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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鹏:二程关于政治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更新时间:2018-04-28 16:39:50
作者: 敦鹏  

   摘要:以往学界对北宋社会改革多聚焦在王安石身上,但事实上包括二程在内的北宋儒家对社会改革同样提出了一系列的构想与实践。在理论方面,二程自觉将“天理”本体作为儒家政治改革的根本规范,在更高水平上为思考政治本性,以及现实政治改革所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要求;在实践方面,二程主张改革应“以义为先”,在理财、用人、对外用兵、君臣关系方面提出了有别于王安石变法的不同主张;在对王安石新法的批判中,二程以“大中之道”显示出儒家在现实政治危机中为捍卫自身文化价值而进行的探索与坚守。

   关键词:二程;天理;王道;改革

   敦鹏,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宋代的社会改革有其独有的特点。作为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宋代改革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内容之深刻,在整个古代中国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先有北宋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两次大的改革运动,后有南宋时期孝宗的中兴改革、理宗的“端淳更化”变革运动,可以说,改革一直是宋代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以往学界对北宋熙宁、元丰年间进行的改革研究(一般称“王安石变法”)多聚焦在王安石身上,人们对这次变法的批评或肯定、功绩或责任给予了深入的评价,但事实上围绕变法所进行的学理与实践的辩论和斗争远不止某一人或某一派所能包含,在此其中包括二程在内的儒家士人对新法和新学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也正是在这些批判意见的基础上,二程为如何推动政治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造构想,也显示出儒家在社会转型期为捍卫自身文化价值而进行的探索与坚守。

  

   一、改革的必要性——对现实政治危机的认识

  

   庆历四年(1044),在经历了近八十年的时间后,北宋政权已经巩固,并逐渐安定下来。而此时政权内部潜藏的问题也开始暴露。庞大臃肿的低效官员、慵懒无能的军事队伍、加上西北频频告急的边关危机,都使朝野上下弥漫着变法革新的舆论气氛。无论在朝或不在朝的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得势或失势已经不再成为变与不变的关键,“改革”成为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现实状况的恶化最终导致了北宋第一次“革新政令”——庆历新政的出现。由范仲淹倡导、推行的庆历新政以考核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兴办教育、改革贡举、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整治军备、削减赋役,旨在从总体上扭转内外交困的局面。然而,新政将整饬吏治放在变法的首位,很快就激起了“谤毁浸盛”“攻者益急”等议论,攻击范仲淹“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远大为迂说”。新政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即遭失败。

  

   其实,范仲淹远非“迂阔”而不理功利,而是改革直接触及到权贵阶层的利益。有鉴于此,北宋改革的第二次“革新政令”就不免格外突出在理财方面的作为。事实上,随着神宗皇帝的即位,改革的重点矛头也放在如何解决财政问题上的困难——冗兵、冗官、冗费造成的沉重财政负担。在神宗看来,理财是改革的第一要务,要尽快缓解这种压力,增加中央政府的税收是最直接的办法。身为新法执行者的王安石也认为,改革弊治应以财政为先。但王安石主张通过发展生产、改善生产条件来增加财源,更重要的是,国家财政困难的解决不能给农民增加或转移新的负担,变法要分清轻重缓急,他在给神宗上奏的札子中说“变风俗,立法度,方今之所急也。”不过,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的这种分歧是通过既斗争又让步解决的,意见的讨论一旦形成决议,颁布为法令,到最终的贯彻执行就可能将此前的原意埋没殆尽。

  

   此时,相当一批文化士大夫仍沿袭庆历以来的观念,并不赞成采取激烈的现实主义策略,更倾向采取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来建设理想的社会秩序[①]。司马光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②]文彦博说:“朝廷行事……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而人心为安,盖更张之过也。”[③]熙宁初,富弼为相。神宗问边患之事,富弼告知:“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④]改革虽是大势所趋,但他们不希望国家出现过分的动荡而增加新的差池。二程是其中的成员,大体也持这种看法。

  

   二、改革的哲学基础与根本原则

  

   不过,在早期儒家那里,并没有遇到制度改革的问题。传统儒家不强调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实现,也不热衷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春秋以来,以“礼”为代表的制度安排确立了整个政治关系的特质,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孔子一方面认为要想改变当时处于“天下无道”的政治局面,根本举措在行“先王之道”,即恢复自尧舜以至文、武、周公历代圣王的治国方略;另一方面,孔子突出地表现了对执政者德行的要求。孔子认为,政治是不能脱离道德的,脱离了道德的政治也就不复为政治了。因此,政治必须放在价值的善恶中给予评价。“为政以德”、“政者,正也”都以道德教化和道德表率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依据。

  

   于是,好的政治和如何实现好的政治就成为古今儒家学者毫无意外地面对的问题。早期儒家认为,“三代之治”即是规范性的社会状态,又是尽善尽美的“理想国”。在孔子看来,三代之所以值得追求和效法,在于尧舜文武的“先王之道”本身是绝对符合道义的政治,或者说是国家统治意义上的绝对正当——王道。孔子在评价齐鲁两国政治时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按照孟子、荀子的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之所以能够称王天下,靠得不是暴力,而是美德,这是儒家对王道的一般界定。由此,肇始于孔子的先秦儒家,就对现实政治持一种整体批判的态度,而批判的根据,就是他们心中的“三代”,“三代”之治即是“王道”之治。既然“三代”或“王道”是现实政治应该效法的榜样,那么,回到“三代”和遵循“王道”就成为当下政治改革所遵循的总目标和总方针。

  

   不过,先秦儒家将三代和王道作为评判政治好坏的标准,但对于理想政治的讨论还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宋代是中国传统思想哲理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儒家进行政治实践的重要时期,随着哲学水平的提高,宋代对于理想政治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思想家可以在更高的水平上思考政治(标准)的普遍形式,这也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改革要求发生了认识的深化。

  

   首先,在二程哲学中,政治生活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来源于“天理”。 二程说:“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⑤]又曰“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⑥]将政治、伦理原则提高到超越性的“天理”,使其成为社会生活遵守的绝对法则,这表明二程与先秦儒家对政治理想和政治变革的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二程看来,理想政治蕴含的普遍原则,不是来源于历史经验,而是逻辑地先验于历史现实之外。对二程来说,天理映照下的政治理念是对现实政治批判的重要武器,三代是理想的政治,但必须承认三代已然成为一个先验的价值符号,是批判历史和要求历史的应然之法。虽然二程对三代也加以赞美和认同,但对他们而言只是儒家传统思维的一贯方式而已,谁都不可能将以往的儒家传统,特别是包括孔子在内的理想视域彻底否定掉。任何历史中出现的理想政治可以作为指引现实方向的合理对象,但不能代替真正的对象本身。

  

   其次,二程不仅以应然之“理”理解历史,而且以更加严格的态度转向对人内在修养提出要求。二程认为,秦汉之后的历史与三代圣人之治相比,只是架漏牵补度日。汉高祖、唐太宗虽事功有余,但心术有亏。以天理的标准判断汉唐历史,无论君主取得多大的功业,由于其心术的不纯,都只是作为为己谋利的工具而已。程颢说:“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⑦]在二程看来,事功只是政治的“末”而非“本”,政治人物应当首先在于抓住其“本”,外在的功业并非完全为二程所排斥,但历史上的君主、臣子在动机上的私心杂念已经破坏了“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⑧]的根本原则,因此,为政者的政治行为必须与天理合一。二程说:“人之学莫大于本末终始。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则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⑨]也就是说,在政治场上,权力拥有者首先在于完成“内圣”的修养功夫,“内圣”是“外王”的逻辑前提。在二程看来,改革虽为大势,但王安石学术不正,身心修养不足而背离儒家正道,因此新法的危害也是必然的。程颢就批评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⑩]当有人问二程:“介甫‘言尧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二程回答:“介甫自不识道。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11]就像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二程对王安石新学的不满从根本上在于不满其“内圣”之学的不足,认为内圣之学的不足又使外王建立在错误的“性命之理”上面。[12]正是看到了王安石新学的巨大影响和危害,所以二程认定这种危害超过了佛老之学,他们认为,今日的“大患”是“介甫之学”,所以要想在现实条件下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生态环境,必须“先整介甫之学”。

  

   可以说,二程不但提出“天理”作为本体的思想建构,而且自觉将“天理”作为儒家政治改革之道的根本规范,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政治思想,而且在实践中“天理论”形成了对王安石新法和新学强有力的批判与挑战。在二程那里,天理与王道是现实改革的根本前提,而外王理想的实现必须先从“内圣”做起,内圣与外王的结合才是推动政治革新的充分条件。

  

   三、改革的具体举措

  

   面对改革大潮的到来,二程充满改革弊治的决心。程颐说:“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处而不行,是无救济世之心,失时而有咎也。”[13]为了进一步提出变革去弊的理论主张,程颐以天地自然论证社会人事的求变之理:“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天地阴阳推迁改易而成四时也。万物是生长成终各得其宜,革而后四时成也。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14]这些深奥抽象的义理并非空论,面对国家危机四伏、内困外交的严峻局面,从熙宁元年开始,程颢先后上书皇帝《论王霸剳子》、《论十事剳子》、《谏新法疏》、《再上疏》,陈述对变法的主张和意见。程颐对变法改革的思想与其兄程颢一致,他的态度甚至更为坚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程颐严厉抨击当权者苟安偷惰的政治心态,指出只有重建政纲,推行改革才是解决危机的根本出路。在治平二年程颐直陈当时的危机局势:“朝廷纪纲汗漫离散……政治废乱,生民困苦,朝廷虽有惠泽,孰能宣布以达于下?……百姓穷蹙,日以加甚,而重敛繁赋,消削之不息;天下户口虽众,而自足者益寡。”[15]无疑以上陈述意在鼓励最高统治者打消顾虑,坚定改革决心。

  

但是,二程也认为,变法是件关系国家政局的大事,必须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程颐说:“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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