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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城乡关系视野下的理想中国

更新时间:2018-11-25 23:34:49
作者: 赵旭东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城市与乡村之间基于自然互惠关系而构成的城乡互依互赖的城乡连续体,因为近现代以来种种的人为的制度性因素而被相互分离开来,形成了城乡之间固有的循环关系的断裂。此种局面有必要在新型城乡关系下加以重构,实现一种理想样态的城乡关系,实现一种新的城乡连续体的构建。乡村作为基础,而城市作为其补充的城乡关系格局在新的全球意义的转型背景下在经历着一种新的扭转,乡村文化原有的坚韧的硬性正在被逐渐打破,但一边倒的极端城市化发展路径显然也没有什么出路可言,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国家而言,一种真正合理的城乡关系的建立,恰又是未来理想中国得以构建的根基所在。

   关 键 词:城乡连续体  城乡关系  理想中国  urban and rural continuum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hip  ideal China

  

   人类自从发明了基于土地产出而有的农业生产以来,一群人依赖于土地而世代维系并传递下来的乡村生活,便成为了人类文明诸多形态中不可多得的一种社会与文化景观或形态,并与其他各种不同的、并有其自身生命力的社会与文化形态共存于这个世界之中。其中最为主要的关系形态便是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彼此对照的城乡关系形态,且对于中国的城乡关系而言,二者从来都不是完全分离的,很多时候二者恰恰相互联系在一起,是作为城乡连续的一体而存在着。而所有城乡关系的讨论也都离不开这个城乡连续体的存在。

  

一、城乡连续体

  

   到目前为止,人们无法找到足够证据用以说明,人类社会究竟是先有城市抑或先有乡村,或者二者有着某种共同的起源。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城乡之间是难于真正相互分离开来,即费孝通所言,“乡村和都市本是相关的一体”[1](P16)。换言之,远古便共同存在着城市与乡村,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连续体。因此,乡村和城市之间尽管有着各种经济、社会以及制度意义上的分野,但二者之间亦不缺乏某种文化上的连续性和相互依赖性的存在。

   就农业生产本身而言,显然不同于三五成群、四处游荡的采集狩猎社会,其基础在于可耕作的土地以及可带来与土地丰产相关联的种种自然条件。除此之外,还会有一整套的对于土地及其生产力的信仰和文化体系。对于农业文明而言,自然的存在本身便是人们生产、生活赖以维系的基础,而基于自然发展出来的信仰则是使得此种生活不会发生断裂和扭曲的信心保障,它根本是文化意义上的。此种信仰体系在乡村社会中的构建和维持,使得被称之为“农民”的一群人可以心甘情愿地依附于土地之上,难于割舍和离开,而生活本身也因此而不会被变化无常的自然所击倒,由此而远离了可以去过一种稳定生活且可世代居住于此的乡村故里。乡村生活在此意义上便很自然地离不开一种在意识观念上的型构,即塑造出一种对于土地的依恋感,由此而使得基于土地而生活的人们不会轻易地离开土地,这种土地依恋感背后的观念营造,犹如磁石具有一种强大的吸附力,由此而把四处分散开来的依赖土地而生活的家户吸引并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村落生活共同体。

   相对于乡村而言,城市则有着另外一套信仰体系的构建,这种构建向来都试图与更为广大的乡村之间保持有一种互通有无的依赖性关系。城市基于人口的自然聚合而创造着种种理想的生活模式,并通过可以勾连起来的城乡之间的精英人物而将其创造并熟练掌握的种种文化符号、价值以及意义都灌输并融入到一种乡民的信仰文化体系之中;而反过来,乡村自身基于土地物产为基础的人口生育和价值体系也在支撑着城市里的文化及其种种观念价值的再生产及消费,而中国的城乡关系也自然离不开此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交流模式的存在。

   在此意义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连续体是一种建立在彼此相互需求之上的相对稳定的依赖关系,但在某一方因某种特殊的原因而过度膨胀时,此种互依的平衡关系便被打破。由此,所带来的便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积极意义上的重构或者消极意义上的崩溃。可以这样说,当更多的人离开土地之时,城市便会成为一个根本无法掌控的超载空间,它也必然会到更大的范围内去构建起新的城乡之间关系的平衡,寻求在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城乡依赖关系的缔造与成熟,这样做的结果自然会使得乡村的范围在逐步缩小。

   很显然,对于农民生活而言,其自身本质上有着一种自由自在的属性,古诗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种子一旦种下去,每天的劳作便无须再去看着他人的脸色,便会有一种可能性的丰腴收成,这根底里也只端赖一种自然“天”的“恩赐”,由此而对于“天”的风调雨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期待,这同时也是由农民所构成的社会中真正能够感受此种恩赐的信仰上的保障,借此农家的生活便可以有一种衣食无忧的幸福感。殊为可惜的是,农民的生活在一种稳定性的追求基础之上却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这便使得在野的乡民很难去完全依赖土地而生活,特别是在土地生产未能获得一种持续性保障时,离开土地的流民讨一种可以活命的生活,也便成为一种非常态的常态了。这中间,人们会通过选择诸多信仰的方式去避开种种灾难的发生,诸如通过巫术形式的试验来使得一种相对而言平稳的生活保障成为可能。再有便是,借助于到城市之中出卖劳动力和农产品的方式去积累一般等价物的财富来换取未来不确定生活的种种保障,特别是在土地出产不足,或者全部土地的出产无以养活足够多的人口之时。

   除此之外,尚有城乡整体对于金钱交换关系更多需求和依赖的因素,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乡村对城市的依赖,尽管并非是完全的、彻底的,但它总会发生,由此而对农业生产形成一种补充,同时也保证了乡村生活自身的可持续性。特别是现代性观念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和接受之后,城乡之间原本平衡对称的权力关系发生了一种失衡的偏差性的扭转,农民更多地向资本中心的城市靠拢,形成了对城市生活的过度依赖。

   另外,对于乡村生活而言,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人口生育上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农业是一种基于体力的生产活动,在田地里干活的劳动力的保有和储备,往往是乡村生活链条得到维持以及获得家庭可靠收入的根本。但与之相应的人口控制,又是一种必然的用以调节人口过度增长的方式,有限的土地能够养活人口的数量往往都有一个定数,太多的人口,土地承受力便会很快失去一种可以维持的平衡。因此,在很多乡村社会,节制生育就成为其不得已的一种自然选择。例如1930年代,在王同惠、费孝通所研究过的广西金秀花篮瑶族社会中,人们都非常熟悉用以节制生育的地方性知识,以此来人为地去平衡人多地少的矛盾[2](P1-2)。很显然,对一个乡村而言,因为有着一种天然的对于土地的直接依赖,而与此同时,土地的产出从来都有一个限度,即每亩土地上的产出不可能会无限度的增长,因而铸就的文化逻辑就促使人们通过一种人为的选择并控制生育而保持了人地之间关系的平衡。

   基于土地而生活的乡村,往往是一种家园意识构建的基础和来源,并使人有可能经常不断地返回到此一基础和来源上来。在中国的乡村,世代聚族而居的乡民生活造就了一种“家园”共同体的意识,并借此而塑造出了一种彼此认同的共同价值、基本规范以及可以去追随的权威领袖,一种地方自治的秩序是由其内部自发地生长出来的。而且,一种地方性的信仰也必然会被创造出来,以此去应对种种不确定性的生活现实。对于这种信仰本身,它可以通过外部引入的方式,亦可以通过本土发明的方式去加以实现,由此而塑造出来一种对当地人的社区凝聚力极为重要的神灵存在的神话和信念。但这种塑造和发明,又都是会借由某一种富有卡里斯玛特质的人物神启性地予以告知,并付诸社会生活的构造和发明的实践之中去。

   由此,某一个乡村便成为了一个相对封闭有着某种边界的自成一体的存在,它成为了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单元或模型,由此你可以看到一种基于多元权威的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之间的种种分野,这些分野反过来又在强化着乡村社会中作为一种日常世俗生活以及作为与日常相对的非常神圣生活的各负其责并相互支撑的图景。当然,这也并不排除二者之间相互冲突局面的出现,那往往属于是社会混乱开始的一种明显标记。

  

二、乡村的硬性及其文化


   由乡民为主体所构成的乡村社会有其坚硬的内核存在,这种内核是建立在一种基于地缘和血缘共同性基础之上的。就地缘而言,他们所生活的场所往往都是其祖先居留之所,他们大多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的每一个人;而就血缘而言,他们亲属制度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络是这个内核得以存在的基础保障。并且,通过一种外婚的联姻制度,这个网络会被编织得极为细密,使得某种外部力量难以轻而易举地渗透进来,这便是杜赞奇(PrasenjitDuara)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的乡村的硬性及其文化[3]。除此之外,这个内核坚硬的根基还在于大家相互之间对于某种外部力量干预乡村生活的一致性抵抗,而这种外部力量往往可能就是来自于城市,来自于一种基于现代性观念而兴起的城市意识形态在基层的种种中介者或者干涉者的引入和实践,此时介入者往往都会把乡村作为“有问题的乡村”而试图予以改造[4]。

   但从对于当地社会的了解而言,这些祖祖辈辈就生活在某一村落的村民,他们可能是最为了解这个地方的一群人,也许并无那些城市社会空间里所发明、创造以及实施的诸多抽象性的概念,但他们实实在在地知道,自身的需求是基于这片土地的供给;他们显然不是用一种泾渭分明意义上的美和丑的观念来看待自己身边的一切,而是更在乎于它们跟自身实际生活之间究竟有多少直接的关联。他们并非没有一种美的观念,只是无法共享在城市中所制造出来的那种对于生活美的观念和理解。在这一点上,他们往往会固守着自己有关美的独特标准,诸如家户的尊严,一旦有人触犯了这个美的底线,他们的美也就会变成为一种最具有原始性暴力的抵抗。也许,在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在城乡结合部这个边缘地带,基于土地的利益争夺,这种抵抗的表达会来得更为直接和惨烈。近些年来,在中国城乡发生的诸多暴力性强拆以及对于这种强拆的极端性反抗都毋庸置疑地说明了这一点。也由此证明,乡村自身存在的权利恰恰就是对于自己世代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种顽强坚守,如果不能有一种在双方看来是合理的置换或者基于相互承认的互惠交换,让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乡民轻而易举地离开这片土地,显然并非是一件特别容易做到的事情。此时,资本绝不是万能的,它会面临极端的不合作①。

   可以明确地说,一个村庄之所以有某一个名字的存在,它必然是有着自己独特的来历或历史,而伴随着现代城市理性的强行拆迁和占用,自然是要对这种乡村来历和历史的一种彻底的否定,这是犹如在使一个人失去记忆力一般的一次沉重打击,由此而产生的反抗和抵制也必然是巨大的,这种强拆触及了农民生活的对于尊严追求的底线。因此,所有在村落以外空间生存之人,似乎也都不大可能把自己的观念、做法以及理想透过一种位居高位或者权力中心的强势性做法来使乡村那里的人屈服、接受和发生改变。

在当今这个时代中,伴随着遍布城乡的民权意识的高涨,伴随着信息交流的发达,恐怕没有人再敢随随便便地通过这种直接的触碰乡村生活的底线,而去做一种敲碎乡村社会硬壳的事情。在触及生命中被认为是最为根本性的东西——土地之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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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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