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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难懂纪登奎

更新时间:2017-03-03 15:55:36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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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纪登奎曾有一个检讨发言。在翻检这个发言的传达记录稿后,我曾想以这个检讨为框架,写出一篇关于纪登奎"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述评。但是,我很快发现,这是一篇无法完成的文章。因为,我难以把握检讨发言中那些纷纭复杂的事件,更难以理解纪登奎置身其中的感受想法。于是,我陷入一种深深的困惑:难懂纪登奎。

  

  

   晚年纪登奎身上,有一种高度矛盾的现象,即谨言和健谈的奇异结合。所谓谨言,是指他在正式场合的发言非常谨慎,他参加一些内部会议,除非被会议主持人邀请,否则不发言,若发言,则是三言两语,极其简明扼要,真正属于惜字如金。但是,在私下场合,如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谈话则是滔滔不绝,是真正的口若悬河。比如早晨散步,他常常会边走边说,一气呵成说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基本不需别人提起话题,也不容别人打断话题。我至今不能理解这种现象。

  

   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纪登奎是一个风云人物。不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他都表现得纵横捭阖,长袖善舞,风光十足。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纪登奎努力追随毛泽东营造引领的政治潮流。他不仅有特殊机遇,而且有过人才干,取得了官场上的极大"成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纪登奎是那个时代政治潮流的杰出"弄潮儿"。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后期的二十几年间,他行走在时代政治潮流的风口浪尖上,左右逢源,见风使舵,不断登上政治生涯的新高度。我这里用"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取其中性含义,并不含褒贬。纪登奎的这种表现,用渔民的话说,是站在潮头,"踩着浪尖走路"的人。这使我联想到苏东坡在"钱唐江"一词所描述的弄潮儿形象---"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遗憾地是,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口,在动荡飘摇的涛头,纪登奎未能"立"住,没有最后做到"手把红旗旗不湿"。终于,纪登奎还是失了手,"湿了旗",在后毛泽东时代被抛弃出局。

  

   从政治潮头跌落的纪登奎,晚年生活相当寂寥,可谓"门前冷落车马稀"。但是,从他的心绪而言,从他日常生活中的言谈话语来看,他与高层政治并没有"相忘于江湖"。他依然孜孜不倦于关注政治,对于政坛的风吹草动无法释然。中国政坛的风云激荡依然能使他兴奋不已。这或许是一种职业习惯。从我的观察来说,他无法做到忘怀,又没有机会介入,这可能是他内心痛苦的深层来源。

  

   就我来说,虽然直接看不出纪登奎晚年心境忧郁,但是,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心并不宁静恬淡。纪登奎退出高层政坛后,不仅没有远离官场纷扰,怡然自得,如陶渊明的那种状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缺乏无官一身轻的从容淡定,如苏东坡的那种状态-"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他的心境和神态,其实难以准确表达,有时候,他表现出厌倦了官场生涯,有时候,又情不自已地心系政坛风云,或者兴奋,或者失落,甚至还憧憬着"复出"。这种状态,使我想到一句咏春词--"谁道闲情抛却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或者还可以说,此时的纪登奎,"其身也闲,其心也苦"。


  

   政治是什么?通常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和理解。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成为人们古往今来关注的重要问题;政治还是一种学问,进一步则成为多种学科中的重要门类,政治研究需要学术积累和方法,这便是所谓政治学;从政治作为职业的角度看,或者政治从业者而言,政治还是一门艺术或者技艺。如同其他艺术一样,从事政治的人需要有特殊禀赋。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对于一般学者而言,研究政治活动,特别是研究政治人物,有一些特殊困难。刻画分析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如刻画分析一个音乐家或画家等艺术家一样。如果作者不是艺术家,则理解会有很大差异;如果作者也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不同的艺术家对于相同的艺术对象,体味与观察也是不同的。

  

   今天,我写纪登奎这样的政治人物,就常常受困于这种特殊困难。一方面,有关资料相当缺乏,大量基本事实还不清楚。我知道,比我更加了解纪登奎者大有人在,如"文革"中长期在纪登奎身边工作的人,有的依然健在,但是他们对于纪登奎不着一字;另一方面,即便是材料相当丰富,事实相当清晰,也未必能呈现出一个真实的纪登奎。道理在于,我们无法深入理解纪登奎,正如其他政治人物的研究一样。或者,作为政治人物的纪登奎,其职业表现和内心世界都相当迷离复杂,难以把握,难以刻画。

  

   学者分析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其实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在中华民国历史上,陶希圣身为著名政法学者,被顾颉刚称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又作为蒋介石"文胆",出任国民党众多高级职务,照常理而言,这样的人物对于政治研究应该充满自信,但是,陶希圣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却感叹:"书生论政,论政犹是书生"。类似身份的陈布雷,长期担任蒋介石首席幕僚,则在自杀前感叹"参政不知政"。由此可见,学者研究政治,特别是评析政治人物,委实需要谨慎,不能过于自信。

  

  

   但是,不能因此而把政治人物研究神秘化,或者说陷入政治人物的不可知论。毕竟,如孙中山所言,政治是"众人之事",政治人物总要活动在公众生活中,其基本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把握观察的;同时,政治人物本身是活生生的个人,也是可以了解和感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可以展开观察分析。

  

   更重要的是,研究政治人物,是为了通过分析研究这些显著影响了普通人生活的人,来服务于现在的政治改进,或者说,努力去解决现实政治的问题。

  

   关键问题是,用什么办法去激励和约束政治人物,或者说,用什么办法,使得政治人物能够最大可能地造福于普通人,而不是为普通人制造灾难。从这个角度看,建立好的政治生活规则,建立理想的政治人物与普通人的关系,塑造出好的政治人物,是政治改革的基本价值。或者说,虽然纪登奎本人及其政治生涯难以准确把握与清晰透视,但是,并不影响我们通过纪登奎的政治生涯来展开关于政治逻辑的联想。

  

   本人无意于对纪登奎作为政治人的功是非过做出评价,更不希冀给出什么结论性意见。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本人掌握的信息有限,显然没有能力做出这种评判,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本人认为没有必要做出这种评判。

  

   在中共历史上,有一种不断针对历史问题做出决议或结论的传统。从长时段来看,上世纪四十年代曾有过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八十年代也曾做过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从短时段来看,也不断地做出关于某项工作或者某段工作的总体性评论。针对某些比较重要的事件人物,也常常专门做出结论,甚至有诸如平反昭雪或者重新评定;即便对于一些不重要的党员干部,也通常会有评价性的组织结论。从体制运行角度看,以组织形式对于某些成员做出评价结论,是维系组织稳定和整合组织力量的重要机制。

  

   在体制的公信力很高、凝聚力很强的时候,许多人都以组织意见为个人意见,以组织的评价作为最后结论。现在,似乎组织评价的效力和信度急剧衰退。特别是经历了很多演变和反复以后,人们似乎更多地看到了组织评价的虚妄性。因为现实生活越来越显示,本来被组织高度称赞的某位人物,往往很快就有另外的真相披露出来,组织评价和公众评价均陡然逆转。如,一个被组织高调认定的"廉洁"官员、优秀党员,往往不久就被揭露出是劣迹斑斑的腐败分子。也有一些组织结论,几年前那样评价,几年后这样评价,颠来倒去,人们已经不知所云。显然,这些"组织结论"无可挽回地削弱了组织评价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作为特定时期的中央领导人之一,略知文革历史的人都知道纪登奎,也知道纪登奎是在"文革"中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纪登奎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官方并没有明确和公开的组织结论。对于当事者个人而言,或者说从个人现实境遇来说,这种组织结论和评价是重要的,因为直接牵涉到本人在体制内的处境地位,直接影响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待遇。所以,现实地看,这种组织结论是有意义的。

  

   但从根本上讲,这种体制性评价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真正的结论会在更大范围内、更长时间内发生,那就是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结论。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官员受到当朝皇上的处罚或者褒奖,有的甚至多次贬谪、多次平反。但是,从今天来看,历史会形成自己的结论,没有人在乎当时的朝廷曾经给予过什么样的结论。只有历史进程形成的结论,才是真正重要的结论。

  

   当然,对于某些历史人物或者历史性事件的评价,或者所谓历史性结论的形成,本身也是需要条件的。大致来说,最重要的是两个因素:第一是历史距离感,主要是做出评价时不再牵涉直接的个人恩怨,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这些人物和事件;第二是信息透明度,取决于关于这些人物事件的信息是否能够充分展露,或者能够获得。在信息被刻意控制的情况下,信息透明度很低,做出评价有很大难度。

  

   对于重要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困难通常来自两个层面。一方面,这些历史信息本身扑朔迷离,即便没有故意的遮蔽篡改,其真相内情也难以理清,有了出于特定目的的遮蔽和篡改,则更难理清;另一方面,从更深层面说,任何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永远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结论和判断,因为人们都是在特定的价值倾向和思想基础上做出判断。但是,这种分歧根本上不同于故意通过控制信息来控制评价。这种意见分歧是历史过程中自然发生的,其影响力也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当局为了特定目的有意规定的,更不可能通过某种强制性力量来统一人们的思想。

  

   所以,纪登奎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像其他众多政治人物一样,现在还不可能在信息自由、观点多元条件下作出观察和评价。对于学者来说,从研究的角度看,任何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评价问题。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历史叙事中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任何历史事件都有是非曲直。但是,事实真相和是非曲直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情,或者说,"真相"和"是非"显然属于两个层面。现在,对于纪登奎现象来说,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既难以逼近真相,也就无从辨别是非。高层面对纪登奎的"政治错误",采取"了犹未了"又"不了了之"的处置,于蒙昧之中彰显了高明。这似乎也是体制的张力和韧性。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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