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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九号院的“前台”岁月

——九号院纪略之六

更新时间:2018-06-27 10:52:21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1982年夏天,我刚进九号院,被分配在秘书处。

   秘书处里岗位有多种,我在值班室。很难一句话说清楚我的工作内容,尤其对没有中央机关工作经历的人来说。但人们大都知道,公司有个“前台”接待,联想到我的工作岗位,大致就相当于“前台”。

  

   一

   分配岗位时,领导说值班室很重要。当然,领导所言不虚,不能说在忽悠。值班室是秘书处主体部分,是机关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外情内达、内情外达的中心枢纽。机关领导的指令,通常是通过值班室传达到各部门,中央领导机关日常指令也通常直接下达到这里。在机关中,其他部门关门数日并无大碍,值班室则不然,不仅白天不能关门,晚上也不能关门,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有人值守。

   但是,也可以说值班室岗位不那么重要,因为工作内容相当简单,没有什么专业含量。当时,刚分到秘书处的是三位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对我们来说,值班室工作琐碎,缺乏创造性,也没有成就感。每天上班,就是接电话、打电话,做电话记录;收文件,办文件;通知开会,到会场服务等等。私下里我们常有抱怨。

   刚上班时,我还兼机要交通员,约两个月。通常,机要交通员都会开车,我不会开车,按照保密规定,机要文件不准通过公共交通和骑自行车运送,车队则要配车。每天第一件事情,是去中央机关文件交换站。上午九点前,中央各部门机要交通员都在这里集中。时间一到,铃声一响,大门一开,大家蜂拥而进。每个单位都有专有文件柜,彼此交换文件,相互签收,十点左右结束。作为机要交通员,除了每天规定的跑文件交换站,就是临时性取送各种紧急文件即“急件”。急件通常都有限定送达时间,又分特急、加急等。我的工作任务,有时候是送件,有时候是取件。取送文件的地方,有时候去中南海,有时候去中央领导人驻地,也有时候是部委等单位。文件签收有一套严密程序,以保证每个环节都可以核查。刚开始,提着专用公文包,坐着专车,每天奔波于机要重地之间,也有一些兴奋和刺激。

   上班两三个月后,我开始萌生倦意。每日事情琐碎繁杂,下班回到宿舍,竟不知道所忙几何,感到空虚。本来,我是想做研究的,长此以往,似乎前景暗淡。一起分配进来的大学生,进了研究部门则满意,进了秘书处则失落。有时候,也感觉这个岗位不受尊重。值班室如同窗口单位,为机关内各部门服务,工作接触中也有人傲慢骄横,就让人感觉有失尊严。退而言之,别人态度可以忽略,关键是这个岗位不合符自己的职业设想。

  

   二

   前台工作琐碎繁杂,但略加梳理,可以大致分类。

   最大的工作量是打电话。值班室里有两部电话,普通电话和保密电话(通常称为“红机子”,只有四位号码),后来增加了传真电话。电话来自方方面面,既包括上层机关乃至中央领导办公室,也包括本机关的领导和其他人,还包括中央国务院机关各部委。从电话内容上看,包括各类会议、工作安排或沟通性事务,可谓林林总总。

   还要“办文”,即处理来自上层和相关部委的有关文件。文件分“阅件”和“办件”,前者需要领导圈阅,“知道了”即可;后者则要具体如何处理,要处理情况甚至回复。

   在办文同时,我也处理群众来信。开始每天并不多,也就是十来封信,处理办法就是转给地方。单位印制一批红头的“人民来信处理单”,填上来信者所在省或市县的党委或政府名字,就转下去了。这些来信并不记录备案,一般情况下也不追问地方上的办理情况。后来,群众信访工作量增加,要把每周的信访问题动态汇集起来。从1983年夏天开始,分来个大学生专门办信访,我们在一个办公室。

   值班室还要经常去大院门口接人。因为院落结构复杂,来开会者常常找不到会议室,或者有重要人员来访,需要去门口迎接带路。另外,有时候要跑到大门口去接待上访。所谓接待上访,并非处理,而是,向来访者说明,这个机关不处理信访事件,上访请到“两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

   还有大量文稿校对工作。中央领导经常有批示过来,值班室定期集中印发机关各部门。因为九号院是农村工作综合机关,各中央领导人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批示都汇集到这里。还要汇总、编辑若干会议文件和参阅材料。打字员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副处长曾要求我也学打字,但因我眼拙手笨,终无所成。

   值班室最多的活动是办会。九号院领导召集会议,从发通知、接人,到会议签到、会场服务等,通常都由值班室承办。会议有各类专题会议,如大学、科研部门人员来座谈,或者下乡调查人员回来汇报,地方上的领导人来座谈等等,还有农口各部部长,也经常来九号院开会。一年中最大的会议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各省分管农业的领导人和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现在看来,“前台”参与各类会议,见识各色人等,显然也是重要学习机会,但当时而言,于我却是不胜其烦。那两年,我曾努力摆脱前台工作。研究岗位不敢奢望,一度谋求做内部刊物编辑。编辑组负责人也已初步应允,但本部门负责人不肯放人,理由很是坦诚:“你走了,这个岗位没有人愿意来”。我下决心考研究生,是在这次当编辑努力失败之后。

  

   三

   前台工作固然无趣,但那个年代社会文化气氛活跃,机关内氛围宽松,也不无惬意。

   初进机关,我非中共党员。通常机要交通员需要是党员,但是处长安排我上岗时并未理会这个规定。而且,我很快就开始为三位部级领导管理文件,处理大量机密级、绝密级文件,看文件范围超过司局长。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个涉密事项,有同事提到我还不是党员,办公室(厅)主任说,“没有关系,优秀团员也可以”。实际上,这个所谓“优秀”无从说起。我入党是在两年后,但是工作中并没有感到此前此后有何差异。

   在秘书处,最有兴趣的事情是出差。作为部级干部随员,出差坐火车都是软卧。第一次坐软卧,感觉很是新奇,吃饭由乘务员送到包厢,而且居然被乘务员称为“首长”。我告诉乘务员,“不能称我首长,你看,我也不像首长”。乘务员说:“这是规定,软卧乘客一律要称呼首长”。确实,那个年代,光有钱不能买到软卧车票,而是要有体制内身份地位。本来机关干部出差都可以乘飞机,因为1983年5月发生过一次劫机案,民航规定乘坐飞机需要副处级以上或者中级以上专业职称。因为级别不够,这个夏天我去海南岛开会,先坐了三十几小时火车又坐了三十小时轮船。

   八十年代上半叶,虽然体制内气氛宽松,机关内部的等级秩序相当松散,但社会上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平等化进程尚未展开,旧体制下的等级规定依然存在,等级社会的色彩比今天浓厚很多。

  

   四

   九号院的“前台”工作中,最繁忙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

   那些年,中央农村工作会会务组织比较粗疏。通常,我在值班室负责接受会议报名,然后制作会议名册、日程安排、出席证,特别是所有的会议证件都在我一个人手里。中央领导做大会讲话时,会临时增加一些部委或者地方负责人听会,但是审批并不严格,不同层次的机关领导会交待我处理。有的省想多来几位听会,他们会直接找到我。我根据会场情况,自己就直接决定是否同意,或者来几位。

   那时的中央农村工作会,与会中央领导人不多,规格也不能说高。会议开始或者结束讲话的中央领导,通常都是万里。万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万里讲话,一般是副总理级别的人主持。不像后来,有时候甚至全体政治局常委出席。在我的印象里,胡耀邦从来没有参加农村工作会,有一次代表要求总书记参加,杜润生主任说请示过,他表示,没有特别要说的,来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可以说很复杂,主要是会议时间很长,通常开十几天。中间遇上周末还要休会。会议大量是分组形式,一次一次分专题安排讨论,晚上也经常有讨论。小组会时,副总理田纪云、陈慕华等领导人也来参加,坐在一边就像普通听会者。争论到激烈时,会有人情不自禁站起来,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甚至就像吵架。谁也没有因为有国务院领导在,就正襟危坐,照本宣科。杜润生主持讨论时,有时候还挑起争论,似乎唯恐争论不激烈。我在美国做研究的时候,曾到国会听过议员辩论,更多次到市政厅听地方议员讨论,觉得八十年代政府内部的会议,开的很是像这些国外的议会,与会者富有激情和使命感,会议气氛热烈、奔放、充满活力。

   那时候,会上来了中央领导,接待也很随意。在我的印象里,万里、胡启立、田纪云、陈慕华等中央领导人到会上来,杜润生等部长并不在门口迎接,都是各自进会场。散会时,杜润生等部长并不刻意送行,也是分别离开。印象深的一次是, 1985年12月农村工作会开幕大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主持。我和一位同事负责在会场进门时查看与会者证件。胡启立进来时,我们没有认准,但发现胸前没有出席证,就要上去查问,好在处长站在我们后边,认出来是胡启立。还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座谈会之后田纪云自己离开,但找不到司机,就在走廊上转悠,因为我最后离开会议室,就去帮助找司机。

   气氛宽松,充满活力,是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其中原因值得探究,但是殊为深奥,九号院可有浮光掠影之见。那时中央高层领导,从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之后,虽然同为政治局委员或者常委,但工作上明确地分为“一线”和“二线”,一方面,在一线领导人与二线领导人之间,资历和话语权有高低之别,形成了实际上的某种平衡或制衡格局;另一方面,不论一线领导人内部,还是二线领导人内部,也出现了同样的平衡或制衡格局。在政治权力结构之外,还有社会历史变迁的背景因素。那时,人们刚从“文革”中走出来,过去高度的个人集权、思想控制已经解体,新的控制方式和秩序还没有形成。一种突出的现象是,很多资历高深的领导人,是从比平民还不如的状况中“解放”出来的,尚未树起威仪、端起架子;新提拔的一些领导人,虽然职位高,但比很多下级干部资历浅,如新任中央领导人往往比很多部长资历浅,在工作生活中都很谦逊平和。现在看来,八十年代的宽松自由,虽然有领导者个人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既非高层领导刻意所为,也非个人施政风格所致,而是由政治格局和体制环境所决定。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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