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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等:儒耶佛对话当代人的心灵世界

更新时间:2017-06-02 09:08:31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陈赟   刘文瑾   成庆  

   对话者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陈 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刘文瑾(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系)

   成 庆(上海大学)

  

   许纪霖:各位同学,晚上好!这几年,华东师范大学有很多学术讲座,同学们目不暇接。但我总觉得在樱桃河畔,少了一些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氛围,那就是人文氛围。所谓人文,当然与学术有关,却又不是学术能完全代表的。因为学术有关我们的大脑,但人文却与我们的心灵相关,这个心灵就是我们的精神所在。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特别组织了这样一场“如何安身立命”的对话。之所以要谈这么一个题目,是因为这几年我们很多学生,虽然生活很忙、能充实,却总是感觉精神有点空虚,不知道整体忙碌究竟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在青春时代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和虚无感。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心理问题,好像可以通过现代的心理学加以测试和解决。我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非常迷恋心理学,后来碰到北京一个朋友,他从耶鲁毕业后,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书,他对我说:心理学解决不了人生终极的问题,还是要靠宗教。我当时有点儿将信将疑,慢慢地,随着我自己年岁的增长,发现这位朋友的话是对的。生命意义的问题、如何超越生死、如何面对苦难、如何让自己安身立命等,在现代学科的各种知识里面,很难找到终极性的答案,但是在人类的各大宗教当中,却有非常丰富的资源。

   于是,今天的ECNU-UBC思想论坛第4期请来了3位年轻的嘉宾,一位是哲学系的陈赟教授,他对儒家有非常深邃的研究,也有深切的生命体验。第二位是中文系的刘文瑾教授,她研究法国文学与哲学,同时也研究西方基督教,在这方面也有深切的生命体验。第三位是从历史系毕业的校友,在上海大学系任教的成庆博士,他是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同时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今天特地把这三位请来,做一场儒、耶、佛关于如何安身立命的对话,来回应当代人的心灵世界问题。希望给同学们有一个多元的思考和选择的空间。

   作为主持人,我先抛出一个问题,是给所有三位老师的:今天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这个世俗化意味着什么?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话说,世俗化是一个除魅的时代,似乎不再需要神了,或者说是一个多神的时代了。在世俗化社会,许多人只供奉一个神,那就是赵公元帅[1]。许多青年学生,则追求人生的成功,而所谓的成功,用郭敬明的话说,就是站在权力和财富的制高点上,这就是现代人的安身立命。但是很多人却不满足于追求金钱和成功,觉得即使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内心却更虚无了。上海的土豪圈里面流传的一句话说:“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今天许多中国人因为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感觉到内心的空虚,并因此带来了整个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失序。这种道德秩序和心灵秩序的乱,原因究竟何在?我们先请三位研究儒家、基督教、佛教的学者给我们诊断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心灵的病症,它的心魔究竟在哪里?先请儒家的代表陈赟先讲吧!

  

   陈赟:非常感谢许老师!其实这个话题我不太擅长,尤其在儒学大红大紫的时代,我反而想做一个沉默的人。其实许老师刚才已经给这个时代做了一个诊断,他用韦伯的“除魅”、诸神之争、虚无主义,等等这些词语,给我们刻画了这个时代的危机。有三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形势大好、秩序大乱、人心大坏。如果用传统的中国话来讲,这个时代的人,很多时候不仅是损人利己,他更伤天害理,所以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大的症结所在。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太同意把所有这些现象作为一个首先或首要的时代危机症状。因为在我看来,从一个儒学的或者儒者的立场出发,这样一种对问题的判断,实际上已经把责任归因于时代、归因于社会,从而使我们自己可以推诿、可以逃脱这个责任。

   反言之,如果说我们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首先是在于我们自己。当每一个人放弃了他对自己责任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东西,比如刚才许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形势、人心、秩序等等,这些东西才会接踵而来。我相信,即使在天下无道,社会最黑暗的时代,一个人仍然可以尽自己对自己的责任,依然可以过一种美好的生活。也就是说,我认为首先我们把问题的答案交给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找原因,这是我回答这个问题基本的方向,这也是儒学“反求诸己”,或者“求诸己而不求诸人,有诸己而不非诸人”的这样一个自省的方向,也就是儒家讲的“为己之学”的方向。

   自己对自己的责任,自己尽自己的本份,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非常平常的话语,也许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徘徊了很多年以后,才能够回到它的朴素性和简单性上面,因为我们现在太喜欢来自天堂的声音,而忽视脚下的大地。太向往崇高庄严的精神,而忽视我们身体的节奏。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面临着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心已经不能倾听来自身体的声音和节奏。因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从从容容,从容意味着心灵或精神跟从我们的身体的节奏,我们身体不仅仅是“我”的意志、“我”的精神的表达与载体,在这个身体内部,更传达着来自某个超出我们知行控制能力的更大秩序的召唤,这就是儒家讲的“天的机制”。比如说我们身体的时区感,就不是来自我们的意志,你从上海飞到波士顿以后,时区就变了。为什么会变?因为太阳与我们发生了关系,所形成的光线感变了。身体当中生物钟的节奏,实际上不是由我们自己,而是来源于天的。所以,当现代政教体制将身体所体现的生物性与精神性分离,并将生物性下降为机械装置或自身没有意义的虚无性的容器时,它其实已经为观念与价值对身体的侵占与僭越做好了准备,由此才有卡尔·施米特所谓的“价值的僭政”与牟宗三所谓的“观念的灾害”,而这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是如此普遍。

   从这里可以引发出很多的问题。如果再上升一步的话,把它放大为一个社会问题、时代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今天社会组织的形式、社会政治的形式,以及所有组织化宗教的形式,实际上都是通过转换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志价值,而去征服、使用我们的身体。比如说那些组织化的宗教,就好像是心灵市场的供应商,他们为了扩大其市场的份额,它要使它的价值得到更有效的传播,那么它就必须要把身体首先虚无化,把你生命虚无化。只有你生命、身体虚无化以后,那么价值的植入才变得非常必要。我们今天的社会政治和所谓组织化宗教的方式,它采用的都是这样一种观念动员与话语组织的方式,而且已经达到了非常高妙的境地,它让你感觉不到动员,让你感觉不到组织,因为它是一个内在的方式渗透到组织里,所以通过对你的意志、通过对你植入价值,来达到对你的使用,从而生产它所需要的那样一个主体。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认为当代的心灵危机可以归结为一个时代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换而言之,如果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话,我认为今天在这个“心灵危机”词语下表达的,既有我们个人对自己责任的放弃,更有社会政治、教化体系对个人的支配与占据。

   这个道理并不那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往往认为精神是崇高的,价值是伟大的,而卑微的只有身体。但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想,其实你的身体、你的感官,自身一般从来就不会犯错误、出问题。犯错误、出问题的,是经由你的意识、心灵、精神所达成的一个判断。因而疾病本身与其来自身体,毋宁说来自我们的病态的精神与心理对身体的不当或过度使用;对疾病的治疗不可能仅仅只是生物性的,健康要求的延展反而必将涉及心理与精神的状态与方式之调整。

   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儒学要求我们正视我们的身体,当然我讲这样一个东西,主要是针对我们这样一个诸神之争、价值多元的时代。针对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提出身体、生命当中有其自发性的节奏,这里面有不能为我们所命名、所理解的那样一个秩序。在儒家,这就是天。当然,天并不是一个彼岸的上帝,不是一个救世主。而就是那样一种没有做,它却做了;没有为,它却为了的一种运作方式或秩序结构。

   一旦我们顺应、倾听来自我们生命中的天则,我们就会改变思维,倾听我们的身体,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从容不迫。因为我们今天,无论社会组织的节奏还是你个人生活的节奏,都处在一种被调动、被动员起来的状态,它使我们疲惫、使我们繁忙、使我们忧虑,但却从来不会导致安顿下来的舒展感,而这恰恰就是现代社会治理高超的技艺。

   许纪霖:陈赟老师毕竟是哲学系的,我也只听懂了70%。的确,哲学令人敬畏,而且讲的是儒家的哲学,过去儒家把灵与肉,身体与灵魂二分。身体代表着需要克制的欲望,而精神和灵魂是高尚和纯洁的。但是,今天陈赟老师特别强调要正视我们的身体,倾听我们身体的声音,关于灵与肉的二分,这不仅是儒家的,基督教也有类似的灵肉二分。那么,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当代世界的病症在哪里呢?现在我们就请中文系的刘文瑾老师的发言。

   刘文瑾:我不敢自居为基督教的代言人,今天坐在这里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刚才陈赟老师一直在说正视我们身体。我接着这个句子,我希望说正视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命运是什么?刚才许老师在做开场白的时候就讲到“我们这个时代”,马上我们就进入到两个词的定位,我们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我们是一个“现代性”的时代。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同学,是否理解什么叫做世俗化、什么叫做现代性。

   世俗化,就是说我们进入到一个理性化、科学化时代,我们不再相信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可以说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神。另外一个取代神的是什么呢?是艺术。我们一方面在追求非常科学、非常理性化的东西,我们受不了科学、受不了这种理性僵化的时候,我们寻找的是什么,我们寻找文学艺术的慰藉。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科学和艺术取代了过去的神。现代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在生活。

   这样的理性化时代,意味着什么呢?理性化时代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很重要的书里面一直在说的。这本书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是一本奠基之作。可以说他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马克思同样重要。马克斯·韦伯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就在于他跟卡尔·马克思一样,试图对现代社会进程提出一个解释。他的这个解释,我粗略地说,他想要从文明、人的灵性、精神的方式,对我们现代性进程进行一个解释:为什么我们人类会进到今天?为什么我们中国会跟过去的时代有一个断裂?这个断裂的发生是由于什么?韦伯说,西欧有一种新教伦理,促使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而且只能够在西方产生。

   为什么只有新教伦理才能够促使这种资本主义产生?首先他对资本主义有一个定位。资本主义不等于一种盈利欲,并不只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并不只是一个欲望无限化,这不叫资本主义。如果这个叫做资本主义的话,我们中国很早以前就有资本主义,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文明都已经有资本主义了。他的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理性化的获得欲望。这种理性化是有约束的、有边界的。人有一种宗教感。这样一种努力的劳动、挣钱,背后有一种神圣感。人们觉得这样是在成就自己、也成就社会,因此必须以对自己、对社会、对他人负责的方式挣钱。甚至挣钱不是最高的目标。为了达到最高目标的时候,他可以放弃挣钱。挣钱是有约束,有自我节制的。这样一种自我节制的欲望才是最初的资本主义。

今天全球进入到了这样一种理性化的时代,是在这样一种理性化时代的背后,这样的法理基础,决定了我们现在整个生存的面貌。韦伯说,现代性的特点就是过于“祛魅”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入到一种理性的计算当中,但是这样一种理性的计算——大家知道这是一种经济理性的计算——它的发展去除了原先宗教的源头。如果我们说它开始有一种新教伦理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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