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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传统印度法停滞不变吗

更新时间:2019-04-27 18:11:58
作者: 吕德文  

  

   传统印度法是古代印度的基本法律。以传统印度法为核心的印度法律传统源远流长,对现今印度法的实际运行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围绕传统印度法所形成的印度法律文明是世界重要的法律文明之一,而以传统印度法为基础的印度法系是世界主要法系之一。

  

   统一与多元是传统印度法的横向张力,保守与变革则是传统印度法的纵向张力。一般来说,传统社会的法律,尤其宗教法,都具有保守性。传统印度法也呈现出保守特征。那么,传统印度法到底是停滞不变还是有所变化?这是研究古代印度社会和法律的学者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一、“传统印度法”的语义


   在进入正文之前,笔者有必要对“传统印度法”概念加以界定。

  

   第一,“传统印度法”概念相对于“现代印度法”概念,主要是指古代印度的法律。此处的“古代”是指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至英国进入印度前的整个历史阶段。这里的“法律”既包括法律制度,又包括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印度经历了从游牧社会转向农业社会、从部落转向国家的过程。在进入国家之后,印度又经历了不同的王朝。自8世纪后,伊斯兰势力侵入印度,并在13世纪建立德里苏丹王朝。此后,伊斯兰势力不断扩张,统治印度的领土范围日益扩大,并在后来的莫卧儿帝国达到全盛时期。但是,传统印度法始终都是古代印度的支配性法律体系。在伊斯兰势力统治印度的时期,统治者只在刑法和税法等公法领域统一推行伊斯兰法。在宗教事务和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民事事务中,印度教徒仍然适用自己的法律。因而传统印度法一直保留下来。

  

   第二,研究传统印度法律的学者在不同意义上使用“传统印度法”的概念。本文所使用的“传统印度法”概念,意指古代印度教法和由王令、地方和行会规章以及习惯法所构成的古代印度世俗法,不包括古代印度的佛教法和耆那教法等其他宗教法,也不涉及印度域外的印度教法。本文如此界定“传统印度法”,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在古代印度,印度教是占据支配地位的宗教,印度教法也是影响最大的宗教法;二是在古代印度,除了作为宗教法的印度教法,还有发挥重要作用的世俗法。印度教法与世俗法具有复杂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时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印度教法和世俗法合起来才构成古代印度法的主体。本文采用“传统印度法”这个集合性概念,有助于把握古代印度法的主体,兼顾古代印度法的理想之维和现实之维。

  

   第三,本文的“传统印度法”概念涵括印度教法和古代印度的世俗法。这暗含了笔者的两种视角。一种是参与者视角,力求“移情潜入”古代印度的宗教法语境,以“同情之理解”体悟和阐释印度教法的意义,即根据古代印度教法的概念来阐释法律的含义和分析法律的内容;另一种则是观察者的视角,即从规则的功能视角,关注王令、地方和行会规章以及习惯法在实践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只有通过这两种视角的互动,才能避免以下两种倾向:要么完全以观察者的视角对印度教法进行功能分析,而不顾其意义;要么深陷于印度教经典的法律文本之中,被文本话语所编织的意义俘获,而对文本话语的功能视而不见,对文本话语背后的社会事实视而不见,对经典文本以外实际发挥重要功能的世俗性法律视而不见。

  

   第四,本文的“印度教”概念是在广义上使用,既包括印度早期的婆罗门教,也包括后来狭义的印度教。

  

二、传统印度法的保守性


传统印度法的保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传统印度法中,其核心是宗教法。达摩是宗教法的核心概念。根据传统印度法理论,达摩植根于吠陀经(又称神启经),而吠陀经被奉为神的声音,是神意的权威表达。印度教主张,神意是绝对真理和永恒法则的体现,不受时间限制,适用于一切时代。这样一来,达摩就具有了不可改变的特征。在历史上,由圣贤转述的圣传经也是达摩的渊源,地位仅次于吠陀经,实际上更为详细地表述了达摩规则。但印度教理论认为,圣传经不是对吠陀经的补充和发展,而是重新发现了所遗失的吠陀经内容。换言之,圣传经的内容是吠陀经的组成部分,一直就存在。通过先贤的记忆,这些丢失的吠陀经内容得到了恢复和重述。后来出现法律评注和汇纂,是对吠陀经和圣传经文本的解释和分类汇编,并不能改变神圣经典文本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内容。总之,像其他宗教法一样,传统印度法中的宗教法具有保守的特征。

  

   同时,根据印度教及其法理,规则的动机和后果分为不可见与可见两类。前者属于达摩的范畴,后者属于利和欲的范畴。达摩规则的动机和后果乃是出于神意,超出世人的通常理解范围,因而世人不应询问这些规则的动机和后果,而应绝对服从这些规则。换言之,世俗功利和个人欲望如与达摩规则发生冲突,必须以达摩规则为准。因此,世俗功利导向的法律,无论是各地流行的习惯法还是君王发布的命令,都不得与达摩冲突。此外,达摩一词的原意即是“维持”,而“维持”意味着抗拒变化。在印度教后来的发展中,象征“维持”的毗湿奴神,在诸神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影响超过了创造之神梵天。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在世界和秩序创造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维持”秩序,防止整个宇宙秩序的坍塌或毁灭。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印度教及其宗教法具有保守性。

  

   第二,婆罗门作为第一种姓,对于所有重要经典的编纂和解释,具有垄断权。实际上出自婆罗门之手的吠陀经和圣传经,虽然在性质上属于学术著作,但因为这些经典被作为宗教法的重要法源,实际上具有立法的性质和功能。这些经典不仅赋予了婆罗门垄断祭司职业的特权,还确认了这种特权具有优于其他种姓和职业的地位。达摩内容贯穿了“婆罗门至上”的原则,并赋予了婆罗门许多特殊利益,因而婆罗门自然会不遗余力地维护以达摩为核心的宗教法传统。婆罗门的保守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传统印度法的发展和变革。

  

   第三,在古代印度,与婆罗门突出地位密切相关联的是种姓制度。在部落社会后期的分化过程中,印度社会主要分为四个阶层,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种姓。首先,印度早期的社会分层,与古希腊和古罗马最初的社会分层存在明显差异。古希腊和古罗马早期的社会分层,主要是源自政治或军事首领的权威和魄力。印度早期的社会分层乃是基于神的权威,即以神的名义确认了社会分为不同阶层和等级的事实。相比之下,借助于神的权威所确认的社会分层,比诉诸世俗权威所实现的社会分层更难改变。其次,印度自最初社会分层之后,没有再度进行整体结构上的重大改变或实质性调整。在中国古代,周王朝建立之后,通过分封制实现了最初的社会分层。但春秋战国时期打破了这种分层,颠覆了原来的社会等级和世卿世禄制度,采取了按照军功等新的分层标准。在古希腊的雅典,梭伦改革的重要成就就是按照财产把公民分成四个等级,改变了氏族社会后期形成的贵族统治结构。此后,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里所进行的改革,对原来的社会结构重新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古罗马,氏族后期的首领图利乌斯首先把社会成员按照财产划分为五个等级,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分层。后来,在平民与贵族斗争的推动下,罗马城邦进入了共和时期,并重新进行了社会分层。总之,印度最初通过宗教方式固化的古代种姓结构,后来难以改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传统印度法变化的障碍。

  

   第四,与古代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权力相比,古代印度的政治权力较弱。古代印度的君王虽然负责实施达摩,但很难公开改变以强大宗教势力为后盾的达摩。王令(即君王的命令)虽然成为传统印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灵活地回应许多现实需要,并可以影响习惯法的发展,但王令处理的问题主要限于一定的范围,难以直接干预达摩所调控的广泛领域,更无力改变宗教法的主要原则和基本内容。这是传统印度法具有保守性的又一原因。

  

三、梅因关于传统印度法判断的得与失


提及传统印度法的保守性,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梅因的有关论述。众所周知,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指出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传统西方法发生过“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而传统印度法却陷入了停滞状态,没有出现这种进步。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印度法停滞不变的观点,归咎于梅因。实际上,梅因关于印度法的论述还散布在他的其他著作中。综合来看,梅因关于印度法的观点较为复杂。其一,梅因认为,印度人和西方人在语言上属于印-欧语系,相同语系证明了“罗马人与印度人来源于同一个原始祖先,而在他们的原来习惯中,也确实有显著的相似之处”。[1]其二,以罗马法为代表的西方法经历了拟制、衡平和立法的不同发展阶段。立法代表了法律发展的高级阶段。印度虽然“在更早的时期产生新观念的速度很快”,[2]但古代印度法始终没有发展到立法阶段。“在法典时代开始后,静止的社会和进步的社会之间的区分已开始暴露出来……”[3]在梅因看来,“研究现在处在原始社会状态下的各民族,使我们得到了某些社会所以停止发展的线索”。[4]梅因眼中的印度社会属于静止的类型,而静止的原因乃在于其法律没有出现罗马法那样的发展。换言之,传统印度的宗教法限制了印度文明的发展。其三,梅因认为,“婆罗门教的印度还没有超过所有人类各民族历史都发生过的阶段,就是法律的统治尚未从宗教的统治中区分出来的那个阶段”。[5]因此,“与罗马法相提并论的印度法”,“充满着邪恶的不公正”,“在各方面都被祭司的影响引入歧途”;印度法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因世袭婆罗门的解释者的插手而恶化”。[6]在梅因看来,传统印度法的落后和不公正,乃是由于受到婆罗门的控制,致使法律始终没有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其四,梅因认为,西方自罗马法开始就出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中世纪西欧的封建法虽然与罗马法不同,但领主与封臣关系仍然以契约为基础。西方上述两个发展阶段为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平等契约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印度进入农业社会之后,村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态,君王与臣民关系是基本关系。印度村社以一个或几个大家庭作为基础,实行土地共有制。在理论上,家庭财产可分,但实践中却很少分割,“个别的所有制始终是朝着共同所有制的方向”“发展”;在家庭基础上的村社共同体,是“共同财产所有人的集合”,而与这种“村社共产体”结构相适应的便是缺乏个人权利意识的村社习惯法。[7]在梅因看来,古希腊、古罗马、日耳曼以及斯拉夫族群都经历过习惯法时期,[8]但习惯法后来却发生了变化。然而,同属雅利安人的印度族群,村社的习惯法没有发生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的法律变化,也没有经历西方中世纪封建法的发展阶段,只是出现了一些封建因素,“封建化”“实际上从未完成”。[9]换言之,古代印度没有形成以契约为基础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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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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