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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为什么纪登奎没有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

更新时间:2017-01-03 23:34:55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题记:本文题目,我称为“麦克法夸尔之问”。多年前,在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麦克法夸尔教授第一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那是一次寻常的闲谈,但是,这个问题激发了我的新思考和写作欲望。2013年夏,我开始写散忆纪登奎系列,秋天,麦克法夸尔到访北京,我们又有讨论,那时我已经有了本文初稿。2016年9月,我又到哈佛,开始与裴宜理教授一学年的合作研究,与麦克法夸尔教授又有一些讨论。这些讨论,帮助我理解文革中的纪登奎,对完成本文有重要启发。这些讨论使我强烈感到,麦克法夸尔作为有从政经历的学者,对于中国政治,特别是文革中的高层政治,确实有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洞察力。因此,在本文发表时,我首先要感谢麦克法夸尔教授。当然,本文内容都由作者本人负责。

  

   当年,九号院里多有议论,纪登奎曾经被毛泽东考虑为接班人。但是,我在与纪登奎相处的日子里,从未直接问及此事。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纪登奎本人最为敏感的话题,如果问了会让他难堪。而且,我也知道,问了也白问,他不会回答我,起码不会直接回答我。现在,借助纪登奎当年漫无边际的闲谈,也许可以有所参悟。

   说毛泽东曾经考虑纪登奎作为接班人,普通人也是可以设想的。在毛泽东执掌中国政局的最后七年,纪登奎一直在毛泽东“御前行走”,受毛泽东之托主管中共的组织人事等高层要津,也管理农业等民生大计。其时,纪登奎正当盛年,地方主政经验丰富,在结构畸形、人数有限的高层领导集团成员中十分抢眼。因此,毛泽东考虑接班人选,纪登奎自然会进入视线。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毛泽东执政最后七年,纪登奎的政治地位上升并不显著。标志性事件是一系列的。1973年秋天中共十大召开,九大时与纪登奎同时进入政治局、排名在纪登奎之后的军人李德生,成为党中央常委、副主席;九大时中央委员王洪文成为党中央副主席,显现了接班人的明显态势;九大时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也进入中央常委。这三个人都超越纪登奎走在了毛泽东接班人前列。在李德生去职、王洪文暴露出不堪重任后,邓小平于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复出,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可以说又出现了新的接班态势。此时,在毛泽东接班人的序列里,纪登奎的位置并未提高。1976年初,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接班人序列人选出现了新变数,似乎纪登奎也出现了新可能。但是,政治位势在纪登奎之后的华国锋后来者上,一跃而成为毛泽东接班人。

   这里的问题是,纪登奎在中央高层地位如此显要,但是,为什么在毛泽东接班人安排上一直没有走到前边,或者说没有机会独领风骚?

   在我看来,毛泽东没有选纪登奎作为接班人,也许是因为对纪登奎太了解。连续多年,纪登奎直接为毛泽东直接办事,经常在毛泽东身边出入。应该说,毛泽东对纪登奎的直接了解,显著多于其他几位曾经考虑接班的年轻领导人。也许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发现纪登奎并不适合作为接班人。

   那么,纪登奎没有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究竟是能力问题,抑或信任问题?一般而言,从能力和资历来看,就当时相同年龄段的中央领导人来说,纪登奎比李德生、王洪文、华国锋等都有明显优势。因此,纪登奎没有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应该不是能力问题。那么,主要是什么问题?我的猜想是,主要是信任问题,即毛泽东对于纪登奎没有足够的信任。纪登奎为什么没有能够得到毛泽东更多信任?纪登奎从来没有直接谈及过。但是,从他的言谈话语间,也许可以找寻出蛛丝马迹。

    

   一  在接班人行列中

   从1969年春进入政治局,到1976年春天华国锋被明确接班人,纪登奎在毛泽东接班人行列中的位置并未发生重要改变。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毛泽东直接说到要把纪登奎作为接班人之一来培养,最早是在1970年秋天。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这个时候,在高层领导人的年轻一代中,大概毛泽东最为欣赏的是李德生和纪登奎。李德生和纪登奎都是1969年4月九大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52岁,纪登奎46岁。文革开始时,两人职务都不高,李德生是解放军第12军军长,纪登奎是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成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据说,毛泽东对于李德生的最初欣赏,是来自李德生在“文革”初期军队支持左派中的表现,即他比较好地平衡了文革中的各派实力,稳住了安徽局势。至于更深层原因,则不得而知。但是,李德生很快就失去毛泽东信任,并于1975年1月4日给毛泽东写信请辞副主席和常委。毛泽东同意了李德生同志辞职,并指示此事只在党内口头传达,不要写在全会公报上。1月8日,十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李德生的辞职。至此,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李德生作为接班人的设想宣告结束。

   1973年9月中共“十大”,是文革中期一次非常重要的权力分配。根据毛泽东的安排,纪登奎成为会议筹备负责人,直接领导了十大的筹备组织工作;次年,毛泽东又指定纪登奎负责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筹备工作。纪登奎当时分管中央组织部。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很受毛泽东信任倚重的。但是,从“毛泽东接班人”的最高参照看,纪登奎在十大上收获并不大,具体表现为职务提升不显著。在十大上,纪登奎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正式委员,并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而李德生成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王洪文成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张春桥也成为政治局常委。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考虑,在纪登奎身上并没有体现。

   为什么纪登奎在“十大”上职务提升有限?确切答案无从考证。大致来说,从毛泽东最初谈话提到纪登奎可以作为接班人,到另一次谈话表露出迟疑,说纪登奎作为接班人“还要再看一段”,期间大约一年左右。据河南省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访谈资料,毛泽东对于纪登奎作接班人发生迟疑,是在一次与河南省领导人谈话中流露的。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在武昌东湖宾馆与河南领导人谈话时,特别问道:“有人对我说,纪登奎在河南犯了什么错误。这个人怎么样啊?”有个河南领导人回答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表现很好。要说犯错误的话,就是有一段时间在河南支持造反派搞“反复旧”,跟山东的王效禹一样,有“反复旧”那种思想倾向。”毛泽东听后,当场说道:“纪登奎这个人接班,今后还要再看一段”。由此可说,此时的毛泽东对于纪登奎的信任已发生一定程度动摇。

   从毛泽东这番话可见,毛泽东有另外渠道了解纪登奎在河南“文革”中的表现,并对纪登奎有所不满。这位河南省负责人的回答,看起来是为纪登奎做了开脱,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佐证了纪登奎在河南有类似王效禹的问题。王效禹是文革前的山东青岛市副市长,“文革”初期成为山东造反组织负责人,一度担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即山东省最高领导人。中共“九大”上,王效禹成为中央委员,但是很快即被关押。王效禹在山东发动的“反复旧”运动,具体过程比较复杂,简单来说是,王效禹提出“文革”成果已经被所谓“守旧”力量侵占,或者说文革中夺权运动还不够彻底,需要再来一次造反夺权。至于说纪登奎在河南有类似王效禹在山东的问题,以本人对于河南文革初期的了解,则毫无所知。后来,这位参加毛泽东谈话的河南领导人被打成林彪死党,关押审查了很长时间。有一些人认为,这是纪登奎利用当时主管林彪专案的机会,打击报复这个人。

   我个人认为,虽然从河南角度看,纪登奎被认为有类似山东王效禹的问题,而王效禹是最早被毛泽东整肃的造反上台的省级领导人,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决定性地影响毛泽东对于纪登奎的信任。因为,“文革”历时十年,河南阶段不仅短暂,而且属于局部,对于毛泽东来说,观察判断纪登奎,应该主要是依据他在中央工作的表现。这段工作不仅时间长,而且属于政治全局。具体说,应该是在中央工作期间,毛泽东通过对纪登奎的考察,发现了一些不能令他满意的地方,才决定放弃让纪登奎作为接班人的考虑。

   作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华国锋后来居上的转折性事件是,1976年初,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此时,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一位之多,排名在邓小平之后有张春桥、纪登奎、李先念等。邓小平再次被贬后,纪登奎、李先念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毛泽东指定一位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换句话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以后,众多副总理不能群龙无首,需要毛泽东指定一位副总理来担任其他副总理的领导。最终,毛泽东指定由华国锋牵头负责。可以说,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负责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张春桥、纪登奎的接班预期就化为化为乌有。                            

   那么,纪登奎在中央工作期间,为什么没有获得毛泽东作为接班人的最高信任?以本人从纪登奎晚年闲谈中猜想,毛泽东对于纪登奎有所不满,进而影响到不考虑关于他作为接班人,是基于他在中央领导层的表现。这种表现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基于纪登奎在高层权力斗争中的表现,即毛泽东对纪登奎不尽满意的,是纪登奎在高层斗争中为毛泽东冲锋陷进表现欠佳。虽然在很多老干部看来,纪登奎当时办案整人相当卖力,得罪了很多人,但在毛泽东看来,还没有做到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另一个层面是,纪登奎在当时重大政策问题上的表现,具体说是,在农业政策的思想导向上,毛泽东对于纪登奎也是有所不满的,即纪登奎的思想倾向与毛泽东不完全合拍。或者说,纪登奎当时在理解和推行左倾的农村政策方面,在毛泽东看来还不够坚决彻底。简而言之,不论是在政治思想倾向,还是在高层斗争中的表现,毛泽东对纪登奎都是不够满意的。

  

   二  在高层政治漩涡中

   在文革后期的高层斗争中,毛泽东对于纪登奎的表现似乎越来越不满意。

   中央高层作为政治集体,历来不是铁板一块,或者说,这个集体也可以按照政策倾向不同、权力组合不同划分为不同阵营。这些阵营的力量组合在不同条件下常常变动,具体说,某个人属于那个阵营虽然大致确定,但也是经常有所变化的,即在特定情况下不断出现阵营的重新组合。当然,这种重新组合一般都是临时性的。政坛阵营之间的斗争其实历来都存在,只是有时候清晰,有时候不那么清晰,有时候相互之间的纷争激烈些,有时候相互之间的纷争和缓些。显然,“文革”期间这些阵营之间的冲突更直接明显。这种高层政坛的阵营现象,即便是一般人也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纪登奎作为身处高层政坛的中央领导人,自然更有常人无法企及的体察和理解。在与我的闲聊中,纪登奎甚少直接解剖讲解高层斗争的阵营现象,但是,他常常在漫不经心的谈话中勾勒了阵营格局的大致图谱,并在有意无意间总结自己的从政得失。

   在纪登奎看来,从他进入中央领导层到毛泽东去世的七八年间,经历了三个巨大的政治漩涡。这三个政治漩涡,一个是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一个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一个是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这三个政治漩涡既有不同时间上的轮换更替,又有同一时间段里的交织纠缠。每一个政治漩涡都会把高层领导人的表现立场做出切分,即出现“站队”问题,或者是整体上即一系列事件上的站队,或者是某件事情处理中的站队。可以说,在这些政治漩涡中,深陷其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回避阵营依归的问题。

在毛泽东与林彪所形成的政治漩涡中,具体说是在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中,从纪登奎的自我判断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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