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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波考克如何为马基雅维利辩护

更新时间:2017-07-18 16:50:58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摘要] 1958年,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出版了《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暗中将“美国主义”与“马基雅维利主义”联系起来,重新挑起了美国立国原则的是非之争。1975年,当代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学派——“剑桥学派”创始人波考克出版了近六百页的大著《马基雅维利时刻》,回击施特劳斯。施特劳斯一派和“剑桥”一派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两派的思想冲突也是当代西方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景观。通过两派的尖锐论争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界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与西方当下的政治问题有着紧密的现实关联。

  

   无论伯林还是波考克和斯金纳都清楚,把马基雅维利视为“邪恶的教诲师”并非施特劳斯发明的观点,而是自16世纪直到20世纪都不断有西方思想者持有的老派观点。要彻底扭转这样的出自道德常识的观点,得坚持不懈地提供富有学理的说服教育。这类说服大致有两种方式:要么是哲学辩驳式的说服——比如伯林的《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要么是史学叙述式的说服——比如波考克和斯金纳的思想史论著。比较而言,后一种说服方式有效得多。毕竟,一般智识人的思辨兴趣和智识能力远不像人们估计的那么高,相反,史学叙述更能引人入胜,而且让人觉得自己是被“史实”说服。事实上,马基雅维利以及孟德斯鸠的主要著作都带有这样的史述性质,从而使得他们所要传达的政治观念显得具有史实式的说服力[1]。用我们的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由此可以理解,斯金纳在普及性小册子《马基雅维利》结尾斥责施特劳斯及其门生时特别补充说:“史学家的职分(the business of the historian)理应是做记录天使(a recording angel),而非执行绞刑的法官(a hanging judge)。”[2] 言下之意,施特劳斯及其门生的思想史研究撇开历史的具体语境,把自己的哲学观念“私货”塞进历史中的思想“语言”,有违“史学家的职分”。相反,斯金纳自己以及波考克这样的思想史家才是忠实记录史实的天使,他们的使命仅仅是“重新揭示过去”(to recover the past)。

   何谓“史实”?波考克崇拜吉本(Edward Gibbon)这样的史学家[3],吉本则把伏尔泰视为自己的史学导师。正是这位伏尔泰说过,史料杂乱无章,唯一“连贯清晰的图画”是“关于艺术和科学的史料”以及关于国家治理的史料。换言之,“连贯清晰的图画”其实是史学家自己头脑的产物,或者说需要史学家放进史料中去的“图画”。任何史学都是史学家按照自己的“文明”观或政治信念来组织史料的一种“方法”,没有“观念”也就没有“方法”。从而,所谓“史学方法”不外乎是一种懂得按自己需要看到的东西来组织史料的“技艺”[4]。

   波考克的思想史史学方法以“历史语境”分析法著称,与伏尔泰一样,他希望用这种方法组织史料以便看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他需要打造一种公民人文主义式的“共和政治传统”及其在“盎格鲁-美利坚政治思想”中的发扬光大[5]。正如基佐的史学能够建构出一部“代议制史”,阿克顿的史学能建构出一部“自由史”,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致力于重构“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我们应该清楚,波考克的思想史研究并非来自施特劳斯的激发,而是缘生于他所在的史学专业。二战之后,随着美国崛起为世界性强国,英美史学界兴起美国立国的思想史研究,波考克的研究就来自这一“专业”领域。[6]然而,在将近十年的写作过程中,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尤其《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显然是波考克的巨大绊脚石。从波考克的《先知和法官》一文可以看到,他对施特劳斯就马基雅维利所下的历史评判早已忍无可忍,因此才接受斯金纳建议的“马基雅维利时刻”这个颇具论战性的书名。[7]波考克对施特劳斯摆出针锋相对的强硬立场,让我们中国人作为旁观者看着实在过瘾。毕竟,他直接挑明了施特劳斯并未明言的问题:如果老派的西方人认为马基雅维利“刻意传授邪恶”(《思考》,页2)的观点没有错,那么,美国的立国原则就与“邪恶的教诲”有隐秘的思想史上的渊源。

   其实,波考克的这部大著全书15章,仅两章专论马基雅维利。如果说伯林凭靠其“价值多元论”为马基雅维利提供哲学辩护,那么,“剑桥学派”则力图为马基雅维利提供“历史主义”的哲学辩护。在斯金纳看来,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的确,《马基雅维利时刻》这个书名取得颇有用心,它突出了波考克这部大著刻意具有的矛头指向:回击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利的历史评判。如斯金纳所说,他自己和波考克都致力于“使马基雅维利回复到他的观念起初形成的那个世界”[8]。换言之,展示马基雅维利身处的“历史语境”是为马基雅维利洗脱道德“污名”的有效途径。就此而言,与伯林的《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的哲学式辩驳相比,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的“历史语境”式辩驳看起来显得有分量得多。

   马基雅维利的“历史语境”或“时刻”是波考克凭靠其“古典共和主义”政治信念建构起来的,这首先且尤其体现在《马基雅维利时刻》的第一部分。如其标题所示,这一部分讨论的是“特殊性与时间:概念背景”。既然《马基雅维利时刻》已经被视为“剑桥学派”的“史学写作方法的示范”(《时刻》,页581),我们应该认真阅读这一部分。坦率地说,波考克要讲的道理并不深奥,本来不难明白,但他的表述实在有些深奥艰涩。可以设想,波考克很可能力图让自己的这部思想史的史学论著同时具有哲学品质或高度,或者说让自己显得具有哲学思辨能力。波考克的确曾经表示,自己不愿被称为intellectual historian[思想史学家],他宁愿称自己是historian of political thought[政治思想的史学家]。[9]言下之意,他并不甘于做“记录”史实或展示“历史语境”的“天使”,他要做有自己的“政治思想”的史学家。因此,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第一部分努力让自己更多显得是个哲学家,而非史学家。

   探究哲学或政治思想问题就一定要把表述搞得来像黑格尔哲学那样深奥艰涩吗?柏拉图的哲学思考不可谓没有品质或高度吧,但他却主要通过苏格拉底这个人的具体生活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思考。这让笔者突然想到:苏格拉底不是也有其“历史语境”或“时刻”吗?我们能够认为,仅仅由于马基雅维利和苏格拉底的“历史语境”或“时刻”各有其特殊性或偶然性,他们的政治思想才截然不同吗?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大家的思想及其“特殊性”,究竟是因为“历史语境”或“时刻”不同,还是因为其个体的性情德性的差异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来阅读《马基雅维利时刻》的第一部分,说不定我们会有额外的收获。

  

波考克如何反驳施特劳斯

  

   《马基雅维利时刻》开篇第一句话就具有针对施特劳斯的挑衅性:“本书贯穿始终的意图是,在一种正在形成的历史主义语境中(in the context of an emerging historicism)描绘现代早期的共和主义理论”(《时刻》,页3)。我们记得,《自然权利与历史》第一章抨击的正是在英美学界占支配地位的“历史主义”。波考克的表述不仅强硬地宣称自己就是“历史主义”者,还把“现代早期的共和主义理论”(early modern republican theory)与“历史主义”的“形成”绑在一起。这无异于说,“历史主义”与现代的“共和主义”相互支撑,或者说,“历史主义”的正确将证明马基雅维利式共和主义的正确,反之亦然。

   波考克知道,“共和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既然是“理论”,当然就是观念性的东西。用观念来“对待特殊和偶然的事件、对待作为偶然事件之维度的时间”,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习惯。不过,这种习惯难免带有一个内在矛盾或困难:“观念”寻求普遍性,但“观念”本身却来自特殊的生存处境,而且,提出“观念”是为了解决特殊处境的生存问题。显然,波考克凭靠的哲学与其说是“观念论”,不如说是“经验论”。其实,近代西方哲学的“观念论”与“经验论”之争迄今没有决出胜负。胡塞尔(1859-1938)强硬地提出“现象学观念”,矛头直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以哲学观念的新设想建立的自主”以来的“新科学”,力图克服由此导致的“西方科学的危机”,就是充分证明[10]。波考克径直把“经验论”的哲学观用于研究历史中的政治思想,表明他并未在哲学“观念”的根基问题上下过功夫。他说,作为一种政治“观念”的“共和”论,指的是推崇“共和政体或亚里士多德式的城邦”。这种“观念”既具有“普遍”(universal)性质——因为“它的存在可以为其公民实现人们在现世生活中能够实现的全部价值”,同时又置身于变动不居的充满“特殊和偶然事件”(particular and contingent events)的历史处境之中(《时刻》,页3-4)。“共和主义”与“历史主义”成了相互证明甚至二而一的东西:历史主义的形成就是现代共和主义理论的形成。因此,波考克说,“共和理论可以被称为历史主义的早期形式”(to call republican theory an early form of historicism;页4)。

   由此可以理解,《马基雅维利时刻》的“第一部分”为何会题为“特殊性与时间”。显然,波考克打算从“特殊性与时间”(particularity and time)出发来检验西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种种政治观念的有效性。对于波考克来说,政治“观念”的实际有效等于正确——这不仅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要核之一,也是“经验论”哲学观念的反映。换言之,“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价值,其正确性仅仅来自特殊的历史处境,而非来自哲人所构想的某种自然法则观念或神学家们所信靠的上帝观念。可以说,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利背弃古希腊哲学传统和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指控,波考克照单全收,并对施特劳斯说:没错啊,但这恰恰表明马基雅维利了不起!毕竟,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传统观念不能让人应对“特殊和偶然的事件”,或者说不能恰当“对待作为偶然事件之维度的时间”。这就好像日常生活中可能有人对我们说:你满脑子的“做好人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不管用,到处有特殊的而且偶然出现的险恶之人——扔掉你的“做好人观念”吧。

   所谓“作为偶然事件之维度的时间”这个哲学化的表达式听起来有些儿抽象,其实波考克指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历史”,只不过他强调:“历史”的特征是充满“特殊和偶然的事件”。按照日常理解,所谓“历史”指世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或具体的人类政治共同体曾经有过的生活经历。无论“事件”还是“生活”都处于时间之中,而且都发生在具体的地缘处境,从而无不具有“特殊性”。可是,波考克告诉我们,“历史”这个语词的传统含义竟然庶几等于“习惯”“神意”“命运”等等(《时刻》,页4)。换言之,西方传统的历史观向来按不受时空限制的普遍范畴来理解“历史”,无视“历史”中充满“特殊和偶然的事件”。波考克告诉我们,直到中世纪晚期甚至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智识人才觉得,“特殊要比普遍更难以理解、更不合理”。毕竟,“历史”是“特殊现象、时间中的特殊事件”,以至于人们只能“把偶然性的领域视为历史”(《时刻》,页9)——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时刻”在哲学上的历史意义。

对波考克来说,基督教神学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结合而成的经院哲学堪称典型的排斥特殊和偶然现象的思维方式。波考克没有考虑到,他的这一论断来自教科书式的哲学史,从而可能受到深入“历史语境”的观念史学家的挑战:关注特殊和偶然的新“历史”意识其实恰恰源于经院哲学。[11]不过,观念史学上的专业纰漏应该算是疏忽,波考克毫不犹豫地把中世纪经院哲学直接等同于原本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神学本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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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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