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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我的导师严侨

更新时间:2017-01-15 12:00:43
作者: 李敖  

  

   我在台中一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是严侨。

   严侨是福建福州人,是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1950年八月间,他比别的老师稍晚来,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有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那时台中一中图书馆主任是陈联璋老师,主办每周讲座,邀老师们做专题讲演。严侨应邀讲过一次“人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他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该译为“演化”,这一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又讲过一次“家畜山羊”,从高加索山羊。西班牙山羊、波斯山羊、喜马拉雅山羊说起,如数家珍,使我们惊叹他知识的多样与丰富。当时我和他并不相识,他是一位别班上的老师,我是一个另一班上的学生,他我之间,是自有距离的。

   1951年到了,我十六岁。暑假后进了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数学,这样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师,这时我在知识成长上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辞,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施启扬喜欢同我辩,但他实在很笨,又做少年老成状,令我总要用口舌修理他。由于我张狂好辩,在严侨课堂上,也就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叫吴铸人等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划,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专家,我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那时我们的数学作业有专门印好的“数学练习簿”,我在练习簿中做习题不在行,但扯别的倒有一套。我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W.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簿”发回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严侨真是迷人的老师,我愈来愈欣赏他。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细述我成长的历程。我对现实的不满、我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交了给他。严侨看了,对我有所劝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一般师生了。

   1952年我升高中二年级后,编到高二戊,数学改由黄钟老师来教。黄钟那时二十八岁,安东(今丹东)凤城人。他是国立东北大学毕业的,严侨是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的。在数学造诣上,黄钟似乎比严侨专精。黄钟对学生的诲人不倦,是我生平仅见的老师。他常常在下课时不下课,延长时间为学生讲课;或另外跟学生约定时间,在空堂时候跑来加讲。黄钟面目瘦削,身体很弱,有肺病,眉宇之间,总是一片忧愁。他几乎从来没有开怀地笑过,态度总是严肃而认真,令人敬畏。黄钟的父亲黄剑秋是我爸爸老友,爸爸担心我数学不好,特别请黄钟照顾我。黄钟对我印象很好,他在“数学练习簿”上批写:“为人诚实可爱。”给了我不少鼓励,当然他从没说过我数学好,——我的数学实在不好。我像许多恨数学的大人物(如邱吉尔、如萧伯纳)一样,对数学恨得要命。我的苦恼是数学老师却一一同我有交情,使我不胜尴尬之至。

   1953年到高三后,我自愿休学在家,准备以同等学力资格去考大学。要命的是黄钟仍不放过我,他和我爸爸“通谋”成功,硬要我到他家去,专门为我一个人补习。他家住台中市永安街一巷五号,我每次去补习,视若畏途,但是实在不能不去,内心交战,非常痛苦。这一痛苦,最后终因黄钟病倒而暂告结束。黄钟病倒,住在台中医院里,昏迷不醒,整天只好用机器抽痰。我每天去照料他,直到他无言死去。我大为伤感,写了一篇“黄钟”和“九泉唯有好人多”等几首诗纪念他,并把他的遗像挂在墙上。爸爸生平最好占卜星象,他跟我说:“黄钟是好人,可是长了一副坏人相。他的人与相不相称,所以要早死。”黄钟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严侨虽然不再教我数学,但他和我的交情却与日俱深。他家住在一中斜对面宿舍,就是育才街五号,是一栋日式木屋,分给两家住,前面住的是郭大傅老师,(他是江西兴国人,台湾中正大学毕业。二十年后,在景美军法处坐牢,和我见过面。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样迟来的红帽!)后面就是严侨家。因为一栋房子硬分成二户,所以变得狭长阴暗,不成格局。严侨约我去他家看他,我有时去。在黄钟住院后,一天严侨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诉他医生说黄老师恐怕已没希望了,严侨颇多感触。那时已是晚上,严侨要回家了,约我同行。在路上,他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我:“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国民党特务源出蓝衣社,他指蓝色,当然是指国特。)我顿时若有所悟。隔天黄钟死了,严侨再去医院,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约我进去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劣酒下肚,终于告诉我;他是“那边来的”——原来他是共产党!

   当时的台中一中,像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产党,“匪谍”被捕去。最令我心动的是当时女老师牟琴和他男友杨肇南老师的双双被捕。他们都是山东人,牟琴年轻艳丽,身材尤其肉感动人,令我们暗慕。一天夜里,他们都被捕去了,听说都是共产党、“匪谍”(多少年后,仿佛听说牟琴给放出来了,可是已被折磨得年华销尽了);还有一位教数学的杨肖震老师(福建政和人,二十四岁),也被捕去(后来听说太太生活无着,已改嫁给他的一个朋友了);还有一位王怀中老师(山东诸城人,三十八岁),教历史的,也神秘失踪了(多少年后才在新竹中学重拾教职)。当时颇有人人自危的味道。黄钟死后,外界盛传他是共产党,“畏罪自杀”云云。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相信。因为他咽气时候,我正守在他身边,他久病属实,绝不像是自杀。

   但是黄钟的死,确实给严侨带来极大的感触,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好人难长寿。黄钟死后,严侨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因为没有钱,严侨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我从没看过他有泥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他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伸开十指,双手向前推出,郑重表示不要“松”来扶他。中国文学非严侨所长,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汉书》龚胜传中这一典故,也不知道龚胜七十九岁成了殉道者的悲剧,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四十多年,却使我记忆忧新,永远难忘。

   在多次跟严侨的夜谈中,我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来台湾比较晚,并且是从福建偷渡上岸的,当时还带着严师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说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个罗盘,扬帆过海,就过来了,言下不胜得意。到台湾后,他被发现,国特把他请去,问他你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特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党的市长,他那么前进,你怎么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反倒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特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严侨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就是女作家华严),嫁给叶明勋。

   严侨在台中一中教书,自己也看了不少书,他过去的看书基础又厚,所以能够吸收新知,与日俱进。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显然因为读书和受我的一点影响,而开始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这种转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只有严侨那种智慧高人的青年人才做得到的。严侨投身在中国现代的狂飙运动之中,他投入这个运动,在知识上、见解上、情感上,都强烈受到左派教条的辐射,他们那个时代的这类革命者,一般都有着热情而崇高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勇于献身、勇于殉道,心之所善,九死无悔。但是,他们对他们献身、殉道的对象,却由于“目的热”,未免沦于“方法盲”,他们之中智慧高人的,一旦成为狂飙运动的浪花余沫,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当口,他们必然会有所觉悟,这是很自然的。严侨是共产党,但却是身陷在台湾的,他脱离了红色的磁场,孤单地局促在蓝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长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觉悟,是可以想像的。这种觉悟也许没有《修炼失败的神》作者那种细腻、也许没有《新阶级》作者那种深沉,但是严侨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尽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脱离;相反的,他要归队,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  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由于他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偷渡经验,我相信他说的,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那时候严侨三十三岁,我十八岁。

   严侨被捕时我还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从一中回来,说到一中传出严侨被捕的事,我听了,十分感伤。我的感伤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那时1950年生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女儿严谅还在怀里吃奶。我跟严师母商议多次,一筹莫展。我那时休学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学生身分,家里又穷,没有任何收入,实在愧无以帮助严师母。我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了一些钱,送给了严师母。后来我爸爸知道了,严肃责备我不可以这样做:“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这是爸爸的理由。这种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国民党的苛政下,同情毕竟是一种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危险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道德品质,也就备受考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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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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