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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如:墨家是暴秦的帮凶吗?

——再论何炳棣先生秦墨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兼与史党社先生商榷

更新时间:2018-01-21 18:24:40
作者: 顾如  

  

   提要:何炳隶先生提出墨家在秦献公时代即入秦。而史党社先生提出一个新证据支持何炳隶先生之说。本文针对两位先生提出的秦墨问题重新做了讨论。关于墨学入秦的年代和秦墨的历史地位问题,作者认为,墨家入秦时间只能推在秦惠公之时。由此何炳隶先生想象的墨家在秦国的宏大叙事都站不住脚。墨家在秦惠公时入秦,在秦惠王末年即已失败。未能完成墨家入秦之使命。

  

   何炳隶先生于2007年提出新说,认为墨家在秦献公四年即与秦国合作。其依据是巨子孟胜及弟子们的壮举必然感动秦献公。而秦献公的招贤必然会招入墨家人士。因此何炳隶展开了想象力,描述了一个宏大叙事。认为墨家借助城守兵法和大型建筑之长,进入秦国。然后与秦国结合。秦国之强其实墨家居功至伟,比之商鞅变法更胜一筹。而史党社先生于2010年著作《再论墨学与秦的关系——从何炳隶先生之说谈起》。为之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力的论据。论证墨家入秦确实应该在献公之时。

  

   由于墨家在秦国的活动,事关墨家先秦政治活动的主要思路,也事关《墨子》书归真问题。本文将对何炳隶与史党社先生的两篇文章进行批驳。进而对先秦墨家的活动思路进行讨论。史党社先生在何炳隶的文章基础上讨论。本文也将主要以何炳隶先生的文章做为主要批驳对象。下面引用史党社先生对何炳隶先生文章思路的归纳。顾如认为其归纳很是精当:

  

   秦在战国时代,也曾是墨学重地,但在墨学何时入秦以及墨学在秦的地位和影响方面,学术界还有不同说法。何先生认为,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亦即墨者首任巨子孟胜及其百八墨徒集体为楚阳城君死难那一年,献公与墨者应即开始合作,而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按在楚悼王的末年,即公元前381年,在魏为武侯15年,在秦为献公4年。这比学界流行的墨学入秦的最早年代,即李学勤先生(包括笔者)的看法——惠王前后,提前了将近半个世纪。

  

   不仅如此,何先生还进一步推测,秦之由弱变强,实际是由于墨者的帮助,类似荀子所说的自孝公以下“四世有胜”的说法,原本是依赖墨徒为其奠定的基础,而不是孝公朝的商鞅变法,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看法。这个观点对学界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何先生最主要的论证过程,就是结合献公朝的秦魏间对河西地争夺的形势,以及献公个人的经历,强调献公与墨家兵学的一拍即合,并对墨家师徒充分信任并加任用,墨者在军事方面的才能被充分利用,包括城防技术,就连一城的最高军事长官“守”,也由墨者担任。他推测:“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墨者的参与,是秦取得河西与魏争夺战胜利的保证。在对墨徒的军事才能的利用并进行改革的基础上,献公末年,秦已经在对魏的争夺中占领强势,献公末年的石门大捷即是证明。在墨家入秦并被重用,献公朝秦由弱变强后,政治军事形势的转换,旋又造成墨学自身的消亡和悲剧。墨学与秦这不算长而作用巨大的联结,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段有名的“大事因缘”。

  

   一、秦献公时墨家入秦之说,缺乏依据

  

   从前述归纳的何炳隶先生之说看,其依据全属想象。由于墨家表现出色,由于秦国需要这样的人才,由于献公发布过招贤令,所以墨家此时必然已经入秦。同样的想象我们可以作出很多。比如明朝中期已经见识过倭寇的战斗力。必然震撼明朝上下。那么明末与满洲的殊死搏斗中,必然引入了倭寇。又如墨子在楚国九拒公输,秦国必然震动。所以墨家之后即可能入秦。如此等等。没有其他证据的支撑,这些只能是一个想象。所以何炳隶先生作出了一些旁证。

  

   旁证一:《城守》篇采用了之后出现的秦制官名。

  

   这个旁证已经被史党社先生批驳:

  

   孙诒让不同意苏说,认为令丞尉、三老、五大夫等制并在商鞅前,何先生误认为这些官名皆出《迎敌祠》篇,实际出自后面的第七十篇《号令》。我们知道,城守诸篇的成书,若说是秦人作品,年代容有不同,而不是同一时间的产物,《号令》比《迎敌祠》为晚,大概没有问题,如《迎敌祠》文中称国君为“公”,明显是秦未称王前的作品;而《号令》在有“蛮夷”,其所防守的对象绝非魏国那样的国家,而只能是义渠、匈奴之类,故年代必在秦昭王灭义渠之后,因此并不能由城守诸篇说明秦已在商鞅之前就有了这些官名。 古代职官往往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并不一定都是新创。例如五大夫,楚、赵都有此爵称,早至春秋早期楚文王的时代。所以即使孙诒让已经指出,这些官爵可在商鞅之前,也不能作为城守诸篇成于献公时代的证据,最多,只能说明这些官爵,秦是前后都有之的。何先生以职官论证献公朝秦墨的存在,论据因此稍显薄弱 。

  

   旁证二: 何炳隶先生又提出《城守》篇的十五连坐制,认为是墨家发明,所以是秦墨入秦后为秦国制作。

  

   何先生认为,正是为了整军图强防谍杜奸,献公户籍改革之初即定下什伍之制,而有幸《墨子》书中保存了原始第一性的记录。笔者按,在《墨子》的《备城门》、《号令》等篇中,是有许多这样的记载的。

  

   其实无论《城守》篇内采用了什么制度,都与墨家的社会主张无关。战争有战争的规律,治世有治世的规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军队不服从命令要枪毙,不等于和平时期的法律也如此规定,更不等于其学说如此。研究者引用《城守》绝论证不了墨家的政治主张。然而墨家研究者们多有这种议论,本就令人费解。赵墨或秦墨之主张从《城守》篇论证。本就犯了用军事体制论证治世体制的毛病。不能作为论据。而且实际上什伍连坐是早已存在的制度。史党社先生已经做出了批驳:

  

   类似伍那样的军民组织,是古以有之的,例如《孙子·谋攻》:“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另外《管子·立政》那样的文献也有记载[15]。重要的是把“连坐”与“什伍”这样的单位结合起来,即以什伍为单位实行连坐,而如何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连坐是古以有之的,如秦在春秋早期文公时代的“三族”之法,与什伍之制本质上是一致的。战国文献《尉缭子·伍制令》有很好的说明: 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何炳隶提出的官制论据和什伍制度论据,都过于牵强,都早已存在。都已经被史党社先生批驳。所以何炳隶先生提出的想象是没有任何论据支持的纯粹想象。由此何炳隶先生依据不存在的论据所作连串叙事,都已经没有了确实的依据。然而史党社先生在批驳何炳隶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据支持墨家献公之时入秦说:

  

   论据三:史党社先生之论据

  

   《吕氏春秋·去私》所记墨子巨子腹的故事,其时已年老,并与秦君相当熟悉活络,想必在秦已经生活了较长的时间才有此结果。何先生也认为,只有经过一定发展,秦墨才可获巨子地位,也因此把秦墨的年代上推。但仅据此条材料,还显孤立,其实同在《吕》书的材料,还是有线索可寻的,《吕氏春秋·去宥》记载: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

  

   文中说到“少主”,李学勤先生可能认为即随后即位的惠王子武王,故认为此故事发生在秦惠王的末年。笔者认为“少主”就是不即冠(年满二十岁)而登上君位的惠王本人,《秦本纪》记载惠王十七岁即位,三年后才实行冠礼。此前的例子有灵公年幼为君, 《吕氏春秋·当赏》称为“小主”,“小”、“少”字义皆同,“少主”就是“小主” 。

  

   史党社先生此说不妥。《吕氏·当赏》原文:“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 就华夏传统意识而言,一直推崇“老”。《当赏》 称“秦小主”带有贬低意味,是在说该小主年少不更事,被太后乱政。此处秦小主是秦出公,当时年仅2岁。各种《世本》中则将“少主”一词专用于指称秦出公。查《左传》《国语》《史记》等等,其中对答之时的“少主”一词皆指王储。所以还是李学勤先生所言得当。唐姑果所言少主并非惠王。

  

   其实秦惠王继位时,还是“公”,并非“王”。《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四十四年 (公元前325年) ,秦惠王称王。其后诸侯皆为王 (正义秦本纪云惠王十三年,与韩﹑魏﹑赵并称王) ”。而《吕氏·去私》篇腹朜与秦惠王的对话中已经称其为王:“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朜不可不行墨子之法”。所以《去私》篇腹朜与秦惠王的对话不可能发生在秦惠王继位的前三年。史党社先生的论证是错误的。实际上秦惠王继位,比较公认的是18——19岁。

  

   那么下面我们试着探求墨家入秦和失败的原因和时间点。

  

   二、先秦并不存在被各家公认的秦墨

  

   其实目前流行的秦墨说,本就是错误的。秦墨并非墨家三大支派之一。

  

   前面提到《城守》篇采用的是楚国官制。这对于墨家来说是正常现象。因为墨子从齐国回归之后,主要活动地域就在楚国。直到巨子孟胜,墨家核心部分都主要在楚国活动。墨子及弟子们著作城守,必然采用楚国官制。不过,当今《城守》篇应该还被赵墨修改过。这是因为墨家三大支派,相里勤也就是禽子这一支属于赵墨。当今所见《城守》起始数篇都以墨子与禽子的对话开篇。应该是赵墨抬高禽子地位之做法。之所以说禽子后学是赵墨,是因为相里氏是赵国姓氏。相里氏被赵国贬到秦赵边境。先是防御西戎,后是防御秦国。很奇怪,这么明显的线索,过去的墨家研究者和墨学者从未提及。然而这一线索对理解先秦墨家的整个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秦墨极可能就是赵墨西进的结果。

  

《庄子·天下》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韩非子·显学》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两个记载是互相印证的。其中相夫氏即庄子所言五侯,应为齐墨。邓陵子等是楚墨。相里氏是赵墨。相里,复姓 ,始祖皋陶,尧时为大理官,其后裔子孙世袭官职,遂以理为姓氏;商末纣王时有理徵其孙仲师为逃纣之祸,理去王氏,而称里氏,至春秋晋惠公三年大夫里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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