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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九号院里的勤勉学者

更新时间:2018-08-24 16:17:07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编者按:四十年如一日,朝夕不倦。持续之勤勉,是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治学品质。四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农民之关怀,是写在纸间、挂在心头的诗和远方。

  

   从当年的九号院里,走出来一批学者,崔传义先生是其中之一。在当今农村研究界,崔传义非常值得重视。这是因为他研究积累深厚,研究成果别具特色。透过他四十年的研究活动,可以看到一种令人崇敬的精神和态度。

  

   一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崔传义先生具有独特而难得的丰富经历,这成为他研究生涯的超常底蕴。作为文革前最后两届大学生,他于1970年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被分配到安徽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在务农一年后,到滁县地区报社工作,后于1977年秋天进入滁县地委调查研究室。

  

   进入滁县地委,是崔传义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很多人知道,万里于1977年7月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安徽启动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是主持制定了放宽农村政策的“省委六条”。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省委六条的基本背景是,万里看到滁县地委经过两个多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调查后所写的工作报告,受到启发,认为这是个好的开端;他听取省农委对全省农业农村情况的汇报,亲自下乡,推动全省进行三个月的农村调查、上下商讨,在此基础上主持制定了省委六条。

  

   当时的滁县地委政策研究室,既有注重实际、联系群众、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又有崔传义等经过大学教育肯学肯干的年轻人。这个研究室,是地委书记王郁昭推进改革所依重的核心智囊。

  

   滁县地区成为安徽农村改革策源地,成为小岗村大包干的诞生地,这并非偶然。1983年1月,万里代表中央与安徽新班子谈话,谈到中央决定王郁昭担任省长,称赞“王郁昭同志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这种带头作用,不仅表现在万里主政安徽时,滁县地区率先放宽农村政策,扩大农民自主权,更表现在万里离开安徽后,新省委第一书记尖锐指责家庭承包,导致众多地县纷纷退却,滁县地区成为改革孤岛。

  

   在王郁昭处境困难、力撑危局的时候,地委政研室的骨干包括崔传义等人是不可多得的助手。在滁县地委工作五年间,崔传义亲历了农村改革的全过程,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参与了地委一些重要政策文件起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一起编辑《万里文选》时,因为早期资料收集困难,万里一些重要的讲话片段,是根据崔传义当年的记录整理而成。

  

   1982年秋天,王郁昭调任省委,崔传义也随同离开滁县。在省里工作五年间,他作为王郁昭的秘书,既处理日常行政,更侧重调查研究。此间,根据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势演进,他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聚焦于完善家庭承包、发展乡镇企业、农村专业市场、小城镇建设等问题。他不仅参与众多文件和讲话的起草,而且多有独立研究成果形成。

  

   1987年秋天,王郁昭调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崔传义随同进京。三年后,由于机构变动,他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居京三十年,崔传义一直集中精力于农村研究。他依托深厚的地方工作积淀,着眼全国性问题,视野更加开阔,研究专题也更加深入。三十年间,研究重点在两大领域,即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民就业问题。特别是在农民流动就业领域,积三十年之功,成果丰厚坚实。

  

   在本书之前,崔传义已出版研究专著四部。2009年,崔传义出版《中国农村经营变革调查》上下两卷, 共计90万字。收入该书的,是1978-2008年间的70余篇文章,其中一部分篇章完成于安徽滁县,是参加农业大包干全过程的记录。这些报告是农村改革发轫时期的宝贵资料。从农村改革三十年进程而言,贯穿该书的基本脉络是,“农业大包干、农户经营——市场、企业、城镇——中间组织、合作、服务——发展与政府”。或者说,该书记述了从农民创造大包干的家庭承包制到农村经济转向市场体制、中间组织发育、政府支持与保护的历程。

  

   崔传义还陆续出版了《中国农民流动观察》《农民进城就业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调研》等专著。包括本书在内,崔传义已经出版关于农民就业问题的专著四部。这些著作是崔传义农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二

  

   农民就业成为政策议题,是在家庭承包之后。这个问题最初受到高层关注,用当时的政策语言来表达,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这个时候说的“劳动力转移”,主要是在农业内部向非农领域转移,而不是后来所谓的“跨区域流动”。民工潮爆发之后,规模急剧扩大,流动常态化,相应的社会、经济问题不断突显。三十多年间,农村就业和流动问题,在政策研究和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不断提升,构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核心话题。崔传义的研究贡献,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领域。

  

   崔传义属于最早进入农民流动研究领域的那批学者,是这个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先锋和开拓者。更重要的是,作为专业政策研究人员,他也是这个领域工作时间最持久者。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直到现在,三十余年间,他一直专注于农民就业领域的相关专题调查研究。以本人视野所及,环顾改革以来农民流动研究,崔传义属于资历最深的专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崔传义进入北京不久,就参与九号院里的农村劳动力课题组,敏锐地发现农民就业问题的重要性。1989年春,民工潮爆发,高层愕然,崔传义立即投入实地调查。就在当年夏天,崔传义参与发起创办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自此以后,崔传义一直工作在这个领域,他牵头和参与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农民工问题调查,完成了若干有重要政策影响力的研究报告。不论是相关部委的政策研究,还是国务院文件的讨论起草,崔传义成为几乎不可或缺的咨询专家。

  

   现在,他已经73岁,依然工作在研究一线,或奔波于村野,或操劳于键盘。在农民就业领域,他的调查研究相当广泛,从家庭承包后出现的劳动力剩余,到初期的农民流动,再到农民在流动中遭遇的政策和体制羁绊,再到农民流动后的返乡创业,等等。所有这些重要的研究专题,他都有独特的研究成果。

  

   崔传义关于农民流动就业的研究成果,如果包括本书在内,迄今已有四部专著。《中国农民流动观察》出版于2004年,汇集了1993-2003年间的调查报告。民工潮初期,在相当时间内,既受到一些社会舆论指责,更遭受制度性限制。那些年,虽然全国性市场化改革已经在推进,但对农民流动的歧视性限制依然在持续。直到2003年,这种制度限制才取消。那些年,崔传义深入城市企业和农民工社区,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形成报告,提出建议。

  

   此间十余年,他先后组织了不同地区28个县(市)的调查,遍布苏南、珠三角、温州等地,涵盖进京农民工及其子女就业、就学、居住和收容遣送等问题。连续十年的调查,记录了农民流动的进程,展现了问题的演变。他还参与起草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1号文件——《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这是一份取消对农民流动歧视性限制的历史性文件。

  

   《农民进城就业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出版于2008年。如果说,第一部专著主要围绕农民流动行为本身,那么,这一部主要围绕农民如何获得平等市民身份,是对于农民流动就业研究的深化。

  

   农民进城以后,仍是农业户口身份,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基础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权益严重缺失,公共服务不平等。这些都彰显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离开村庄进入异地,农民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农民的“市民化”,成为一个关系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

  

   这些研究报告,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现实感强,政策意见务实。有的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重视,引出开展农民工前瞻性研究的部署。崔传义的大量实地调查,展示了体制不平等状态对于农民本身、城乡关系和社会的深刻伤害,呼吁改善制度环境,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对于政策改进贡献很大。

  

   《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调研》出版于2017年,汇集1994--2017年的有关调研报告。最近若干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议题,不论在研究界,还是政府工作中,都属于重要议程。崔传义先生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早在1993年,他作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研究部负责人,参与发起“创业之星”经验交流和表彰活动,以安徽阜阳地区近百个案例为基础,完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调查报告。据本人所知,这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最早的调查报告。报告提出,返乡创业是由农民流动就业派生的必然现象,民工潮的背后将有一个创业潮。进入新世纪后,农民工返乡创业受到高层重视。

  

   从2003到200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若干单位开展系列观察研究,崔传义作为课题组长,组织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百县调查。这些调查报告,一方面梳理农民工通过打工蓄积人力资本、积累创业经验的机制规律,一方面总结地方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经验与问题。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探讨新阶段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特点、涵义、作用、趋势、影响因素及政策,对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都富有启发价值。

  

   《中国农民流动与现代化》是作者的最新著作,收入1993-2006年有关农民流动就业问题的议论性文字。这些文字都针对特定时间的热点问题而发,包括:针砭对农民流动就业的误解、限制;赞扬农民流动是走出贫穷、冲击城乡分割的历史创举;探讨农民流动如何改变城乡资源配置,特别是形成扬劳力资源优势之长、避资本技术稀缺之短的产业结构;探讨在国家没有投资的情况下,农民通过流动实现进城就业,如何解决在城镇居住、子女上学、社保等问题;探讨如何改变对农民工不公平的二元体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通观这些研究成果,我冒昧地说,凡研究当今农民流动就业问题者,崔传义的报告是不能不读的。

  

   三

  

   我与崔传义先生认识于1987年。在九号院里,我们成为同事。在他之后,我担任王郁昭主任的秘书。那时,我们一起开展农民工研究,商讨切磋,他给予了我很多指点。直到现在,我们还一起做研究。三十年来,我们不仅是同事,也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们是山东同乡,我视他为兄长。

  

   说到对于崔传义先生的印象,我想到了几个“词”。

  

   一曰“勤奋”。相信很多老同事、老朋友会认同我的说法。这种勤勉,既表现为深入农村调查之勤奋,也表现在孜孜不倦于伏案写作之勤奋。积四十年研究之功,成专著六部,二百八十万字。相信他今后还会有佳作问世。

  

   一曰“情怀”。具体说,是一种强烈的社会关怀,再具体说是对于农民的关怀,也可以引申为一种政治关怀。这种情怀,是他四十年钟情于农村研究的精神基础。文革之后,改革之初,有一些年轻人,从早期农村生活经历中,萌生了社会关切和问题意识。那时中央机关,颇有一些激情彭拜、选择以研究农村为志业者。但是,时移世易,曾经的研究社群早已风流云散。崔传义多年追随权倾一地的地方主政者,有很多“另谋高就”机会,但他始终钟情于政策研究,可谓矢志不移,职业选择从来没有游离过。六十五岁退休,继续调研写作,勤劳不减当年。对于农民研究,可见其用心之重,用情之深。

  

   一曰“为而不争”。这是一种处世风度,是一种做事风格,也是一种研究生活状态,不事张扬,不加雕饰,散淡古朴。他于农村研究乐此不疲,不仅是职业,而且是爱好,近乎超然物外,臻于“道”景。

  

   本人与崔传义先生交往三十年,他已年逾古稀,我也年近花甲。翻看其文章,感想颇多。新作出版之际,写了以上文字。是为序。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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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传义著《中国农民流动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

  

   本文系崔传义著《中国农民流动与现代化》序言(山西经济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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