工商部门和证监会,《保险法》和《票据法》的主要执法机关是银保监会。由此,在每一商事单行法颁布后,国务院和有关行政机关都会为实施该法配套出台一系列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如2013年《公司法》修订后,当时的国家工商总局即出台了新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等;2005年10月《证券法》修订后,中国证监会即先后出台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原保监会出台的规章也有《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专业代理机构监管规定》《再保险业务管理规定》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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