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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磊明 杨华:形势严峻,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

更新时间:2016-07-31 17:12:16
作者: 董磊明   杨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

   课题主持人     董磊明

   报告执笔人     董磊明    杨华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迅速传播。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厘清当前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及其与中国本土宗教势力的消长状况;进一步从乡村社会内部的视角来理解西方宗教,尤其是家庭教会和各种邪教得以迅速传播的社会因素。

   本报告认为,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后,已经完全取代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形式,成为我国农村主导性的宗教并且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这一过程还在加速进行。其社会背景除了西方宗教的传入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之外,主要是近三十年农村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结构性转换,农村出现了诸多个人、家庭和社会问题,亟待解決。而此时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形式在经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村改造和历次运动之后已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枝节性“复兴”也只是昙花一现,无法给予人们应对社会变迁的精神性满足,亦无法对抗话语体系、组织体系更强的信仰形式;另一方面基层政权从社会管理和私人领域中撤退,不再回应人们的这些需求。基督教恰在八十年代初的宗教开放政策后“巧遇”农村社会的需求,并给予了及时地回应,藉此迅速占领农村的信仰空间。

   本报告中主要的概念“西方宗教”,是指包括以圣经为基本教义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基督教异端组织(即本土邪教组织如东方闪电、三赎基督)。其中以基督教为主要叙述对象,基督教仅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出现的基督新教。“地下西方宗教”概括的是所有没有在政府登记注册或不承认政府领导的西方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地下天主教、基督邪教组织等。

   在调查点的选取上,本报告遵循区域差异的原则。在广泛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将中国农村汉人居住的核心地区分成南方(华南)、北方(华北)、中部、长三角五个区域。其中南方和北方农村是中国主要的农业产区,是农民最集中的地区,因此我们对宗教信仰的调查也主要集中在该地区。

  

当前中国农村的宗教概况


   西方宗教在我国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入到解放前夕,二是全国解放到文革前夕,三是八十年代初宗教开放政策到现在。

   当前我国农村整体的宗教生态无论从信众数量,还是从发展速度和趋势来看,西方宗教都是保持着一枝独秀的局面;佛、道教信仰的空间虽较改革前有所复兴,但总体状况是逐渐萎缩;民间传统的信仰形式在细枝末节上似乎有“复兴”迹象,但无法在体系上重构,呈急剧衰败之势。基督教在西方宗教中又占据独大的角色,在中国认定的五大宗教中,基督教信众占在农村占95%以上,地下基督教(家庭教会和邪教)近年发展的速度惊人,占基督教的70%左右。天主教在农村的传播稳中求进,地下天主教势力在河北、温州一带较为严重。

   就区域而言,北方农村与南方农村的宗教生态差别十分明显。北方农村的传统信仰形式已接近衰靡,无法自圆其说,留存的枝节性信仰也已经形式化和去神圣化,难以满足农村对宗教的庞大需求。西方宗教的各种形态在该地区遍地开花、结果,迅速蔓延,其中基督教信众业已占其总人口的10%到15%,且呈急速增长趋势。

   南方农村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信仰体尚保存完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圆其说,给予人们应对各种变化形势的一套相对圆满说法。因此该地区传统信仰体系构成了对西方宗教的抗体,使后者无法顺利进入。但调查表明,南方信仰体系亦正在走向瓦解,抵抗西方宗教的抗体正被人们怀疑和抛弃。

  

一、中国农村宗教生态的基本特点

  

   1、西方宗教遍布北方农村,在南方农村缺少根基

   从全国农村的宗教生态来看,北方农村有10%—15%的人口被基督教囊括,另有50%左右的人声称信仰传统的民间宗教,如烧香拜神,其他的则声称什么也不信,或者信仰自己、信钱,或者信仰共产党,或者信仰基督邪教。尽管传统信仰所占的比例较高,但是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基督教“三自”教会或者地下教会,它主导着信仰的话语权和信仰空间,并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传教欲望,传统信仰在基督教面前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往往被后者贬斥为“封建迷信”和拜偶像,因而越来越萎缩。且就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而言,基督教信徒高居首位,在不少地方占宗教信徒的95%以上。从北方农村的地域来看,几乎每个省份的基督教信徒都要远远超过南方省份,农村信徒更甚,其中又以河南为最。天主教也主要存在于北方农村。

   南方农村几乎没有正规基督教的身影,只有家庭教会和基督邪教在不遗余力地渗透。一般的县域内没有正规的教堂,只有少数聚会点,一个偌大的县城只有两个家庭聚会点,相当于北方的一个庄。

   南北农村基督教发展的差异与各自社会内部对基督教的需求有关。而需求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当地信仰形式对人们的满足程度,二是当地乡村治理的状况。调查表明,北方农村信仰的完整体系已经基本上瓦解,难以满足人们信仰及日常功能的需求,不能提供一套说法,而南方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尚能为人们提供内部的解释资源。并且,北方诸多农村的乡村治理状况确实不佳,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进一步从乡村撤退,退出了了农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农村矛盾丛生、治理出现严重困境、伦理出现危机,等。而南方农村宗族性村落多宗族性村落,社会结构相对较为传统,内生秩序还能整合村庄,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和道德建构。

  

   2、北方基督邪教已被污名化,南方尚分不清楚基督教与邪教的区别

   北方农村对基督教的认识相对要深刻些,普通教徒和民众能够清醒地区分出“政府允许”的基督教和“歪门邪道”的基督教。北方农村对正规基督教与基督邪教的严格区分状态,既与宗教管理部门对邪教的打击、反面宣传有关,也与该地区基督教的正规化、合法化有关。基督教其内部各种派别在农村争夺信众而相互攻讦、拆台,拉拢对方成员。因此正规的基督教与基督邪教之间往往是竞争关系,前者会不断地制造出后者不合法、反动的言论和事件,以在名誉上维护自身的纯洁和他者的邪恶。

   正规基督教由于是“政府允许”而为人们所接受,并接受其对其他宗教的评论。邪教组织在北方农村已被标签化和污名化,因而不被人们认可,尽管有所发展,但速度远没有正规基督教快,而且近年有衰弱的趋势。正规基督教占据着北方农村大部分的信仰空间。

   在鄂南、湘北、江西等南方农村传播的基督教主要是基督邪教,如东方闪电、三赎基督,正规的基督教一般只在县城少量存在。人们并不认为这些基督邪教是邪教,基本上没有正邪的概念,普遍认为是信仰基督教。人们除了对它“不要祖宗”甚为反感外,一般不主动排斥。

   南方对正规基督教与邪教缺乏严格区分,与该地区对基督教需求较少、正规基督教发展缓慢有关。由于南方农村自身内部的宗教信仰体系相对较为完备,特别是对祖先的崇拜非常虔诚,将祖先视为真神,处在村落信仰体系的中心。南方的信仰体系是抵制基督教传播的重要堡垒。南方基督教传播少,人们对它的认识就很不清晰,认为只要是信仰耶稣的都是基督教。基督邪教与正规基督教的区别,除了对教义的理解、组织的缜密程度、宣扬的功能满足之不同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传教的动力不同。正规基督教传教动力远比基督邪教要小。正规基督教,特别是“三自”教会在需求较较少的南方地区传教,只要遇到阻力、认为难以传播之后,就容易退缩,不再主动向这些地方传教。而基督邪教则相反,它有极强的传教、扩大组织的冲动,并在内部规则中明确规定信徒传教的义务与数量。因此,即使在需求较少的地方,也很容易发现基督邪教的身影,尽管传播的人数很少。这样人们就容易根据基督邪教来定义基督教。

  

   3、北方传统信仰体系丧失主体性,南方尚能自圆其说

   任何一套完整的文化信仰体系要在当地生根、得到人们的认可,必须满足提供三套不同层次的支撑系统。从基督教传入情况来看,北方农村的文化信仰体系已经丧失了完整性,无法给予人们这三层次的支持系统,而南方则相对保存完整。

   首先,具备主体性的文化信仰,给予置身文化信仰系统的人们以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合理性、正当性之内部解释及规则系统。北方农村文化碎片化之后,就不再是人们能够获得社会性面子、荣耀、地位、权力的评价系统,这一系统也越来越弱化,人们可以轻易逃逸出去。特别是当村庄出现其他团体性人际关系网络和评价系统时,这样的逃逸就更可能。基督教信徒是当地最决绝的逃逸者,他们完全是对村庄评价系统的规避,显得很决绝,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在教会里获得这样的评价体系。他们干脆利落、不留一点瓜葛的退出,一方面表面教会的评价系统更吸引人,他们完全可以在其中获得某些社会性、精神性的成就,另一方面则表明的是村庄的评价系统已经瓦解,不再构成吸引力和对人们的压力,对退出者已经没有了任何惩罚措施,即在评价系统上进行边缘化,没有这样的能力了。

   但南方尚有,人们在这里很难有彻底的退出机制,无论是村庄价值评价体系还是信仰,都没有退出的机制,即使是不信仰鬼神的个人和家庭,也必须得服从信仰层面的一系列规则。否则就会遭遇村落的惩罚。在对待基督教问题上,南方基督教信徒很难完全退出传统的文化信仰系统和人际关系网络。

   其次,具备主体性的文化信仰,能够回应社会变迁,给予人们角色和地位变化以一套说法,安定人心、固化社会结构。北方农村的文化信仰体系已经支离破碎,无法在整体上具备一套完整的、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因此在面对变迁时就难以应付,自乱阵脚,所以社会才会感到惊诧莫名,又无力解释,因此会产生心理的焦躁和社会结构性的紧张。同时,面对外来的基督教文化时,又显得过于萎缩,在“封建迷信”的阴影下,一步步退缩。

南方尚能应对变化的政治社会秩序,特别是其祖先崇拜与传宗接代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事物的许多解释就倾向于从这里头去寻找原因,例如,当某一祖先下来的子孙其实命运并不一样的时候,就会从其更近的祖先寻找,因为各自有各自最近的祖先,这是不同的,因此命运也就会不一样;而对待当下的变化和人们之间的差距时,不是陷入恶劣的社会性竞争,而是将“出头之日”放在将来,有儿子就有世界、就有未来。因为这一套体系人们还在秉持着。北方则陷入了残酷的社会性竞争当中,就会有许多被甩出来的人,成为村庄的边缘性群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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