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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政争与“五四”:从外交斗争到群众运动

更新时间:2018-01-17 21:02:22
作者: 冯筱才  

   【内容提要】 1919年五四运动在中国爆发,一般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洗礼下的产物,亦是大众经知识分子宣传启蒙后思想觉悟的结果。但笔者认为,五四事件在北京发生,并随之在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均与民国初年以后的中国国内政治权力竞争直接相关。北京学生风潮之发生,与三种力量的互相配合紧密相关:处于安福系包围中的总统徐世昌及其潜在势力;参与政府或在外围的研究系势力;在教育界拥有相当势力的国民党势力。这三种力量在南北和会前后的结合,是当时政治权力矛盾无法调和的一种后果。反安福势力通过报纸媒体广布消息刺激民气,一面操控社团发动群众,将风潮逐步扩大,更获得其他政治势力如直系军人的奥援,最终导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去职。然而,此次事件并未撼动安福系之基础,参与各方未必就能完全得利,尤其研究系政客深受打击,国民党内部派系更趋分裂,为未来中国之政局变化埋下伏笔。

   【关键词】 五四运动,安福系,研究系,国民党,徐世昌

  

一、前言


   五四运动,从其发生后,便慢慢演化成一个包容极广的概念。尤其在中国,由于革命史叙述模式的支配,五四事件的爆发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洗礼下的产物,亦是大众经知识分子宣传启蒙后思想觉悟的结果。但是“新文化思潮”或“知识分子启蒙”,实际上并不必然会导致一次大规模的突发事件,充其量只能用作解释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思想背景,而不能说明为什么在“此时”“此地”发生这一事件。如陈曾焘曾指出的,人们在讨论五四运动时,往往没有注意到其有三种不同层面:事实本身如何?过去是什么?以后又变成什么?{1}

   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有时过于聚焦,而忽视了同时发生的其他事件。人们总是喜欢将“五四”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界标,此后的任何事件都与其挂起勾来,而不仔细分析哪些变化真的是缘于文化思想的刺激?哪些变化又是政治环境所造成的?也许我们要更加注意南北和会失败后中国各政治派系图谱新的组合,而不是仅仅将注意力放在一些新文化领导人的言论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活动上。本文讨论的五四运动,便主要指1919年5月4日及以后两个多月中,在北京及其他各地发生的包括学生及各界民众在内的群众运动,不包括前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讨论视角则主要聚焦于派系政治问题上。

   此前众多讨论五四运动的论著有时也稍微提及派系政治在其中的影响,但大都一带而过,把其归咎于安福系或日本方面的偏见,或外人的造谣,并未就其所举证据进行考辩。对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末次铃子及刘永明的论著已有详细的研究,{2}但是对于其他派系在运动中起到何种作用,以及与运动过程的进展关联性如何,国民党与其他各派系间之联合与分裂情形如何,对运动造成何种影响等问题则未论及。

   如周策纵的名著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对五四运动作了细致研究。但其对当时酿成运动的政治环境缺乏了解,尤其对北京的党派纷争与“五四”前夕南北方面的政治变化几乎没有认真着墨。中国在凡尔赛会议上的失败未必一定会带来暴风雨般的学生运动及民众大规模的反应,此中必然有动员者与宣传者,以及种种身份的参与者。他们的活动才是导致事件突然发生的主要原因。周同其他研究者一样,将许多党派团体或者准党派团体当成是民众自发的团体,因而对于民众政治热情有过高的估计。{3}陈平原等人认为“五四”之所以能发生,与当时大总统徐世昌对知识界的宽容政策有关,五四运动的展开有赖于徐的“偃武修文”的治国策略所营造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不过他也注意到外交协会与林长民在煽动民众情绪中的作用及研究系人对学生的援助。但是该书对研究系人褒扬过甚,力赞其爱国一面,而忽略了其热衷于党争的一面。{4}尤其对徐世昌与研究系的关系没有进行必要的探讨。

   其他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也曾注意到研究系人与五四运动间的关系,这其中特别关注的是梁启超与林长民。{5}欧阳军喜的研究已经点出五四运动起源的一些关键因素,他对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着“铁路统一案”与“山东问题”的斗争开始重视,并认为五四运动虽因外交问题而起,但其中杂有许多内政的因素,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动和文化变化的结果,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分化互动的结果。不过由于他的论文的讨论对象是林长民,因此便过多地聚焦于林个人的行动在此复杂事件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当时政治派别,尤其研究系及联盟党派的内部整合关系与动员策略。除国民党、研究系之外,其他政治派系与五四运动之关系,学界讨论得更少。

   探讨五四运动的起源,我们可能要打通时空的自我束缚,将此事件放置于广阔的民国初期的政治背景下来讨论,在时间上不仅要注意到1919年前后的史事的内在联系,也要关注政治变化潜在的脉络。在空间上,不仅要关注北京、也要关注上海、天津、广州,甚至南京、汉口等地政治势力的互动。在相关背景上,更要将此事件相连的众多重要事件乃至一些不可忽略的细节弄清楚,不仅要注意表面的公文来往以及报纸消息,更要注意幕后的策动情报与信息披露。如果我们能将运动发动者与反对者的言辞与行动放在一起分析,而不仅仅凭单方面的记载来作判断,史事之明了方有可能。同时,单纯把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归因于某个人的活动也是不完全的,容易把一些政治派系内部酝酿已久的策略视为个人的即兴发挥或偶然表现。

   对于民初历史研究来说,梳理清楚当时纷繁复杂的人事脉络,以及幕后细节,或团体活动实际,可能是最为困难的事。尤其像五四运动这类重大历史事件,由于牵涉面过于广大,介入其中的势力又极为繁多,掩盖真实动机的宣传报道与陈述也铺天盖地,陷于此种杂乱的信息洪流中,后来的研究者几乎无法彻底洞悉当事人的底牌,如何从其中找出相对较为妥实的事件演化轨迹也绝非易事。本文只能依据目前所见资料,努力弄清“五四”前后国内政局的实际变迁脉络,理清相关当事人或利益相关人的行动表现,并考察种种政党派系以及社团的大致内幕。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对五四运动之形成史,可以提出比较新的看法。

  

二、风潮背景:内外政局变化与派系势力消长


   如果我们要清楚了解五四运动为何在北京突然爆发,为何又很快席卷全国,成为重大的风潮,那么,我们首先就要了解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内各种政治派系的源流与斗争。尤其要对与“五四”关系最密切的前进步党人,及国民党内部诸派系在民国初期之势力演化有足够的认识。同时,对以段祺瑞为首之安福系的形成,及其与所谓“北洋文治派”之矛盾,乃至袁世凯逝世前后北洋各派军事势力的角力,南方军事派系与北洋军人集团的利益冲突等,我们也必须弄清楚。

   今人往往会把当时之中国,想象成为一个民意发达的时代,将“群众运动”与“群众的运动”等同起来,对运动政治之实际,却缺乏兴趣或耐心去仔细探究。对这些派系之间纵横捭阖的现象,及其与北京“五四”风潮形成间的关系,学界虽然有人注意,但囿于既有认识框架仍倾向于从新与旧、激进或保守,或民族主义意识来区分。如张朋园、周策纵等学者即如此。{6}尽管后人记载提及此事内幕甚多,{7}但均不大为人所采用。当事人如曹汝霖之讲述,更多被视作是片面之言辞。{8}

   1919年5月4日,北京之所以能够发生学生风潮。个人认为至少与三种力量的互相配合紧密相关。首先是在处于安福系包围中的总统徐世昌及其潜在势力。其次,则是当时参与政府或在外围的研究系势力,他们包括在巴黎传递信息的党魁梁启超,以及在北京全力鼓动风潮的林长民,以及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还有熊希龄等。最后,则是在北京教育界拥有相当势力的国民党势力,最有名的当然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而其他各校的行政与教学人员也有许多该党成员或同情派。这三方面各有其政治打算,然而,其共同打击目标为段祺瑞之安福系无疑,也是此前种种政治利益矛盾无法调和的一种后果。这其中最为活跃的是研究系,学生上街及激烈行动与其策动直接相关。然而,徐、段之间的冲突也是当局在对待学生游行一事上态度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如教育总长傅增湘、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等人之态度可能均与徐相连。{9}蔡元培则起到两重作用,一方面是以北大学生为主的风潮能够成型,与蔡之努力有关。{10}另一方面,风潮之激化及扩大,部分也是缘于蔡后来的离校行动。

   就研究系或其前身进步党而言,论者谓其宗旨一贯系“与现有势力相结合,意欲乘机而指导之、改造之”,并藉此实现其政见。{11}辛亥以后,他们通过与袁世凯、段祺瑞之合作,曾先后在1913年、1917年两次组阁,然寿命均不长。尤其到1918年因安福俱乐部之成立,及安福系完全控制国会,研究系基本上已无法走体制轨道来重新取得“内阁优势”。此种内政权力之争,又潜含外交政策的严重分歧在内,既然研究系以英美势力为依恃,而段系更倾向于亲日,故在对日外交问题上便形成死结。在中央权力争夺上已处下风之研究系,如何联合徐世昌等“文治派”甚至直系(如冯国璋、李纯等)或西南系等武力派,以外交之力反制安福系,便成为“五四”前夕之重要政治暗潮源头。梁启超及汪大燮、林长民、熊希龄、范源廉等人之所以对巴黎和会一事倾注全力,通过与徐合作之外交委员会,以及所谓民间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国际联盟同志会”等,其用意也即在此。{12}

   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如吴景濂、褚辅成之“益友社”,孙洪伊之“民社”,及唐绍仪之“政学会”,乃至孙中山、蔡元培等诸多人物。不过在“五四”一役上,各方似均能将恩怨暂时搁置,全力对外。如吴景濂与蔡元培之联络,{13}唐绍仪与孙中山之合作均是例子。{14}徐世昌此时似与旧国民党各派系间均有联系,研究系更倾向于联合孙中山、蔡元培等系统,国民外交协会便是其势力结合的产物。三种势力的合作,加上青年学生之热情易动,便造成了北京之“五四”一幕。另外,梁士怡为主之旧交通系,此时因与安福核心人物徐树铮交恶,亦与林长民等研究系人结合。{15}以曹汝霖为领袖之与安福系合作的新交通系,因对日借款等坐拥厚利反成为各方攻击之靶,{16}所以曹氏后来被反对派列名于“三大卖国贼”之首。

   徐世昌继任大总统后,以和平统一为号召,南北和会是焉开幕。然而,此一会议,实为徐氏欲藉此与南方势力合作之资本,国民党内之政学会首脑唐绍仪也以西南军事势力(主要与广东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一派相结合)为依靠,企图通过联合其旧友徐世昌重上舞台中心。{17}但徐既无法整合北方,唐绍仪也无力左右南方其他势力,安福系则视南北和会为徐为抵制段祺瑞之计谋,{18}和会流产乃属必然。当研究系全力策动之“五四”风潮爆发之后,徐、唐等人的关注焦点也随之而转移。研究系方面,如熊希龄等人对和会似较感兴趣,他们利用“平和期成会”为之鼓吹,{19}并将此问题与外交问题直接挂勾。熊氏曾在1919年4月26日给赵竹君的电报中,为外交部电令巴黎中国代表与日本同签和约一事,愤愤不平,希望“南北代表会议愈速愈好,宁愿有恶国会,不愿有恶政府也。望公密告少川,设法迅结,能于五月十一日以前蒇事更妥。否则,此期内亦不可停顿破裂,因德国媾和签字在此期中,且看欧局如何再定方针。”{20}但南北和会终至破裂,安福系决定对南方采取强硬政策,各地之五四运动始大规模展开。

  

三、从舆论到团体:群众如何动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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