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高鸿钧:此生是否入错行?

——外法史三十年小回首

更新时间:2018-05-13 19:42:41
作者: 高鸿钧 (进入专栏)  

   回忆录之类的随笔,原是一种专用文体,不是成功者用于自我炫耀,就是失败者用来自我辩解,正如警车开道是专用信号,不是用于护送巡视的高干,就是用来押送赴死的囚犯。至于我辈者,平庸得出奇,既无过关斩将的功劳,又无夜走麦城的败绩,更与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无缘,不过是幸运地由不惑窜到天命,并由眼花溜向耳顺。回首大半生,往事如烟,乏善可陈,几乎无话可说。勤华兄嘱我写几句话,我就拣点陈芝麻、乱谷子,凑个份子。

   72年中学毕业,自然就转正,成为生产队的正式社员,就地务农,一干数年。赶上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算是交了好运;接到吉大录取通知,如同中了六合彩。但兴奋还不至于发疯,自然不会吃耳光。因为美中不足的是,报考中文系,却被录到法律系。那年月调换专业比当时离婚还难。由此,文学青年之梦彻底破灭。带着这个情结,技术性法言法语感到味同嚼蜡,至于公安业务之类的课程,几近受刑。毕业前,选了外法史专业,一是文史接近,似可兼顾文学梦,至少可以在专业上偶尔红杏出墙;二是文革噩梦初醒,对于专制独裁深恶痛绝,恨屋及乌,在情感上拒斥满纸德主刑辅、五刑八议的中法史。在本科读书时期,深深获益于徐尚清老师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借此机会对他致以谢意,虽然显得姗姗来迟,但仍可略表铭记师恩之情。

   84年底,还在法大读研,有机会到厦门参加外法史年会。这次会议上,首次接触了国内同行,见到了许多长辈,如陈盛清教授、林荣年教授、徐轶民教授、林向荣教授、由嵘教授、徐尚清教授、张学仁教授和胡大展教授等;还结识了许多年轻同行,如何勤华、米健、方立新、张锐智等法界少林高手;北京与我同程往返的有贺卫方和梁治平君,一路上说说笑笑、插科打诨,其情其景犹在眼前。我后来又参加几次年会,总体的感觉很好。长辈谦和,思想开放,颇有长者风度;年轻尊重前辈,治学严谨,思想活跃。因此,外法史学会内部特别团结,气氛特别融洽,从没有像某些学会那样,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一些长辈退休后,仍然自费参加年会,与老朋友叙旧,同新朋友相识。另外,每次年会闭幕式上,老前辈满达人的即兴赋诗,成为不可缺少的"可口可乐"。回想起来,参加这个学会,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们读研时,许多领域尚是空白,或刚刚起步,我们的兴趣就服从学科建设。例如,卫方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教会法,我研究的是伊斯兰法,清真古卷数年,游荡在外法史的"天方夜谭"之中。我的导师潘华仿先生主要研究英美法,这自然影响了我的兴趣。86年,由老师主编一部外法史教材,让我参加撰稿,除了承担伊斯兰法部分,还承担英美法部分。当时,我还是个讲师,担当此任,是一种殊荣。这推动了我对英美法的深入阅读和思考,完成教材任务后,虽然也曾移情别恋,但心里一直对"她"放不下,以致近年旧情复发,又如醉如痴一番。至今,我对潘老师和由老师心存感激。在学术领域,师长一次鼓励或提携,往往影响后学的一生学术志业。

   外法史学界的许多老前辈,都深深热爱自己的专业,并努力培养后备力量。许多同辈学人,也在外法史领域扎根数十年,开拓出"根据地",勤华就是榜样。我这人革命意志不坚,自读研流窜入京之后,始终不安分。先是流窜到社科院法学所,后又流窜到清华,所幸者,"作案"对象只限于高校、科研机构,专业上仍然"离乡不离土"。其实,在专业上,我也流窜过,先是从外法史专业流窜到比较法专业,后又流窜到法理学专业。近年来,我又流窜回外法史专业。如今,无论"作案"地点,还是"作案"对象,都已无力流窜。俗话说,羊怕遇到狼,男怕入错行。自己曾经以为,最喜欢的职业是当个丛林中的游击队长,而最擅长的职业可能是厨师(至少我的刀工不差)。但我生之时,游击队早已改成正规军,无处可游,而当时温饱尚未解决,厨师无米可炊。想来想去,从业三十年,毕竟还不算入错行:在不同地点和专业领域之间窜来窜去,不正就像个游击队长(学生是队员)吗?教书和写作不正像厨师做饭吗?--饭菜是否可口可乐,那得问顾客去。至于文学梦,实在无话可说。

   奥德修斯在外飘荡20年,最终回到家乡。我在专业领域也漂流了多年,最终回归外法史。外法史是我的专业神话,还是我的精神家乡?这仍是个问题。

   高鸿钧

   2012年4月16日

  

   【注】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责编:hongjil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991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