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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柏格森对21世纪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创造的进化》发表100周年纪念

更新时间:2017-02-16 10:51:00
作者: 高宣扬 (进入专栏)  

  

   2007年是柏格森著作《创造的进化》(L’évolution créatrice)发表100周年。柏格森以其敏锐观察力,在这部划时代的哲学著作中,指明了现代哲学研究的关键论题,把生命当成哲学思考的焦点和原动力,使哲学不仅更紧密地与人的生活命运结合在一起,而且也使哲学与自然科学找到了相互结合的关节点。当代哲学、科学技术和整个社会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进程,已经并将继续证实柏格森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为此,2007年成为了当代法国哲学家围绕柏格森而重新思考人类文化和哲学的生命本身的历史契机,力图把握21世纪全球社会发展的珍贵转折机遇,以柏格森的思路为主要参照点,重新探索哲学与科学相结合共同揭示生命奥秘和实现文化创新的可能前景。

   一、柏格森哲学的生命力

   2007年,法国及整个西方哲学界围绕柏格森著作《创造的进化》所召开的各种研讨会以及为此发表的各种最新著作,主要是重新探索《创造的进化》的重要意义,并由此全面重新估价柏格森哲学思想在法国,以至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

   一位思想家的卓越贡献,往往不会在一次性的探索中全面完成。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一位真正思想家的创造过程本身,总是内含活跃的生命力,其内容和思路复杂而富有波动性;另一方面,历史也具有其自身的生命,时时或隐或显地重组,形成历史生命的各种力量相互牵制,构成紧张的张力网,其方向潜在着多维度的发展可能性,其内容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任何历史评估都势必一再地反复进行,特别是要依据和结合各个时代的具体条件来进行。

   关于柏格森哲学的性质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哲学界向来有很多争论。[1]在当代法国哲学史上,柏格森哲学的命运和遭遇是多变和曲折的。[2]当他在世时,他的哲学才华及其著作的文风魅力,曾经广泛地吸引大多数人对他的尊重,以至在20世纪最初30年内达到将他个人神秘化,并对他产生崇拜的程度。

   1889~1934年,柏格森先后发表《论意识的直接材料》(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s, 1889)、《物质与记忆》(Matière et mémoire, 1896)、《论笑》(Le rire, 1899~1900)、《形而上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métaphysique, 1903)、《创造的进化》(L’évolution créatrice, 1907)、《精神能量》(L’énergie spirituelle, 1919)、《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根源》(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1932)及《思想与变动者》(La pensée et le mouvant, 1934)等重要著作,使他不仅在1900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而且在192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柏格森哲学的独创精神,使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总是座无虚席。著名作家查理·贝居(Charles Péguy, 1873~1914)、艾略特(Thomas Stearms Eliot, 1888~1965),哲学家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吉尔松(Etienne Gilson,1884~1978)、让·瓦尔(Jean Wahl, 1888~1974)及许多科学家等,都成为他的忠实听众。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柏格森渐受冷落,尽管当时名噪一时的萨特[3]、梅洛-庞蒂[4]和列维纳斯等人均直言不讳地声称柏格森思想对他们的深刻影响。

   应该感谢安德列·罗比奈(André Robinet)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因为前者在1959年柏格森百年诞辰时,特地发表纪念文章[5],倡议隆重纪念这位思想家,还为他编辑出版了《柏格森著作文集》[6];后者则在风起云涌的1968年学生运动前夕,发表《论柏格森主义》,强调柏格森哲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提出“多质多元性”(la multiplicité)的概念。[7]

   德勒兹在柏格森哲学宝库中的新发现,不但推动了柏格森思想的研究,而且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启蒙以来的现代性原则对整个哲学史研究的复杂影响。

   由此出发,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柏格森的哲学一再地被重估,并因此推动了当代法国哲学的更新。

   为了尽可能准确把握柏格森思想的精华,既要具体地探索贯穿于他的著作中的基本思路,又要围绕他所面对的历史论题,寻找他所处时代的哲学争论的焦点。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起,法国哲学界研究分析柏格森的著作,几乎涉及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维亚德·巴伦著《柏格森》[8]、加利佑著《柏格森导读》[9]、巴尔巴拉斯著《经验的转向》[10]、布拉多著《论当场显现与超越的场域:柏格森哲学中的意识与否定性》[11]及沃尔姆著《“物质与记忆”导读》[12]等。

   在此基础上,研究柏格森的专家、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国现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兼里尔第三大学哲学教授弗列德里克·沃尔姆(Frédéric Worms, 1964~),在发生世纪转折的2000年,倡议召开题为“关键时刻1900年的哲学”(Le moment 1900 en philosophie)的研讨会,以柏格森哲学为轴心,集中探讨20世纪转折时期的哲学氛围及其焦点。研讨会并不单纯表面地只比较当时出版的各种重要哲学著作及其思想,也不停留在观察当时流行的各个学派及其理论,而是试图发现1900年的哲学思考的中心论点及其历史根源和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同时又使之与2000年加以比较,以便总结出贯穿前后两个时期的本质性思想特征。[13]

   弗列德里克·沃尔姆在他的最新文章中画龙点睛地概括了柏格森的主要贡献。沃尔姆说:柏格森的天才发现,就是明确而具体深入地揭示了作为哲学研究主题的“生命”中所隐含的“思想与时间之间的矛盾”(la contradiction entre la pensée et le temps)[14]。正是这个思想核心,使柏格森哲学无愧成为法国哲学史发展的新转折点:它宣告了统治300年之久的“笛卡尔时代”的终结以及新哲学时代的开始。[15]

   “生命中的思想与时间之间的矛盾”这一命题,实际上已经以最浓缩的象征性语言,概括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整个理论争论的基本精神。

   二、作为“绝对”的精神生命

   柏格森的思想的珍贵性,恰恰在于他自觉地视思想创造为生命,并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深刻地把握了文化和哲学创造的焦点论题,以他人无法企及的广阔视野和敏锐洞察力,试图在对于生命的哲学探讨中把握解决关键论题的钥匙。

   柏格森一生始终不停地思考哲学和生命的基本问题,并试图一再地探寻新的可能性,重新依据科学和文化的最新成果的启发,推动他的哲学思路在生命自身的创造进化中不断更新。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怀疑传统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基础,试图根据当时科学的最新发现,全面反思达尔文进化论及其他实证科学的基本原理,再反过来思考从生命的角度进行哲学改造的可能取向。

   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以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为基础而发生的技术革命及其对全球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冲击,使西方哲学从19世纪末起,就面临如何更新哲学基础研究的挑战性问题;分析哲学、现象学、生命哲学、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等学派,都纷纷以其基本观点为基础试图和盘托出改造哲学的新方案。不仅著名哲学家,而且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包括罗素、胡塞尔、柏格森、爱因斯坦、彭加莱、韦伯、杜尔凯姆、弗洛伊德、狄尔泰、普鲁斯特等,都纷纷在同一时期接二连三地围绕类似主题发表著作,其共同点就在于揭示: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后果,已经使古典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基本方法论完全失效;哲学、文学和科学创造必须围绕生命论题而关怀人的命运。

   当时,如果说爱因斯坦是以其天才的相对论颠覆了旧科学认识及其机械论思考的典范,那么,柏格森就在哲学上敏锐地抓住了“时间”论题的要害,试图使哲学彻底打破旧形而上学的桎梏,实现哲学本身的科学改造。然而,号称最符合科学精神的分析哲学代表人物罗素,却在1910年强烈地攻击柏格森新哲学的基本范畴“直观性”(Intuition),并不惜回溯到启蒙时代,借用伏尔泰对卢梭的批评语词,嘲笑柏格森“试图把我们拉回蜜蜂和蚂蚁群的生活方式”[16]。

   其实,罗素只是把哲学改造的关键问题建立在数学的逻辑研究的基础上,而其重点是建构真理语句表述的基本模式。柏格森为此指出:他所感兴趣的,毋宁是无法通过数学还原的“非空间化的无形的生命时间”,即“在思想中运作的生命的绵延”;它既不是笛卡儿、牛顿、康德等人源自自然科学模式的时间概念,也不是罗素、爱因斯坦等用最新数理逻辑或相对论公式所可以简单概括的。

   生命的奥秘,在柏格森看来,就在于穿透在时间复杂脉络中的本质性思想的“创造的进化”。因此,真正的科学以及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哲学,必须以揭示“生命”、“思想”、“时间”和“语言”的四重交错关系及其运作逻辑为己任。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时间”就是现代哲学所必须优先思考的“绝对”(L’Absolu)。

   柏格森尖锐地指出:不但不能单靠现代数学以及以它为基础而建构的现代科学,而且也不能局限于理性、经验形式的分析及语句上的逻辑模拟推演。哲学家有什么理由,非要把具有生命价值的人的思想和行为,局限在理性和经验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从日常生活行为到艺术、哲学和宗教的各种更高一层的创造活动,难道不是一次又一次地超越理性和经验,并不断地显示与难于言表的复杂内心变化的密切关系吗?

   有趣的是,柏格森的同时代人维特根斯坦(Lug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也从另一个角度尖锐地揭露了以罗素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热衷于“科学语言”逻辑分析的缺陷。正如布雷斯威特(Richard Bevan Braithwaite, 1900~1990)所指出的:“我们可以事先肯定,宣称从逻辑上必然的前提出发,凭借逻辑上必然的蕴涵,派生出有意义的经验命题,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17]维特根斯坦从20世纪30年代之后甚至还向前走得更远,直接导向《哲学研究》的语言游戏思维模式。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向,从另一个侧面与柏格森思索哲学改造的路径相呼应,并显示了它的可取性。

   显然,如果说,柏格森极端重视哲学与科学的新型关系的话,那么,他所理解的科学,绝不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框架中的科学,而是对于生命发展中的思想、经验、语言、感情、意志和艺术创作想像力等复杂因素以及带有一定神秘性力量的交错多变网络的观察和直观体验,特别是必须通过生命在时间的无形隧道中的“创造性进化”,去把握世界的存在奥秘。如果哲学要与科学相结合而实现科学化,那么,它所应该探索的,恰恰就是这样的复杂网络。21世纪初的生命科学成果本身,也已经以科学发展的事实,证实了柏格森生命哲学原则的重要意义。

   1.生命的特征就是创造

在柏格森之前,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影响下,就已经出现像斯宾塞那样的杰出哲学家,主张采纳达尔文进化论的模式,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斯宾塞的思想给予柏格森深刻的启示。尽管“斯宾塞的哲学旨在把握事物的真迹并以事实的细节作为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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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年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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