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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衍华:梁漱溟论“周孔之教”与中国文化

——《洙泗——梁漱溟与孔学重光》

更新时间:2022-01-04 20:22:47
作者: 魏衍华  

  

   自“世界大交通”以来,西洋势力和西洋文化的东来,给“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如何回应西方势力的强势入侵?如何调整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时代赋予当时思想家们的重要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期望中西文化调和。但如何“调和”,或者说“调和之道”是什么?人们并没有明确的意见,而多数学者认为时间太紧、问题太广——产生“无从下手”的错觉,所以提出“总须俟诸将来,此刻我们是无从研究起的”观点。梁漱溟先生却坚持认为,虽然“这一问题很大”,“这件事情的成功要在未来”,但“问题却是目前很急迫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寻求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出路[1]。就中国文化而言,梁先生认为,“周孔教化”是其底色,是其核心,并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宗教缺乏和文化早熟等。

   一、“周孔之教”与伦理本位

   所谓的“周孔教化”,就是指周公和孔子的礼乐教化。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加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礼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2]尽管周公的影响不如孔子大,但周公的贡献则是原创性的、根本性的。有学者说:“周公及以其为代表的西周初期统治集团在鼎革之后创建了周礼,将礼乐文化推向一个高峰;而孔子损益三代,最终‘从周’,由此可以看出周孔之道既是基于现实的选择,也代表了古代儒者的一种治世理想。”[3]这也是梁漱溟先生所承认的。

   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中国文化之所以走向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与中国上古时期的几位圣人密切相关。他说:“我们走这条路是怎样走上去的呢?……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中国从前所谓‘古圣人’,都只是那时的非常天才。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但我总觉得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即此便是中国文化所由产生的缘故。我总觉得墨子太笨,我总觉得西洋人太笨,而中国自黄帝至周公孔子几个人太聪明。”[4]其实,早在梁先生之前,夏曾佑先生就对周公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文化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5]虽然夏先生这里强调的是周公,但同时也对黄帝、孔子等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给予高度评价。

   从梁先生的前后著作中,可以感受到他受到夏曾佑先生思想的深刻影响,至少在“周孔之教”与中国文化关系上,二者的的看法是一致的。梁先生之所以视“周孔之教”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应与其所体悟到的周公、孔子的精神有关。他说:“据传周公(这是儒家最尊奉的往古圣人)制礼作乐,其祭天祀祖以及其他典礼,似从古宗教沿袭而来,形式少变,但精神实质却变了……周公的制作是具体事物,而孔子则于其精神道理大有领悟,以教之于人。‘礼崩乐坏’的话见之甚早,殆即指周公当初制作者而说。此具体的礼乐制度保持不了,其传于后者有限而由孔门的理性学风及其谆谆以情理教导于人者,却能使人头脑心思开明而少迷信固执,使人情风俗趋于敦厚礼让,好讲情理。”[6]在周孔礼乐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在彼此关系中相互照顾,体念不忽,这种情感被梁先生称之为“伦理情谊”。

   这种“伦理情谊”是互以对方为重的。梁先生说:“中国古人谆切地以孝、悌、慈为教,那是要在家庭间彼此互以对方为重。彼此以对方为重而放轻了自己,那不是容易的事,亦不可能一切以此为准则。家庭而外各种各样的关系亲疏轻重事实上既有等差,当然其情谊亦各自种种不一,但中国人于此却每借喻家人父子兄弟以相互称呼,若将使‘社会家庭化’者,此一突出情景曾不见于他方。”也就是说,这种“伦理情谊”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是周孔礼乐教化的结果。梁先生说:“伦理情谊在中国实寄托于其具体的社会组织结构。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即就之以推广发挥于其他相关的各方面,若此若彼,若近若远,罔不纳于伦理情谊之中。因情而有义。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7]这种通过伦理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就是梁先生所说的“伦理本位”。

   就“伦理本位”的内涵和特点,梁先生在其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有全面、系统的论述。他说:“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开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人们彼此相与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姊妹。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由此而生。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朋友。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8]在梁先生看来,中国社会的这种伦理关系,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家族本位、宗法制度,使中国人自出生就被天然地赋予特定的义务、责任和身份。而这一身份还随着情谊关系的拓展而不断转换。

   梁先生之所以将中国社会称之为“伦理本位”,这与伦理在社会中独特的作用有关。在经济关系上,“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而且父母在堂,则兄弟等亦不分;祖父在堂,则祖孙三代都不分的,分则视为背理”。在政治关系上,“旧中国之政治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所以说‘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慈者所以使众’;而为政者则在乎‘如保赤子’……不但整个政治构造,纳于伦理关系中;抑且其政治上之理想与途术,亦无不出于伦理归于伦理者。……中国的理想是‘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之内容,就是人人在伦理关系上各自做到好处(所谓父父子子),大家相安相保,养生送死而无憾。至于途术呢,则中国自古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在宗教关系上,虽然并非所有中国人都能从伦理生活中获得“手舞足蹈”的乐趣,但无一都能从中尝得“居家自有天伦乐”的趣味。这正如梁先生说,“中国人生,便由此得了努力的目标,以送其毕生精力,而精神上若有所托寄。如我夙昔所说,宗教都以人生之慰安勖勉为事;那么,这便恰好形成一宗教的替代品了”。[9]以周公、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圣贤,以独特的眼光看到人类真切美善的情感,发端在家庭,培养在家庭,且能在“孝悌”“慈爱”“友恭”中取义于家庭之结构,以制作社会之整体结构。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形成以“伦理本位”为特色的社会,应与人们接受周公、孔子等古圣人的安排与教化有关,并非由远古时期的宗法社会自然演变而成。他说:“如古书所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如是,社会自然巩固,一切事可循轨而行。此种安排提倡,似不出一人之手,亦非一时之功。举其代表人物,自是周公孔子。”[10]人们在读《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时,则对“周孔之教”与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关系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如有学者说:“家族本位的生活因了周孔教化的结果而使中国进入了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发展殊途主要的就表现在‘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没有经过一个西方式的封建社会,这是《要义》对中国历史的另一个诠释。”[11]其实,论述“周孔之教”与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关系,既是探索中国文化特质的需要,也是寻求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时代要求,即实现“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目标。

   尽管孔子在“伦理本位”社会形成中的显性作用远大于周公,但梁先生仍将二人并举,或许这正体现了他眼光的独到、洞察力的敏锐。众所周知,周公是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又通过“制礼作乐”规范人们的行为,并且成为孔子思想最重要、最直接的源头,二者相辅相成。虽然梁先生认为,中国之所以出现道德代宗教现象,关键是在孔子,但他也没有否认周公之礼的重要性。他说:“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他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而其道则在礼乐制度。盖理性在人类,虽始于思想或语言,但要启发它实现它,却非仅从语言思想上所能为功。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理性乃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12]如果说周公的“制礼作乐”是中国文化的框架,那么孔子的“梦悟周公”所得就是中国文化的血脉,共同开启中国人的理性,成为中国人思维模式和生活模式的底色。

   二、“周孔之教”与宗教缺乏

   五四运动之后,几乎所有的现代新儒家都对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给予相应的关注。只是由于他们所受意识形态和情感纠葛的影响不同,对儒学的宗教性问题的看法泾渭分明。尽管如此,他们的目标却是“殊途同归”的,都是要确立“当下”文化的“主公”地位,以回应西方舶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有学者曾说:“现代新儒教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融摄西方、印度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教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教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构儒教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张立文把梁漱溟先生定位为“文化本位派”,他说:“梁氏的智慧和高明,是直接契入中、西、印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内在生命’,而不纠缠于儒教外在的道德礼教,甚至梁氏对旧礼教亦持否定的态度。”[13]

   应当承认,梁先生的思想前后有着不小的转变,从一个“专心佛典,信仰佛法,决心出世”的佛教徒,转向“以儒为宗”,认为只有“走中国的路子,孔子的路子”,才能拯救西方和世界。他说:“孔子的直觉生活实以理智为先,此不可不知也;其理智之运用仍由直觉为之主,此不可不知也;所以我们说他是多一周折的,更进一层的,中国人虽走他这路没走到好处,然既原要走这条路仍不妨这样说。”梁先生认为,周公、孔子等圣人很早就领着我们去做“以理智运调直觉的生活”,就想“成就那极高的文化”,只是我们没有走好而已。他说:“我们所叙孔子走双路和礼乐等制度其以理智运直觉而行,亦既甚明。不过在那时这古圣人的安排事实上是难行的,行也维持不久,或形式微具,原意浸失,结果只弄成理智的不发达,似乎文化很低的样子。”[14]无论怎样,我们毕竟走上一条与西方和印度都不相同的直觉生活和理智之路。

   在周孔之教的理智之路上,中国古人确立伦理本位的生活,且由此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和人生之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孟子则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下》)梁漱溟先生评价儒家的伦理作用时说:“中国人似从伦理生活中,深深尝得人生乐趣……其中或有教化施教的理想,个人修养的境界,不是人人现所尝得的。然其可能有此深醇乐趣,则信而不诬。普通人所尝得者不过如俗语‘居家自有天伦乐’,而因其有更深意味之可求,几千年中国人生就此走去而不会回头了。”[15]正因如此,中国人已经从家庭伦理生活中获得了“人生之慰安勖勉”之事,于是伦理生活便恰好又成为传统宗教的替代品,这是中国古人宗教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人缺乏宗教意识与伦理本位的特征有关,伦理本位则与中国文化受周公、孔子的影响有关。家族生活、集团生活是人类最早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只是后来“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各走一路。西方之路,基督教实开之;中国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而来的;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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