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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读梁漱溟

更新时间:2018-08-06 23:12:21
作者: 钱理群 (进入专栏)  

读梁漱溟[1]

  

   梁漱溟(1893——1988)无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还是我们这里着重讨论的上一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都是独特的巨大存在,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师级的人物。他一生经历四个阶段,做了四件大事。1917年24岁的梁漱溟因为一篇文章(《究无决疑论》)被蔡元培看中,受聘在北京大学任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坚持为孔子说法,而成为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是为他“丰富博杂一生的纲要”。[2]1924年31岁风华正茂的梁漱溟突然辞去北大的教职,到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到山东邹平,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立乡村建设实验区与县政建设实验区,设立村学、乡学,实施广义的教育工程,如推行农业改良,建立乡建金融,整顿风俗等。如研究者所说,“其设计之精、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细节之富、效果之丰,是令人惊异的”。[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梁漱溟被迫中断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转而推动爱国团结统一运动,以国民参议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巡视抗日后方,参与发起领导中国民主建国同盟,调停国共两党纷争,为和平奔走不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6岁的梁漱溟选择了“留在政府外边”作独立观察者、研究者的道路,他也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与毛泽东发生当面冲突顶撞;研究者说:“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上属于仅此一例”。[4]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梁漱溟更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的精神,公开对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提出保留意见。梁漱溟在五、六、七十年代还写了《人类创造力的大发展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中国——理性之国》等著述,写出了自己对新中国的观察与总结。而立意于1924年、正式着笔于1957年、完稿于1971年,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人心与人生》,则是“一本体系完备、思虑精深的人性论”[5];梁漱溟在晚年接见来访者,谈到《人心与人生》时,特意提醒说:“我想我一生,写成这本书,是我的最重要的事情”。[6]

   在访谈里,梁漱溟对自己如此定位:“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7]。这表明:梁漱溟不是在学院里高谈的所谓“纯学者”,他的思想是要实行的,他是个行动者,而且是投入了自己全部生命的;他也不同于一般的实行者,他的实践是以自己的独立、独特思想为指导的,因而具有高度的自觉的理性。简言之,他是以读书,思考,研究,实践为自己生命存在方式的。研究者因此说,梁漱溟“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他“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8]。对梁漱溟一生思考与行事,冯友兰有一个概括:“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9]而在梁漱溟这里,这两方面又是统一的;人们评论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最有影响的人物”。正是后者,将梁漱溟与其他乡村建设运动的推动者,如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区分开来:他是更加自觉地以儒家思想为乡村运动的导向的,这构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最主要的特色。——我们先要有这样的总体认识,以后再作详尽讨论。

  

   (一)

  

   据说梁漱溟人生有“四不料”,如“不料由厌恶哲学而在大学讲哲学,终被人视为哲学家”,“不料自幼未读四书五经而后来变为一个拥护儒家思想、赞扬孔子的人”等等;而最引人注意的是:“不料自己几代人都生长在北京的都市,而成为从事乡下工作,倡导乡村建设的人”。[10]而且如前所说,梁漱溟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在学术上前途正未可限量。他这样突然改变自己的人生路向,这是为什么?其动因何在?——我们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讨论,正可以由此开始。

   于是,我们注意到梁漱溟的如下宣示:“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11]“乡村运动正是民族自觉的开端”,[12]我们的目的是“从乡村开端倪,渐渐扩展成功为一个大的社会制度”,[13]“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14]——这表明,梁漱溟对乡村建设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并不局限于乡村问题本身,而是着眼于“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是要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新文化”之路。因此,在他看来,把“社会重心从城市移植于乡村”[15],重新发现与觉悟乡村的意义,建设新农村,“在近代都市文明之外,辟造一种(新的)乡村文明”[16],乃是民族新自觉的开端与标志。而在这背后,更有着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长远思考与展望。

   这正是梁漱溟的特点:他所有的思考与实践,包括乡村建设的思考与实践,都是围绕着“中国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中国问题?”而展开的;而且他的任务,更准确地说,他自认的使命,就是要给中国问题找出答案与解决之道。

   那么,梁漱溟所面对的“中国问题”,又是什么呢?

   1930年梁漱溟写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谈到自己1893年出生后第二年即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民族以其特殊文化迷醉了他的心,萎弱了他的身体,方且神游幻境而大梦酣沉,忽地来了膂力勃强心肠狠辣的近世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直寻上家门;何能不手忙脚乱,头晕眼花?何能不东撞西突,胡跑乱钻?”“我们许多先知先觉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亦于此加紧的、猛烈地进行了”。据梁漱溟观察,这样的民族自救运动是分为两个阶段的:前期无论是康梁变法维新运动,还是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都是效仿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追求“资本主义的经济,新兴中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近代民族国家之‘三位一体’”的体制;而梁漱溟说的后期,是指1924年“国民党改组容共以来的国民革命”,据说这是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对传统西方文明的反思而出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新思潮,自觉地走“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即“布尔西维克”(今译“布尔塞维克”)主义之路。而在梁漱溟看来,到了三十年代,“以西方为师”与“以俄国为师”这两条道路都出现了危机。他如此描述思想界与爱国志士的苦闷与困惑:民族自救运动“前后换了不知多少方式,卖了不知多少力气,牺牲不知多少性命,而屡试无效,愈弄愈糟,看看方法已穷,大家都焦闷不知所出。究竟我们怎么会得到这步天地?事到今日,不能不回头发一深问”。[17]

   这就是梁漱溟所面对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就是梁漱溟所要解决的问题:“为中国社会改造和发展提供新的出路”。

   为此,梁漱溟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1930年),《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1931年),对以往的民族自救之路,进行全面的反思。但仔细阅读这两篇文章,我们却发现,他的反思是从充分肯定“欧洲近代民主政治有使我们不能不迷信者”、有“所谓他的合理”、“巧妙”之处,[18]“取法于共产党的必要”[19]开始。他后来对此专门有过一个说明,说他思考问题、写文章,都是“先设身处地将别人的意见,叙述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然后再转折说出我的意见。我以往凡是批评西洋的民主政治以及批评俄国现行的制度,无不是先把人家的意见,研究过透彻,说得明明白白;然后再转折到我的批评,批评其不通,批评其不行”。梁漱溟解释说,这是因为“我原来并不曾想到著书立说、谈学问,只是心目中有问题,在各个问题中都用过心思,无妨将用过的心思说给大家听”。[20]也就是说,“走欧美的路”与“走俄国人的路”都是梁漱溟在探寻中曾经“用过的心思”,因此,他对前人的选择是有一个理解的同情的,他绝不以后来者的“事后诸葛亮”的心态来轻易否定与谴责先驱者。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国问题”,而不在于非要坚持某种“主义”。他说得很清楚:“当我们讨究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要完全放空洞,不存成见。凡是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无不接受”。[21]这说明,如果把梁漱溟看作是一个拒绝学习西方(包括欧美与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东方主义者,并不符合梁漱溟的思想实际,至少是将其简单化了。

   当然,梁漱溟在吸取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坚定不移地坚持一点:无论是近代欧美的民主政治,还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之路,都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他的前述二文

   所要论证的重点:中国仿行这两种制度之“不成功”,“物质条件之不合”,“精神不合”等等。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这里不作详尽介绍,而只要强调一点:在梁漱溟看来,最根本的问题是,近代欧美和俄国发展之路,都根植于其自身文化传统,而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脱节的,“与中国从来精神不合,全不能满足中国人精神上无形的要求,则我之不能学它亦可明白矣!

   天下原无干脆的模仿袭取,而况要组织新国家,走出一条新政治途径,这是何等需要努力的大创造!”[22]这里的意思是十分明白的:对一切外国发展道路,可以吸取、借鉴,绝不可以“模仿袭取”,照搬,那都是“不通之路”。唯一的出路,是立足于自己的创造;而唯有“激发一民族的精神,打动一民族的心——他生命的深处——,而后他的真力气,真智慧,真本领始得出来,而后乃能有所创造,有所成就”。[23]这就是说,新的创造是必须建立在自己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发扬基础上的。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必须走一条“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取西洋人的长处”的“中西融合”之路。[24]梁漱溟因此强调:我们从此再也不要想使中国也成为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今日已是西洋化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终结”,必须“从‘民族自觉’出发”,来一个民族“自救运动再发动”,他称之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25]

   应该注意的是,梁漱溟提出“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的中西融合”之路,不仅是一种“民族自觉”、“民族自救运动再出发”,还有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视野。他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中西文化的沟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历史迫着我们往西变,同时也迫着西洋往东变。我往西变,他往东变,两方就沟通了,调和了”。[26] 二是“世界未来文化正是中国文化的复兴”。[27]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实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化,而幼稚形态未除”,因此,他又有“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早熟”之论。由于“中国文化实在传之太久”,就日见其偏,又“日以僵硬,当然弊端百出”,因此晚清以来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只见(其)短处不见长处”,是很自然的。这样的“中国文化的老衰性,中国文化的幼稚病——实为我们的真缺欠”,逼其改革是必要的。[28]梁漱溟因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的批判,并不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但梁漱溟同时又坚定地认为,中国文化比之西洋文化,是远要“成熟”的,甚至是代表了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的。因此,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清理,到三十年代正应该有一个新的复兴;他所期待与要发动的“民族自觉”与“民族自救运动的再出发”,就“超脱乎一民族生命保持问题”,“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他断言“世界文化转变之机已届,正有待吾人之开其先路”:“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29]

我们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步:梁漱溟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根本又是什么呢?他也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1,就有形的来说,就是‘乡村’;2,就无形的来说,就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他强调,“我们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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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乡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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