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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文 高渊:我与中国农村50年

更新时间:2017-04-06 15:36:11
作者: 陈锡文 (进入专栏)   高渊  

   北京,博学胡同一号。

   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筑,并不起眼,但位置特殊,隔着一条窄窄的府右街,与中南海紧邻。而且大门口只有门牌号,以及站岗的军人。这些都说明,这里只是外表普通。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在这个院子里。在二楼,67岁的陈锡文走过来与我握手,微笑着略作几句寒暄,便开始了我们历时三个半小时的长谈。

   如果从他1968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算起,他已经跟中国农村打了近半个世纪的交道;如果从1978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算起,他研究中国农村已近40年。去年6月,陈锡文卸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但仍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与思考,并未停歇。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陈锡文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更被视为中国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也被称作是真懂中国农村的官员。

   他当年人民大学的老同学周其仁曾对我说:“锡文黑黑的,很朴实,长得很像农民,他平等待人,非常有思想,保持了这些年农村政策的延续性。”

   陈锡文生于上海,有不少人开玩笑说:“一个上海人居然管了这么多年中国农村。”我问他现在还能说上海话吗?他马上用上海话回答,谦称说得马马虎虎。

   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没有人进来打扰,水也是陈锡文自己倒的。无论是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是转基因等热点问题,或者是对中国农村未来的思考,陈锡文有问必答,非常坦率。他拿着一杯茶,无需任何提示,所有数字都信手拈来,这么多年的农村政策都印刻在他的脑子里。

   数年前,有位媒体同行曾说,陈锡文给她最大的印象是实在。我的感受则是,他不仅实在,而且深刻犀利。

  

第一章:管农业的上海人

  

   高渊:你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直接参与中国农村问题的决策。但让很多人惊讶的是,你居然是上海人。

   陈锡文:是啊,我祖籍江苏丹阳,出生在上海,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都在上海南汇县的周浦镇。解放前,我父亲从老家到上海工作,认识了我母亲,在上海成了家。

   建国后,国家需要培养干部,我父亲又去上了无锡文化教育学院,这是一所干部速成学校。他上学的时候我出生了,所以我叫“锡文”。他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老区建设,就去了泰山脚下的山东泰安中学教书,母亲也带着我去了。

   高渊:后来为何到了上海周浦?

   陈锡文:我母亲身体不太好,就带我从泰安回了她的老家杭州。到了我5岁的时候,父亲调动工作,分配到了当时还属江苏省的南汇县周浦中学教书,这样我们就在周浦安家了,后来上学一直在那儿。

   高渊:你初中毕业那年,正好碰上“文革”爆发?

   陈锡文:对,1966年我初中毕业,毕业前就乱了。一开始还有点热情,到了那年10月底,我觉得实在没意思,就约了几个同学结伴去南方,到没去过的地方去看看。那时候“文革”搞串联,坐火车不要钱。

   我们一路跑到海南岛,这时中央发通知了,要求停止乘车串联,徒步可以,如果人已经在外地,可以领票返回。我们就在海南岛待了一段时间,1967年的春节在那儿过的。回来后到学校看看,还是乱哄哄的,就回杭州了。


第二章:北大荒初识农业

  

   高渊:什么时候去的北大荒?

   陈锡文:到了1968年夏天,周浦中学给我发电报,说学校开始分配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招人,如果想去就赶紧回来。我马上就回去了,8月份报的名,9月中旬就去黑龙江了。

   高渊:你是主动报名去北大荒的,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陈锡文:我去的时候,毛主席还没有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所以我们这批人走的时候,基本上心态是差不多,既然有机会出去自食其力,那就去吧,别再让家里养着了。而且,当时把去黑龙江屯垦戍边的意义提得很高,我们都有点激情。

   到了1968年底,毛主席那个指示下来后,1969年就“一片红”了,大家都得下去。我们属于自愿的被动选择,所以也没什么好埋怨。

   高渊:具体到了黑龙江哪里?

   陈锡文:我被分到了黑河地区,是黑龙江纬度最高的地方。

   高渊:这是你第一次亲身接触农业吧?

   陈锡文:对,那个地方无霜期很短,一年只有110天左右,只能种小麦和大豆。我们所在的具体位置是五大连池,有水源,所以我们也试着种过水稻,但不成功。

   那时候机械化水平不高,即使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下雨就要拿着镰刀锄头下地干活。各种农活我都干过,后来到了机关,也经常要下去一起干农活。

   高渊:建设兵团的真实状况如何,生活苦不苦?

   陈锡文:兵团虽然也是务农,但跟农村差别很大。兵团的前身是农垦局,我们叫农业工人,在当时的国家职工序列上有一栏就叫“农业工人”。所以去了之后,至少是衣食不愁。

   后来不少上海知青到我们边上的农村插队,那待遇就不一样了,得自己挣工分,挣了工分才能分口粮和现金,还要看所在的生产队经营得怎么样。我们兵团是大锅饭体制,实行粮食配给制,像我这样的普通农业工人,一个月定量是42斤。

   高渊:除了吃饱,还有多少收入?

   陈锡文:我们的固定工资是一个月32块钱。但农业工人和工厂里的工人不一样,没有8小时工作制,需要干就得多干。当时兵团的算法是,这32块钱,刨除法定假日后是25天半的工资,折算过来,一天就是1.25元。

   在农场,尤其是基层连排一级的干部,都是当地老农场的工人,他们都想多挣一点。反正节假日也没事干,基本上每月要出勤30天,工资就有三十七八块。所以兵团和在农村插队很不一样,我们没有他们的那种后顾之忧。

   高渊:从18岁到28岁,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在黑龙江度过,你怎么评价那十年?

   陈锡文:不能说那一段对我有多好或者多不好,但毕竟从个人来讲,还是一段很重要的历练。

   我在那儿待了十年,其实真正在基层干活也就三年多。后来我做连队的文书出纳,再到团里和师里当新闻干事,编简报、办读书班、参加工作组下基层等,也有机会读一些书。

   这段时间让我了解了农业的不易,了解了节气,了解了各种作物不同的特性,了解春播夏锄秋收,了解了农业机械等等。另外,我们农场那些老职工,基本都是从山东、河北一带来的,最早都被称作“盲流”,因为老家吃不饱,自己跑过来了,本质上还是农民。所以,我对农业、农村、农民有了一些实际感受。

  

第三章:田埂上的广播

  

   高渊: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你是从哪里听到的?

   陈锡文:那时我正在柳河五七干校上学,算是后备干部了。这所干校在“文革”中很有名,跟现在的省委党校差不多。就在报到的当晚,我和几个同学吃过晚饭,到干校边的田埂上散步。这时,干校的广播喇叭响了,说要恢复高考了。

   我们一听都很激动,马上去跟学校请假。学校说这可不行,你们是层层审批推荐来的,要想回去参加高考,必须得到原单位批准。

   高渊:这个不难吧?

   陈锡文:我也是这么想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县城,给我所在的一师师部发电报,要求请假回来考试。但一连等了三天,根本没有回复。我想这样等下去不行,就跟学校打了个招呼,跑回去了。

   找到政治部主任,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不同意也得回一个电报啊。他说,我就在想,这个电报我回也不好,不回也不好,但如果你意志坚定呢,肯定自己会跑回来的。

   高渊:接下来一切顺利吗?

   陈锡文:我记得很清楚,照片交了,5毛钱报名费也交了。大概过了十来天,省里突然来了个通知,规定凡是25岁以上的,必须有高中学历,才能参加高考。我那时已经27岁了,没上过高中,这下真是踏空。

   高渊:这个政策是黑龙江自己制定的?

   陈锡文:对,这是土政策。当时黑龙江最大的忧虑是,来这里的外地知青太多,而且多数是从大城市来的,总体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如果让这些知青都参加高考,当地人可能就没机会了。

   就这样被退回来了,当然很沮丧。后来听说中央批评了黑龙江的这个做法。

   高渊:好在不到半年,1978年的高考就开始了。

   陈锡文:是的,77届那年是冬天考试,1978年春节过后开学。我们78届是6月份考试,9月份开学。考了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当时不要求考外语,我五门课总分是379分,还算不错。

   高渊:为何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经济系?

   陈锡文:填志愿比考试难,我完全不懂,就去请教那位政治部主任,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也说不大清楚,只说了一些原则,比如学校要好,专业要自己喜欢等等。

   我就问他人民大学怎么样,他说那当然好。然后我看了半天,发现有个农业经济专业,问他这是做什么的,他说反正跟农业和经营管理有关吧。

   他最后跟我说:“你毕业以后,至少可以回来当个农业会计。”

   第四章:杜润生的三句话

   高渊:听说人民大学还没开学,你就去报到了?

   陈锡文:我是人民大学1978年复校后,第一个报到的学生。那天是9月22日,有两个军人在校门口站岗,我给他们看了录取通知书,他们一脸诧异地说:“没听说开学啊,也没有学生来报到。”但还是放我进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兵团接到的通知是9月中下旬开学,然后我就去了哈尔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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