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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形塑党国:1930年代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

更新时间:2020-04-30 10:33:11
作者: 冯筱才  

   摘    要:

   电影引进中国之初始, 就与政治宣传密不可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电影成为一种有效塑造党国形象, 让民众接受规训教育的快捷技术手段。从1930年代初开始, 南京当局曾大力推动电影教育运动, 杭州则是其重要地区。中国电影教育协会杭州分会及浙江省教育厅组织电影巡回放映队, 深入全省城乡放映, 电影成为民众了解“党国形象”的重要媒介, 民众也得以接触到电影这种现代事物。当然, 无论是教育影片的选择, 还是放映活动的宣传动员, 主要仍与南京政府“党国塑造”目标紧紧相连, 不过, 这种党国宣传实践也有其内在矛盾, 浮光掠影般的民众教育基本上不能取得实际成效。

   关键词:电影教育; 运动; 党国; 浙江;

  

   一前言

  

   尽管电影这种新技术与娱乐形式, 在晚清末年就已进入中国, 但却是在1910年代中期后才慢慢开始普及开来。这背后虽然有资本的力量, 但也深受国内政治的影响。正如文明戏兴起之浪潮是与当时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互相呼应, 电影业在中国的兴起及发展, 也是与辛亥后“革命党”人或其他政客的活动密不可分。

   1920年代, 当孙中山支持黎民伟在香港创办民新电影公司时, 北洋系统的周自齐正紧锣密鼓地开始与国际资本合作举办孔雀电影公司, 后者的计划最终未能全部实现, 但民新电影公司却随着北伐进展迅速成长。 (1)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中国电影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期, 许多力量都试图在这个新的权利场占据一个席位, 竞争激烈。南京政府开始试图规训电影从业者, 制订电影审查制度。为发挥电影这个“宣传利器”的功效, 奉行训政理论的国民党当局开始推行电影教育运动, 以电影教化民众的同时, 也完成向民众传送党国形象, 建构党国认同等任务。浙江省是推行电影教育运动最为积极的省份之一, 本文即拟以1930年代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为中心, 来研究其过程及其内在的问题。

   学术界对党国体制之研究已有多年, 但其重点仍在于制度性分析, 即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法令, 以及他们所采取的政策, 来分析这种体制内在的特点。 (2) 实际上,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体制在基层是如何推行的?如何与民众发生互动?“党国”如何通过一些渠道实现自我合法性建构?政客如何将“党国意识”渗入民众大脑?或在民众间建立对“党国”之认同?党国体制中之宣传事务如何进行, 其效率如何?尤其与本文最相关的, 党国宣传如何运用电影技术来实现宣传目标?电影业的发展与政治之关系如何?笔者认为, 这种具体实践尤其是与民众互动关系的研究, 对我们了解党国体制的实际内容大有裨益。

   固然, 电影教育运动并不从中国始。1928年, 由意大利政府建议, 国际教育电影协会在意大利成立, 总部设在罗马。1932年, 南京政府也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电化教育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并于次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罗马“国际教育电影协会”的中国分会。 (1) 但与一些国家的电影教育运动目标不同的是, (2) 政府不仅把电影当作是向民众传输科学知识或公民知识的管道, 也试图把党国意识通过电影植入民众内心, 以电影争取民众之政策认同, 并藉此建立其党国统治的合法性。

   电影教育当时似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英美路线, 即将电影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工具, 强调电影在科学教育中的作用;一条则是极权国家的路线, 包括意大利、德国与苏联等, 以电影为政治宣传的利器, 建构党国形象, 鼓动民众。南京国民政府当时显然偏向于后者, 从当时电影教育的主管单位, 以及高层支持者来看, 无论是蒋介石、陈立夫, 还是陈布雷, 以及各省党部, 主要仍是从政治辅助的立场来讲电影教育的功效。当然, 教育部门有时也呼应国际电影教育联合会, 对科普电影教育, 以及社会实态之拍摄有所注意。但就其主旋律来说, 依然是想通过电影达到宣传民族主义, 以及三民主义训政建国理念的目的。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电影政策, 大陆研究者多在描述电影教育政策及其思想内容。 (3) 李道新在其研究中认为: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试图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抗战建国”、“戡乱总动员”等思想策略, 以及教育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官营电影的制作与放映等推动民族国家建设, 却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4) 朱煜从国民党社会教育的立场出发, 肯定其将电影教育纳入民众训练的意图。 (5) 宫浩宇则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南京政府时期的电影政策分为:防范性电影政策 (主要指电影审查) 与建构性电影政策 (包括推动教育电影、发展国营电影等) , 探讨了这些政策产生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及其影响。 (6) 其实电影审查也含有浓厚的“建构性”, 其审查制度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规训立场;推动教育电影更带有防范民众受“不良电影”影响之意味。因此, 还不如按惯常表述将这两种政策分为消极性的与积极性的。

   实际上, 作为积极电影政策的电影教育运动, 在1930年代由南京政府发起并不是偶然。正如顾倩在研究中注意到的, 国民党把教育当作是训育, 教育电影往往被等同于国民党党政方针的宣传电影, 而娱乐功能的合法性基本上被取消。由于国民教育与党化教育混为一谈, 电影也成了“训政”实施的工具。 (7)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它与当时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不仅在时间上有同步性, 更有其内在逻辑。电影教育本身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一种重要宣传手段, 也是向民众灌输新生活要义的快捷办法。不过具体来说, 究竟国民党电影教育能对民众产生什么效果?其在各地又是如何具体开展的?我们不能根据国民党设计的意图来推测其政策实践乃至效果, 否则也无法解释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在政治宣传与民众运动上的失败。电影教育或者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党国政治”运行实态的一个窗口。

   浙江省, 尤其是杭州市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表现极为热烈, 从形式上来看, 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在此过程中发展规模也甚大。因此, 本文将先讨论南京政府对电影与党国宣传关系之基本看法, 再考察浙江省尤其是杭州市电影教育运动的基本过程, 藉此来审视新生活运动的一些实际内容, 并分析其与党国意识形态塑造之间的关系。

  

   二电影、党国与宣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 电影宣传及管制就被提上日程。1927年8月, 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将戏曲电影视作是“社会教育及主义宣传”的重要手段, 规定在上海演唱之新旧戏曲与放映之中外电影、均须交该部审查后才能放映。鼓励戏曲电影“宣扬三民主义或富有三民主义的革命性”, 体现“优良之国民性”, 凡违反三民主义者则加以禁止。 (1) 该部在闸北创办第一影戏场, 第一部拍摄的电影就是被认为“富有革命色彩”的《民族血》。 (2) 1929年3月, 教育部公布全国高等教育及普通教育之工作及计划, 以电影戏剧为推行社会教育之最大工具, 并拟订电影戏剧检查条例, 要求国内电影及留声机公司制映与灌入关于国耻教育之内容。 (3) 该部亦与内政部联合公布“检查电影片规则”16条, 合格影片首先应是“不违反党义及国体者”, 其次则为“不妨害风化及公安者”及“不提倡迷信邪说及封建思想者”。 (4)

   如果说电影检查是消极防止或从旁引导, 那么电影教育就是推行党国宣传的积极举措。1932年7月, 经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核准, 教育部主导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宣布成立, 宣称欲从积极方面入手主动介入电影业之生产与传播。该会称以“研究利用电影, 辅助教育, 宣扬文化, 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之发展”为宗旨。 (5) 据杭州影评人陆铭之透露, 当时中国教育电影运动是由“中央党国先进陈立夫先生、叶楚伧先生、褚民谊先生等”指导下进行的。 (6) 这一点也确实可以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活动中看出。叶楚伧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身份, 担任该会候补监察委员;褚民谊则以行政院秘书长身份担任常务委员。陈立夫当时正担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 他不但参与电影教育协会之策划, 还担任教育协会常务委员兼编辑组组长, 对该会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如电影教育协会订定的电影取材标准5项 (发扬民族精神, 鼓励生产建设, 灌输科学知识, 发扬革命精神, 建立国民道德) , 就是根据陈在《晨报》上发表的《中国电影事业的新路线》一文来制订的。 (7) 此一标准虽有推行科学教育与社会生产之意涵, 但党国教育则是主要内容。无论是“民族精神”、“革命精神”或“国民道德”, 都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进行定义的, 也是训政理论中人民训练的重要目标, 其实“生产建设”及“科学知识”, 也是表达这些党国要人对“健康国民”的想像。

   陈立夫热衷于电影教育, 一方面与当时蒋介石大力提倡新生活有关,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个人文化观念及政治思考。1934年3月, 陈立夫发起“文化建设运动”, 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以蒋介石为名誉理事长, 陈自己任理事长。该会提倡“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根据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文化”。 (8) 电影教育则成为这些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重要舞台, 也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对电影性质的看法。

   20世纪30年代, 中国电影界围绕电影性质, 即“软性”的还是“硬性”的, 有过一场讨论。 (9) “软性论”者认为电影应是给观众以感官上的娱乐, 所以影片应该是“罗曼蒂克的, 肉感, 滑稽的”;“硬性论”者则认为电影的最终目的不仅是娱乐观众, 而应教育观众, 给观众以精神上的滋养, 影片应该是而且必然要是“写实主义的, 内容充实的”。 (10) 无论这种观点是来自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党派差异, 讨论本身就已说明电影不再被认为是单纯的消遣娱乐。有人甚至认为, 电影是社会特殊阶层利用它统治一般小市民思想的工具。 (1) 由于国民党的文化宣传立场更偏向于专制主义, 强调国家对民众教化以及训练负有无上责任, 因此, “硬性电影”在报纸争论中占优势是理所当然的。这背后所折射出来更具体的问题则是:电影的功能是什么?电影工作者应该给观众提供怎样的电影?

   当时杭州的著名影评人杜蘅之曾发表文章, 认为国民政府及“社会名流”都出来提倡“民族电影”和“教育电影”, 是对民营公司电影出品不满的一种反应。杜称上海许多电影公司曾出了“许多非驴非马, 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欺骗大众, 所以, “我们应该提出几个大的目标, 指示各制片人一条光明大道。倘若政府当道规定几个目标, 严格地要私人影片公司做到, 这便是统制电影的初步了”。他认为, 中国电影应认定三大目标向前发展:第一是培养民族意识, 第二是灌输公民教育, 第三是改进艺术性的作品。 (2) 政府则应该积极承担起“解救”电影的责任, 群众与影商均是不可救药, “因为人性是向下的, 影商们的眼里又只有钱”, 因此, 只有握有统制文化权力的政府与站在影圈之外领导群众的觉悟者一起来发起电影改造运动, 才能“将电影从金钱的奴隶者的地位救了出来, 赋予独立的人格和教育的作用”。 (3)

为说明这层意思, 杜蘅之还同时举苏俄 (联) 、法西斯国家为例, 说明电影的教育功能。他引用列宁的话说, “‘在一切艺术之中, 电影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话不是夸赞电影的艺术价值的丰厚, 而是羡慕电影的社会作用的庞大。”他同时写到,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当然更不会把电影放松的, 他们要使每部都成为宣传法西斯或‘那西’的工具, 同时对于一切反意识的影片采取绝对排斥的政策”。 (4) 站在国民党立场的影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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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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