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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论梅洛-庞蒂的生命现象学

更新时间:2017-02-16 10:57:14
作者: 高宣扬 (进入专栏)  

  

   为了使哲学本身的思想生命真正获得新生,梅洛-庞蒂把哲学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人体生命的现象学研究,并为此不惜重建整个哲学理论大厦之根基,从彻底清理其本体论基础做起,以致使他对哲学之“惊奇”本质一再提出“再惊奇”的发问,尤其从对身体与精神的内在复杂交错关系的探索入手,开创出法国特有的生命现象学研究的新路。

   一、法国生命现象学的转向及其双重根源

   对于生命的哲学探索,在现象学研究中无疑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法国现象学来说,生命现象学的探索是受惠于双重传统:一方面来自法国哲学本身的启发,接受笛卡尔以来所积累的生命哲学研究经验;另一方面则直接继承和发展胡塞尔学派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米歇·昂利(Michel Henry,1922-2002)曾经指出:“使存在论隶属于现象学,也就是‘使存在隶属于显现’(subordination de l’ontologie à la phénoménologie, c’est-à-dire de l’tre à l’apparatre),这本来早在西方思想史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就已经被笛卡尔所发现。……对笛卡尔来说,人是一个思想的存在,而思想就是呈现(l’homme est un tre qui pense. Et penser veut dire apparatre)。所以,人是一个呈现的晶体,他是以显现作为其本质的存在。”① 米歇·昂利认为,人们往往误解笛卡尔,以致未能足够重视由笛卡尔所开创的现象学研究思路。事实上,笛卡尔从来没有单独地说“我在”,从来没有脱离“我思”这个前提而孤立地谈“我在”。在笛卡尔那里,“我在”之所以“我在”,关键是由于“我思”,即“我在思中呈现”;“我思故我在”就是“我思而使我在思的呈现中存在”。笛卡尔尤其在他的《哲学原则》中强调说:我们唯独靠思想才存在。米歇·昂利由此得出结论说:“照笛卡尔的意思,唯独由于我们是一种单靠思想而呈现的存在,才使我们自己成为存在。”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开通了走向生命现象学的最初思路。

   从那以后,法国的生命现象学研究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特别是经过18至19世纪的心灵哲学家曼·德比朗(Pierre Maine de Biran, 1766-1824)的创造性研究,终于奠定了“身心双重交叉研究”的生命哲学特殊路线,为其后法国生命现象学提供深刻的启发。接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则进一步使上述“身心双重交叉研究”的原则成为法国生命现象学的特有典范。

   为了揭示生命运动中的纯粹意识的意向性与世界自我呈现的复杂关系,胡塞尔本人一向很重视对“感知”的研究,因为他敏锐地发现:正是在感知中,隐含了“对象是如何被给予”这个现象学的非常关键的问题的全部奥秘。胡塞尔指出:“在‘如何’中的对象”(Gegenstnde im Wie-)③,就是“世界的呈现”;而感知活动本身又同时地显现出“作为自身的事物”(la chose comme elle-mme)与“在其自身中的事物”(la chose en elle-mme)的间隔。④ 但胡塞尔未能对此进行更精细的探索而把重点转向关于存在及其合理论题的关系问题。胡塞尔临死前委托他的学生朗格列波(Ludwig Landgrebe, 1902-1991)发表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的现象学》,⑤ 在尖锐地揭示西方传统科学思想及其思维模式的内在矛盾的同时,强调必须把哲学研究转向“生活世界”本身(die Lebenswelt selbst)。胡塞尔主张以现象学所依据的“生活世界”新概念,“回到事物自身”,使源初的现象本身,生命般活生生地自我显现出来,呈现其真正本质。

   接着,胡塞尔的学生舒兹(AIfred Schutz, 1899-1959)在《现象学与社会科学》一文中也简略地说:“现象学哲学宣称它是一种关于生活在生活世界中的人的哲学,它能够以一种严格的科学方法说明生活世界的意义”。⑥

   同样地,胡塞尔的另一位学生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 1903-1993)也很早就致力于生命现象学的研究。哈娜·阿伦特曾经在她的《论精神的生命:朝向一个哲学的生物学》(The Life of the Mind.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1982)中高度评价约纳斯的生命现象学,特别赞赏约纳斯在《论生命现象》一书中所提出的“视觉的崇高性”的概念。通过“对生命事实的生存论说明”(An exist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biological facts),约纳斯实际上与梅洛-庞蒂一起,不约而同地看到:视觉是生命中一种带方向性的“隐喻”,也是“思想着的精神的基本模式”。“视觉是最典型的共时性的感觉。在视觉中包含了许多重叠的事物,把各种不同的部分共同地显示出来。所以,视觉把各种共时出现的不同事物呈现出来。”同时,约纳斯还认为,视觉生动地表现出它的“沉默的因果系列”,为人们提供一种特殊的具有中立性的感觉效果。⑦ 更有深刻意义的是,约纳斯还深入讨论了人的“图像制作”(Image-Making)的特征,主张建构一种“想象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the imagination),作为生命现象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斯·约纳斯认为,英国的休谟是想象的现象学的先驱。在想象和感知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想象也意味着“制造现在”(Making Present),即为人的当下生存创造条件。⑧

   由此可见,胡塞尔及其学生们都试图集中地在“生活世界”中寻求“使现象自身自我显现”的确切方法。

   所以,严格地说,不能把现象学仅仅当成一种哲学流派或方法而已;现象学所关心的,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问题,而是哲学应该如何使现象自我呈现出其自身内在固有的本质。

   为此,胡塞尔曾经简明地把现象学的一切重要原理,归结为一条最根本的原则,这就是他所说的“一切原则的原则”(Das Prinzip aller Prinzipen)。根据这个最重要的原则,任何原本地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一个正确源泉;也就是说,在其具体的现实性中,就其发生自我给予的范围内,向我们在直观中原始地呈现出来的一切,都是可以直接类似于它自身所给予的那样被接受下来。⑨

   胡塞尔的简单概括,更明确地道出现象学方法的核心,这就是在天然发生的直观中,把握最源初出现的现象。所以,一切现象学,如果确实要真正贯彻胡塞尔所提出的“返回事物自身”的原则,确实要返回现象自身的“亲在”,确实要让现象的“亲在”活灵活现地再现出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要把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当成具有独自生命、并具有自我展现能力的真正生命运动过程。而这样一来,一切现象,作为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就势必成为活生生的生命现象而自我呈现,成为生命运动的自我表演过程;也就是说,现象的自我显现以及意识对于呈现中的对象的意向性把握过程,归根结底,就是现象自身的生命展现过程的自我显现与观察中的生命运动的自我表演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趋近过程。换句话说,现象之为现象,对现象学来说,其重要之点,并不在于现象本身,而在于现象之源初呈现所隐含的真正意义,而这也就是现象自身的生命呈现过程;而对于现象的观察和把握,其本质,就是观察者,作为具有内在性和超越性双重特征的生命运动,面对呈现中的现象,把自身的意向性与作为对象的现象自身的间距性,不断地通过生命运动的自我呈现,在其生存的世界中,实现向自身生命的重新回归,以便进行其生命自身与世界中的现象的双向反复交错而自我提升。

   海德格尔在其思想发展的初期就说:“无论人们在着眼于人的本质规定时是如何规定生物的理性的,……总之,理性的本质无论在何时何处都是基于下述状况:在对在者在它的在中进行任何一种了解时,在本身就已经是澄明的了;而且已经在‘在的真理’中出现了。同样的情形,在谈animal,即(生物)的时候,已经注定要先谈‘生命’;而谈‘生命’又必须以作为ξωη(生命)与(生)的在者为基础,有生命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在者范围内显现出来的。”⑩ 接着,海德格尔指出:“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人是这样成为其本质的。即人‘此’在,也就是说,人是在的澄明。这个此‘在’,而且只有这个‘此在’,才有生存的基本特质。人的出窍的本质在于生存,……”(11)

   由此可见,尽管不同的现象学家对生命的理解和诠释有所不同,但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到早期海德格尔关于生存的“事实性”(Faktizitt)以及与此相关的“实事性”(Tatschlichkeit)或“被给予性”(Gegebenheit)的范畴;从梅洛-庞蒂在《行为举止的结构》中所说的“生命”(la vie)到米歇·昂利所说的生命的纯粹的“自我激发”(Auto-Affection)(12),都表明“生命”一直是现象学所考察的核心论题之一,而且,对生命的现象学探索,就是现象学的生命本身。

   为此,把“返回事物自身”当作哲学研究的基本宗旨的现象学,不但要求哲学研究必须面对实事本身,而且也要求哲学家自己采取最自然的生命运动和朴素思维状态,让事物自身和对事物的把握过程,作为具有自我运动能力的独立生命现象,顺其自然地依据它们在实际生活与其周围世界的原本遭遇的状况中,通过哲学论述的展现过程,进行自我表演、自我言说和自我显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洛-庞蒂深刻地指出:“现象学的全部努力,就在于重新找出某种与世界的素朴接触,以便最后给予它一个哲学的界说。这是哲学试图成为严谨科学的野心的表示,也是对生活世界的空间、时间和整个世界的清理。这一切,就是尝试如实地直接描述我们的经验,根本不管经验的心理起源,也不管其他科学家、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能提供什么样的因果性诠释。”(13)

   梅洛-庞蒂的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是他自始至终都力图给哲学重新拟定新的任务和新的目标,不断探寻哲学反思之新路。正因为这样,梅洛-庞蒂并不满足于前辈现象学家对生命的探索;恰恰相反,他毅然跳出原有现象学对于生命考察的传统原则,并以其自身的创造性视野,开拓出生命现象学的新路径。

   二、“感知"是揭示生命奥秘的首要“入径”

   为了创建独具特色的生命现象学,梅洛-庞蒂进一步改造了现象学原有的“生活世界”和“经验”的概念,加强了从其“呈现”、而不是其“现象”的角度进行解析,因而不再像胡塞尔那样只在意识中探索意向性的倾向,而是把身体和意识以及整个精神活动,连同其周围世界诸因素,看成不可分割的生命现象,在身体和精神的多维度、多层次和多方向的“双重交错”(le chiasme源自希腊字khiasma,意思是“交叉”)或“交织”(l’entrelacs)的多元化活动中,深入探索生命创造活动的原始呈现过程的复杂现实条件、运作程序及其多种可能性。

   1945年,当萨特红得发紫的时候,梅洛-庞蒂的《感知的现象学》发表出版。这本书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相异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从主体意识,而是从人的身体在生活世界中经常相遇的“感知”(la perception)问题出发,探讨人的生存的最基本结构和性质。从现象学的立场来看,感知并不是关于世界的表象,也不是一种行为,不是有意识采取的立场。感知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是人以其自身的身体在生活世界的首要亲自体验。

如前所述,胡塞尔本人也早在《观念Ⅰ》中注意到:作为知识来源的知觉,具有“源初给予性的直观”的性质,只是它停留在“梗概地给予”的层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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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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