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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纪念熊伟先生105周年诞辰——《存在主义》2016年版序

更新时间:2017-02-10 12:02:19
作者: 高宣扬 (进入专栏)  

  

   今年是熊伟先生诞辰105周年。为了表达对熊伟先生的敬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刘佩英总编辑和哲学编辑刘旭建议我重版拙著《存在主义》。熊伟先生是中国存在主义哲学研究的第一大家,他本人不但在20世纪30年代亲自在弗莱堡大学聆听海德格尔的课程,而且是第一位把海德格尔思想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引介到中国学术界的学者。熊伟先生自20世纪40年代返回中国起,直到1994年逝世为止,先后在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名校讲授存在主义哲学。

   自1957年入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开始,我即受教于熊伟先生。大学期间,在熊伟先生开设的“存在主义”选修课上,先生为大家讲授系统的存在主义知识,同时指导我们精读《存在与时间》的两个章节,为我们掌握存在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本科毕业之后,我有幸继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受郑昕教授指导研究康德哲学,同时也使我有更长的时间求教于熊伟先生及其他北大的老师们。北大求学的岁月使我受益一生、终身难忘。

   回想拙著《存在主义概说》1978年在香港出版前以及之后多次在港台再版修订时,熊伟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亲切细致的教诲以及其课堂上和蔼质朴之表情,历历在目,使我心绪万千,不能自已。

   熊伟先生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有着极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善于通过中国传统智慧和语言,阐述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核心概念,把我们领入存在主义哲学殿堂,引导我们打开理解存在主义的思路,并且帮助我们奠定了一生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基础,同时也教导我们人之为人的道理。

   我记得很清楚,熊伟先生在讲海德格尔所说的“亲在之敞亮”时,使用了禅宗关于自身对佛法的顿然领悟时所感受的“恬然澄明”之话语,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理解到海德格尔的用意。从我在课堂上第一次听到“恬然澄明”以后,这个最生动、最深刻和最需要亲身体会的用语,就一直伴随着我的生命旅程,也同样指导我不断地加深对“存在主义”本身的理解。

   熊伟先生一向认为,哲学道理固然不同于一般的语言论述,但它们又是直接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把握哲学的真正“窍门”就是从自身的“亲在”体验入手!即是说,理解存在主义的关键,是首先把哲学当成学会自我生存的艺术,也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那种从自身的“亲在”虔诚修身出发,切身体验生存于世的实践智慧。西方人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特别是从笛卡尔之后,过于夸大理性的功能和意义,致使他们的大多数只关心自身主体性的核心地位,往往忽略了对于自身“亲在”的存在论体验,并在很大程度上将自身的存在问题从属于认知活动和求利行为,到头来,尽管他们自以为把握了真理,获得自己所追求的利益,却忘记了自身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把“自身亲在”这样最根本的事情撇在一旁。

   当熊伟先生试图用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和禅宗语词转译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时,他所关注的,并不只是语言表达,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即是把存在主义的基本道理不简单归结为主体性的哲学语言表述,而是使之直接变为“自身亲在”的领悟过程和活生生的在世做人的实践智慧,就好像禅宗所说的那种“恬然澄明”的哲学智慧。若是能真正进入“恬然澄明”的境界,就达到了“说”与“不说”都无所谓的程度,因为那是难以表达、也无求于表述的的原始自然自得的境界,即所谓的“有无混成”。

   世界上那些有限的和可见的物质形式以及它们的有限道理,是可以用语言说出来的。但“有无混成”的境界是物质与精神难以区分的最高生存状态,个人与周在的一切都自然地和谐交融成一体,惯常被人们分割成相互独立的“主体”和“客体”在此不再存在,而是呈现出最原始和最纯粹自然的存在原貌。

   熊伟先生经常对我们说,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气”,就是一种表现“有无混成”原始状态的恰当范畴,它不能用西方的现代科学语言去表达,因为西方现代科学的一切研究,都建立在把世界物质化和对象化的基础上。但中国哲学用“气”的概念或范畴灵活地表现了世界的原始生命运动状态,深刻地表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密切不可分割性;而且,物质和精神不但不可分割,它们之间简直就是在永远相互渗透中相互依赖,共同存在并且共同发展。

   谈到这里,我记得熊伟先生在1978年春对我提到了他的导师艾利斯·罗塔克(Erich Rothacker, 1888-1965)教授。熊伟先生说,罗塔克曾经探询“气”这个概念的意义。罗塔克教授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感兴趣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哲学人类学家。我就是从熊伟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哲学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当时我对“哲学人类学”一无所知,因此以幼稚的心情请教先生,正是熊伟先生最早给我关于哲学人类学知识的启蒙。先生指出,哲学人类学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思考方法,它把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多学科研究结合在一起,把人与他的周在世界的关系列为研究的中心问题,因为哲学人类学首先承认:人的存在只能是“存在于世”,而“存在于世”就不能不探究人的存在与他物、他人以及整个周在世界的关系。熊伟先生指出:哲学人类学更细致、更深入、更具体地研究人的存在与周在世界的关系,所以,研究存在主义必须与研究哲学人类学并行。但可惜中国哲学界很少有人理解这个道理。

   1979年之后,为了深入把握哲学人类学,我牢记先生的教导,首先在法国向克劳特·列维-斯特劳斯学习人类学,同时也注意德国从舍勒以来的哲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及其新成果,终于在1990年完成了拙著《哲学人类学》的撰写过程。当我在1992年再次见到熊伟先生时,他对我的哲学人类学的研究工作给予了肯定。

   熊伟先生留学德国期间,当时他深受艾利斯·罗塔克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如已所知,罗塔克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继承了狄尔泰生命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思想方法,而罗塔克的重要著作《精神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Tübingen 2. Aufl. 1930)和《逻辑与精神科学的系统性:哲学手册》(Logikund Systemat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Handbuch derPhilosophie,1926),就是对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基本原理的新发展,而罗塔克的这两本著作都曾是熊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存在主义的重要参考书。

   1987年张世英先生在武汉主持德国哲学国际研讨会,我有幸受邀参加。与我同行的,有前法国哲学会会长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 1920-2012)以及前德国哲学会会长赫伯特·施奈德尔巴赫(Herbert Schn?delbach, 1936-  )教授等。在那次会上,我们一起愉快地会见了熊伟先生,在此之后,我又单独与熊伟先生促膝长谈四次。

   由于赫伯特·施奈德尔巴赫也是哲学人类学家,在那次会议上,我特地当面向熊伟先生汇报了我多年来研究哲学人类学的心得,先生对哲学人类学的新动向极为关注,还特地询问了德国在二次大战后在哲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状况。

   为此,我向熊伟先生提及哲学人类学家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 1928-2015)的新观点:自19世纪末以来,促使哲学人类学从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脱离出来而成为独立学问的决定性因素,乃是因为对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集中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人类学是现象学运动的一个特殊成果,也是19世纪末以来试图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方法论的理论产物,它不只是满足于研究人的本质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哲学人类学应该区别于历史哲学、形而上学与一般自然科学而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即“人的生活世界”。这种观点显然是针对长期以来流行于德国哲学界的历史主义的一种“反动”。哲学人类学的出现和兴盛,说明历史主义的流行本身迅速地引起了它的反对派在理论上的抵制。

   按照哲学人类学的新观点,传统历史哲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形而上学中研究“人”的论题的一个分支。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乃在于把“人”拘禁在已设定的历史进程牢笼中。在传统历史哲学看来,人不是历史的主人,而是历史的奴隶;人的命运不是人自身所能确定的,毋宁是历史进程的结果。所以,历史哲学虽然也研究人,但人的本质却在历史的逻辑中被扭曲;而且,人反倒成为在历史的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广袤性的范围内被观察的“对象”,人的主体性反而在历史进程中不知不觉地消散了。

   哲学人类学从一开始出现,就很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关于人的真正本质的研究、关于人的精神的本质及其活动、关于人与自然界、关于人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关于人的行为与人的意识的关系、关于人的道德与人的社会环境的关系……所有这一系列有关人的根本问题,都不能简单地从历史的维度加以观察分析。人固然是一个历史动物,但人的本质恰恰就在于其对历史的积极主动的改造活动。而且,人作为人,首先并不是历史的产物,更不应为历史所限。人的本质是与人的特殊生活方式,与他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他对自身的生活方式的抉择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奥多·马夸德在他那本批判历史哲学的著作《历史哲学的难点》(Schwierigkeiten mit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1973)中,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历史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形式改变世界;但重要的是,不要骚扰它”(Die Geschichts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verschieden ver?ndert; es kommt darauf an, Sie zu verschonen)。显然,在哲学人类学家看来,历史与人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对历史的态度。真正的历史,只能是由人本身的生活及其行为所决定,而且,人对历史的态度也决定于人与其生活世界的紧密关系。

   应该说,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人的本质,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历史哲学在研究人的过程中,自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第一次正式使用历史哲学这个概念以来,曾经有过一系列重要的发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可以成为两个典型代表。但是,历史哲学远没有解决关于人的基本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近代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在其发展行程中,大有系统化、自我僵化和教条化之倾向,以致某些历史哲学的陈腐概念和片面的方法论,始终干扰着人们正确地理解人的本质。

   正因如此,有相当多的哲学家认为,近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发展,是黑格尔之后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的结果。施奈德尔巴赫指出:“哲学人类学从属于那种危机的历史,在这种危机中,对于人的传统的自我解释,连同唯心主义的崩溃而衰落,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说,它构成了这个历史的终点”。

   由于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人的问题从来都是哲学家们的重要论题。关于“什么是人”的问题,从哲学史的源头开始,一直是哲学家们争论和研究的基本问题。哲学一词本来应该很自然地把“人”当作中心问题来研究。在这方面康德曾经指出:人们本来可以把形而上学、道德和宗教从根本上算作“人类学”,因为“我可以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等最根本的问题,都同“什么是人?”的问题有关联。

熊伟先生指出,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中,对康德的上述深刻判断作了详细地分析,并重申人类学为形而上学本身奠定了基础。海德格尔在这本论康德的书中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学长久以来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名称,而且也是涉及到人类自身及其在存在者整体中的地位的基本趋势的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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